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①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同志们：

我热烈祝贺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召开！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非常关怀这次会议，非常重视军队政治工作建设。虽然前一段时间我在外地，但一直关心着这次会议。一九七五年，军委就提出要召开这样一个会，由于王、张、江、姚“四人帮”[1]的破坏捣乱，没有开成。现在开成了，开得好，全军同志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人逢喜事精神爽”。我的心情和同志们一样，十分高兴。

这次会议着重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重大课题。这就抓住了关键，抓住了主要矛盾。同志们要我讲话，讲什么呢？我想讲一讲政治工作是我军生命线的问题。

毛主席从缔造我军之日起，就把革命的政治工作做为我军的生命线来看待。我们军队是党的军队，没有党的领导，没有政治工作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就没有生命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军的唯一宗旨，没有政治工作唤起干部战士的无产阶级觉悟，抵制资产阶级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就不能坚持我军的宗旨，就要脱离人民。团结是我军的力量所在，没有政治工作保证我军内部和外部的坚强团结，保证组织上的纯洁和巩固，军队就会涣散、瓦解。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政治工作保证在自觉基础上的严格的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军队就会成为一盘散沙。我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要打仗的，要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这个根本问题，使部队具有高昂的战斗意志，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和任务而英勇战斗，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所有这些，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不行的。政治工作是我军战斗力的源泉。

我说了这些，归根到底，就是我们军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否则，我军就有脱离党的领导的危险，就有改变无产阶级性质的危险，就有失去战斗力的危险，就有被野心家篡夺领导权的危险。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关系着我军的强弱、胜败、生存和发展。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我想，它的深刻含义就在这里。一九五四年，毛主席在审批《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时，亲笔写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回顾一下我军发展壮大的历史，对为什么说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就会认识得更清楚更深刻了。我们许多老同志曾亲眼看见过毛主席在秋收起义[2]和我军初创时期，怎样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建了我军的政治工作。许多老同志都直接聆听过毛主席关于不能忽视政治工作的语重心长的教导，聆听过如何做好政治工作的深入浅出、生动具体的指示。许多老同志也亲自看到由于政治工作的威力，我们这支无产阶级军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威武不屈，勇往直前，胜利不骄做，困难不动摇。我想，在座的同志，全军的老同志，都可以用自己的经历来证明，政治工作确确实实是我军的生命线。

① 这是叶剑英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录。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三湾改编[3]，是毛主席创立我军政治工作的开端。当时，毛主席主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个是建立共产党的各级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并且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毛主席亲自担任书记。这样，红军便完全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再一个是破除旧军队的习气和带兵方法，确立了我军的官兵关系是阶级兄弟的关系。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主席提出，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对于我军至为重要。强调要加强政治教育，使红军士兵懂得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这时，实际上已经形成。毛主席把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运用于军队建设，这是个伟大的创造。我军官兵在政治上完全平等，在生活上艰苦与共，俘虏兵一到红军，就感到红军与白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部队打下茶陵以后，毛主席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为二大纪律八项注意[4]，这是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它是无产阶级军队本质的体现，也是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在纪律上的体现。红军的官兵关系很亲密，就像长兄幼弟，军民也很团结，就像鱼水相依。干部的模范作用很好，就连我们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也和大家一起挑粮背米。那时生活很艰苦，战斗很频繁，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就是靠党的领导，靠政治工作。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的光辉著作中，谈到北伐战争的经验教训时说过，当时由于陈独秀[5]的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我们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党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就是在叶挺[6]同志的部队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所以经不起严重的考验。尽管这样，由于叶挺同志指挥的独立团，有共产党员，有党的组织，有党领导的政治工作，因而战斗力很强，成为威震敌胆的铁军。为什么叶挺同志的部队能够屡建战功，特别是汀泗桥关键性一仗[7]，以少胜多，扭转战局，打败军阀吴佩孚的部队，主要原因就在这里。这也证明，军队中有无党领导的政治工作，情况大不一样。

古田会议，对我军建设，对我军政治工作的建设，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毛主席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8]，是我军建军的伟大纲领。毛主席强调要对部队进行马列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的教育，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主席指出，不提高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建立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毛主席着重批判了单纯军事观点，批判了把军事和政治两者对立起来，甚至认为军事可以领导政治的错误思想，明确指出军事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批判单纯军事观点，就是批判脱离党的领导，轻视和不要政治工作的倾向。如果不纠正这种倾向，我们军队就会走国民党军阀主义的道路。从古田会议到现在，我军的政治工作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它的根本原则，它的基础，还是古田会议奠定的。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震惊世界的伟大壮举。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路线[9] 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以后我们党又粉碎了张国焘[10] 的退却逃跑路线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使长征得以沿着毛主席的路线胜利前进。长征途中遇到的困难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红军所表现的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也是史无前例的。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政治工作显示了它的巨大威力。红军斩关夺隘，枪险飞渡，爬雪山，过草地，虽然风餐露宿，野菜充饥，但是官兵上下那种崇高的阶级友爱是十分动人的，出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几十年过去了，此情此景，犹在眼前。如果没有毛主席的领导，没有党的正确路线，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保证红军的顽强战斗力，要取得长征的胜利是难以想象的。

抗日战争的开始，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我们党和国民党结成了抗日统一战线。在这个重要关头，王明推行有倾投降主义路线，取消我军的政治委员制度，把政治部改成国民党那样的政训处。有个别人受国民党酒色逸乐的引诱，以做国民党的官为荣耀，不愿意再过艰苦的生活，新军阀主义开始抬头。毛主席坚决纠正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批判了新军阀主义倾向，及时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坚持了共产党绝对领导八路军、新四军的原则。当时，毛主席亲自大力抓军队政治工作，一九三七年十月还亲自兼代总政治部主任。一九四二年，毛主席指示重印古田会议决议，发到连长，每人一本，要求大家当作课材，加以熟读。一九四四年，毛主席主持写成的留守兵团政治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我军政治工作的又一历史性文献。它肃清了王明路线在政治工作上的影响，发扬了优良传统，进一步提高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威信和地位。在毛主席领导下，伟大的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的胜利召开，使全党全军在政治上、思想上、路线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一致。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充分地发挥了政治工作的作用，使我军经受住严酷的战争的考验，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到了解放战争，我军政治工作又有了重大发展。一九四七年，毛主席亲自修改批发了辽东三纵队诉苦经验的报告，一九四八年，毛主席指示全军开展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开展用诉苦三查方法进行新式整军运动[11]。这个运动，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的政治觉悟、革命团结、纪律性和战斗力，加速了把俘虏兵改造为解放军战士的过程。这对以后实行战略决战，推翻蒋家王朝，取得全国胜利，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次大规模的现代战争。在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时候，毛主席亲自起草命令和指示，谆谆教导志愿军同志要尊重朝鲜的人民、军队、政府和党，尊重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要同朝鲜同志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的敌人战斗到底。毛主席指出，这是完成抗美援朝军事任务的政治基础。正是由于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发扬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志愿军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成为最可爱的人，和朝鲜人民一道，打败了美国侵略者。

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毛主席创立的我军政治工作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原则和方法，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有了进一步的重大发展，不仅对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而且对全国各条战线都有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是坚持加强政治工作，还是取消削弱政治工作，历来是党内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王明先是“左”，搞教条主义，后是右，搞取消主义，张国焘搞军阀主义、分裂主义，他们都反对毛主席创立的我军政治工作，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林彪[12]、“四人帮”对我军政治工作破坏之严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王明、张国焘到林彪、“四人帮”，他们用种种手法，毁坏我军政治工作这个生命线，都是要改变我军无产阶级性质的。

林彪一上台就全面破坏我军政治工作，破坏党的革命学风，反对完整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搞所谓政治冲击一切，表面上把政治工作捧到天上，实际上是把我军的政治工作摔到地下。“四人帮”同林彪是一丘之貉。他们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行

法西斯专制主义，妄图从根本上改变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使军队脱离党的领导，成为他们篡党篡国的工具。

林彪、“四人帮”一脉相承，不仅从理论、思想、作风上破坏我军政治工作，破坏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作风和生动活泼的局面，而且处心积虑地从组织上摧垮、搞乱我军政治机关。先是林彪“砸烂总政阎王殿”，后来“四人帮”又继续整总政，打“闷棍”。他们给全军政治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总政治部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并把下面一些政治机关诬蔑为“阎王分殿”， “阎王殿的缩影”，等等。他们这样干，完全是个阴谋。这绝不单单是一个破坏总政的问题，而是明目张胆地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他们的险恶用心，是要全盘否定建国以来我军政治工作的成绩，使全军政治工作失去统一领导，从而达到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罗荣桓[13] 同志在世时，就同林彪作过针锋相对的斗争。罗荣桓同志对我军的政治工作有重大建树，是我们总政治部的一位好主任，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建国以来，在毛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我军政治工作是有卓著成绩的，是继承和发扬了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是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的，是团结全军完成了党赋予的各项战斗任务的。我们绝大多数政治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林彪、“四人帮”对总政治部和政治机关、政治工作干部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必须统统予以推倒。对他们在政治工作领域里的恶劣影响，必须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对我军政治工作的破坏是严重的，但是，只要彻底肃清了他们的流毒，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我军的政治工作必定会有一个新的更大的发展。对于这一点，我们是充满信心的。

我军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争之后，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和平环境，各方面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些问题更加突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工作一定要恢复和发扬古田会议以来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认真整顿军队，提高战斗力。政治工作过去是我军的生命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是我军的生命线。

我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为保卫新时期总任务的胜利实现，对付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我们要准备打仗。那种当“和平兵”、“和平官”的思想，是要不得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小生产的习惯势力，都会损害我军的战斗意志。我们一定要牢固树立我军永远是个战斗队的思想，随时准备为保卫祖国而战。现代战争比过去更残酷更激烈，这就需要有更高的政治觉悟和牺牲精神，更精更强的技术战术、军事本领和指挥艺术，更坚强的团结，更严格的纪律，更高度的集中统一。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政治工作。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仍然要靠毛主席教给我们的人民战争这个法宝来取胜。要充分发挥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威力，动员起亿万人民群众，陷敌于汪洋大海之中，都要由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去组织去发动。在这里，我读一下毛主席在抗日战争初期写的（论持久战）中的一段话：“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他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毛主席的这段话，精辟地透彻地指明了政治工作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我们赢得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仍然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

同志们，我还想讲一下，如何把革命接班人培养出来，把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传下去的问题。这是我们政治工作要抓的大事情。我们的老同志要有“踏遍青山人未老”[14]的革命情操，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把革命的接班人选拔培养出来。大家都要当伯乐，慧眼识人，知人善任。我们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有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有老同志热心的传帮带，有全军院校的努力，有年轻同志的勤奋学习，刻苦实践，我相信，优秀的接班人一定会大批地成长起来。这样，我们也就放心了。朱德同志在一首诗里说得好： “我党英雄真辈出，从兹不虑鬓毛斑。”[15]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是全军的共同任务。各级党委要做，政治委员要做，军事指挥员要做，后勤干部、技术干部要做，干部要做，战士也要做。当然，政治机关、政治干部更是责无旁贷。总之，要形成一个大家动手来做政治工作的大好局面，这样，政治工作才能发挥出无穷的力量。全军同志都要维护政治工作的威信，而政治工作威信的提高，主要是靠政治委员、政治机关和各级政治干部的模范作用。我们政治干部要充分意识到自己责任重大，岗位光荣。

导师创业垂千古。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其中就包括了创建我军政治工作这个伟大业绩，它也是千古不朽的。毛主席关于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学说，是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的重大发展。它是前无古人，举世无双的。我们一定要完整准确地学习毛主席关于政治工作的理论和指示，全面系统地把它继承下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运用和发展。我们要学习毛主席的光辉思想和伟大革命实践，学习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的革命品德，为做好我军政治工作，保持无产阶级军队的性质，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最后，我热切地期望同志们在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团结一致，在新的长征中建立新功！

注释 [1]“四人帮”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反革命集团。

秋收起义指一九二七年九月毛泽东领导的在湖南江西边界地区修水、铜鼓、醴陵、平江、浏阳等县举行的武装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工农武装和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十月间，这支军队在毛泽东领导下转战到井冈山，在那里建立了第一农村革命根据地。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整顿和改编。将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团，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原则，

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立党的小组，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确定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实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三湾改编为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
三大纪津八项注意是毛泽东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纪律，其具体内容在不同时候和不同部队略有出入。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并重新颁布。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

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

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巨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叶挺，北伐战争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第二十四师师长、第十一军副军长等职，所部多为共产党员。
一九二六年八月，国民革命军迅速从湖南向湖北挺进，直系军阀吴佩孚调集主力一万余人扼守武汉南面军事要隘汀泗桥，企图阻止北伐军前进。八月二十六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以六个团的兵力向汀泗桥发起进攻，遭到敌人顽抗。二十七日，共产党人叶挺率第四军独立团迂回到敌人背后发起猛攻，击溃吴佩孚主力占领了汀泗桥。这次战役对北伐军直取武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古田会议决议指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举行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这个决议是毛泽东根据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的精神，结合红四军的实际情况，总结红军创建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写成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
王明即陈绍禹，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驻共产国际代表、长江局书记等职。他是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以前中国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抗日战争初期，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长期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一九五六年后一直滞留苏联。
张国焘，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雏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兮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八年，他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叛变革命。
新式整军运动指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结合土地改革进行的整军运动。主要内容是：全军指战员学习党的各项政策，迸行诉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阶级教育，发扬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开展群众性的练兵运动。
林彪，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文化大革命”中组成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策动武装反革命政变。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罗荣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长期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

部主任，领导军队的政治工作。

见毛泽东《清平乐·会昌》（《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年版，第 42 页）。
见朱德《攻克石门》（《朱德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