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合成军队战斗条令的意义①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

从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建立红军起，已经三十多年了。几十年来，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在长时期内，我军的训练与作战虽然不能说是完全脱节，但脱离的程度相当严重。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是几十年来我们打的是人民战争，战争历程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农村到城市、从低劣装备到拥有现代化装备、从长期反围剿和长期防御到反攻，一直到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力量的对比，最后消灭敌人。在这样一种性质的长期战争中，战争指导思想和作战方法，除了有些是古今中外战争中共有的，即所谓战争的普遍规律以外，许多是我们特有的。这些特有的东西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呢？是从战争的实际中产生出来的。所谓战争实际，就是深入了解敌人，深入了解自己，深入了解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和敌我双方的长处和短处，以及当时的群众条件等等。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提出恰当的因而也是正确的战略战术， 这就形成了我军特有的东西。这种特有的东西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是在书本上找不出来的，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是一般战争原则与当时具体情况相结合的产物，是从实际中产生的东西，不是前人所讲过的东西。这种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东西，是土生土长的，是在中国各地区作战经验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不是任何地方都能产生的，它紧密结合着历史实际，因而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具有各个时期的特点。土地革命时期的原则，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到解放战争时期或抗美援朝时期。如果这样做，就是生搬硬套。这些历史实际情况，是每个参加中国革命战争的人都了解的。

战争的实际是这样，我们的训练工作是怎样的呢？当然在部队打仗的同志，直接组织与指挥战斗和战役的同志，由于实际需要逼迫着他们，不能不从对战争的实际研究中解决战争问题。他们从自己组织的战斗中，吸取胜利的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得出应有的结论。这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也是我们训练工作的一个部分，是紧密地结合着战争的实际的。这些从实战中产生的结论，在几十年革命战争中，也常常用之于学校训练中。但是我们的学校训练工作，在漫长的战争年代里，由于战斗频繁、经常流动，对我军的丰富的战斗经验没有来得及进行系统的总结，写出自己的本本。当然，也应当指出， 我们主观上对这一工作的注意也是不够的，学校训练中没有能够把我军的丰富作战经验充分运用到教学中去。结果，我们的学生天天吃的是五年十年的“腊肉”，而不是“新鲜的鱼肉”，不能得到像“新鲜的鱼肉”那样的丰富养料。这是造成学校训练与作战不能紧密结合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 当时是战争时期，一切要服从战争，只有战胜了敌人，一切问题才能解决， 根据地才能发展，军队才能发展，否则什么都谈不上。所以当时实战经验比较丰富的干部，首先要满足前线的需要，大部被分配到前线去了；而做学校训练工作，又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因此，当时留下来做学校训练工作的，相对地也必然地只能是实战经验较少、而理论和文化水平较高的一些同志。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党还是尽一切可能选调了相当一部分理论水平高、又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同志负责学校训练工作。也有一部分同志是

① 这是叶剑英在编写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念则南京专业会议开幕时讲话的节录。

在部队工作一个时期，又被调到学校搞训练工作。但总的情况仍然是，实战经验较多的干部在前线的多。这是战争需要，不能不如此。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学校训练工作不能充分地运用我军的作战经验。虽然也常向前线要战斗经验总结，但实际上用的不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要是依靠本本办事，形成了所谓“秀才衮衮，不离本本”的本本主义。这些本本是哪里来的呢？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毛主席在他的军事著作中虽然已做了高度的概括，但具体指导战争的经验，由于战争频繁，没有功夫系统地总结出来， 少数同志写了些文章，也是不完整的。所以我们没有自己的本本。自己没有， 就用别人的。最初是用国民党的本本，什么步兵操典、队列教范，阵中勤务令等所谓典范令四大教程。这些东西原是德国的，德国传到日本，日本又传给国民党。这一套东西，当然是和我们进行的人民战争很难结合起来的。因为他们的一套本本，是服务于进行侵略战争、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和巩固军队内部的法西斯统治的，因而所体现的精神也必然是脱离人民、单纯依靠军队作战，贯穿着唯武器论的思想。它在思想体系上是与我们对立的，是不能照搬的。但是，这些本本中也包含一些军队作战的一般基础知识和一般规律。只要我们抱正确的学习态度，善于分析，善于取舍，并善于结合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加以运用，这些本本还是有一定的用处的。但是这种情况，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我军训练与作战的脱节。后来在苏联留学的同志回来了，介绍和翻译了苏联的东西，便又改用苏联的本本。

解放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和平环境中，训练工作成为军队中心工作的中心。党用了很大的力量，从全军抽调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到学校和训练机关工作。他们对于培养我军现代化革命化的干部和加速我军现代化革命化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一部分搞训练工作的领导同志没有树立“以我为主”的思想，片面的强调现代化，忽视革命化，在学习外国经验时没有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也根本无视我军极其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和光荣传统，照搬照套，产生了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已做了批判，是完全应该的、正确的[1]。

这样说，是不是否定过去训练工作的成绩，或者说我们教出来的学生没有用呢？当然不是这样。我们过去的训练工作成绩是很大的，训练出来的学生在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成绩是基本的。但也应承认， 这样训练确实与部队的情况和实战需要有距离。训练出来的学员回到部队， 往往不能立即把部队工作抓起来。在学校学的东西，到部队不能马上有用， 而要经过一番研究和加工，才能结合得上。甚至在某些训练问题上，学校还有落后干部队的情况。

长时期来，部队训练、作战与学校训练工作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中间有距离，对此，我们不能过分夸大，过分夸大距离是错误的，抹煞几十年来学校训练工作的成绩也是错误的；但要承认有距离，可能某些方面距离大一些，某些方面距离小一些，要有分析地对待，不能笼统地否定一切。现在战争基本上结束了，是和平练兵。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认真总结几十年来的经验，认真批判教条主义和单纯军事观点，重视自己的经验，又有选择地学习人家的长处，在我军经验的基础上，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指导下，编写教材，训练干部。这样训练出来的干部回到部队去，虽然不能说在理论结合实际方面全无问题了，但肯定距离会比较小，结合起来将会比较容易。

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我们在军队训练、制定条令方面需要学习苏联；

历史又证明，我军有丰富的宝贵的经验，但只有认真地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后，才能真正地尊重我们自己的经验。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任务：集中一批干部，一面总结我军革命战争的经验，一面吸收人家的长处，把两者融会起来，发展我们自己的军事学术，具体表现为各种条令和战略、战役、战术的理论。这一套东西是我们自己的，是几十年我军经验的总结，是我军优良传统的坚持和发扬，又吸收了人家的先进经验。所以军委扩大会议后，决定要在一二年内编出适合我军情况和需要的条令。这是我军建军几十年以来的创举，是第一次尝试，意义很大，困难很多。因为这一套东西对我们建军作战， 特别是对于教学训练工作很重要。总结自己的经验并吸收人家的东西，创造成为新的东西，是不容易的，要经过苦学苦钻才能做到。不仅编写合成军队战斗条令如此，编写其他条令也是如此。

编出这样的条令，要求我们的同志要具备一定的理论水平， 一定的作战经验和工作经验，还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光是“秀才”是不行的，他们没有实战经验；而有经验的同志，如果没有理论基础，不能把经验系统地概括地上升为理论，也不行。正如一箩珍珠，不用红线穿起来，还是一箩珍珠。这一条红线就是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和军事思想，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和军事思想，把理论基础打好。对于这样的要求，我们同志的水平还离得很远。水平低一些，条件不够，更要多学习。正像游泳一样，要想学会游泳，就得下水，下了水可能会灌水，但不下水就永远也学不会游泳。我们条件不够，但只要勇于下水，依靠全军的智慧，就一定能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

注 释

[1]五十年代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号召学习苏联军队的先进经验。全军部队在学习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某些方面也出现过一些生搬硬套苏军做法的教条主义倾向。对此，中央军委多次明确指出：学习苏军经验，要与解放军的实际相结合，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防止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从一九五六年起，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人民解放军开始在高层领导机关、军事院校和部队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纠正在学习苏军经验中发生的偏差， 因而，从全军总体上看，并没有形成全局性的教条主义错误。然而，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二十二日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却发动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会议夸大了学习苏军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缺点， 把一些单位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夸大为全军性的系统的教条主义加以反对，把本属于工作中的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上升到反对党的军事路线的原则高度加以追究，对负责训练和院校工作的刘伯承等领导人进行批判和斗争。会后，在全军自上而下地开展了反对“教条主人”和“单纯军事观点” 的教育和斗争。这次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延缓了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进程、给军队建设造成了很大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