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是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①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为中国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毛泽东同志以其杰出的天才和智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军队的基本原理，总结了我军初创时期党与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的经验，规定了我军建设的基本路线。自此以后，我军便有了一个锐利的武器，无往而下胜地抵挡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袭，使我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之上。三十年来，这个决议的光辉一直照耀着我军胜利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文献里，从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解决了我军建设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其中最主要、最根本的观点，就是我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执行革命任务的工具”，是政治领导军事，而不是军事领导政治。这些原则是通过党对军队的领导来实现的。这样也就决定了我军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而决不允许凌

驾于党之上，或向党闹独立性。关于党和军队的这个关系，毛泽东同志后来形象地概括为一句话：“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1]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和大力培育下，就正是这样一支完全听命于党的军队。在过去。它是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在今后，它仍然是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

一切军队，都是它所服务的那个阶级及其政党的工具，这本来是没有疑问的，因为这是一个事实。然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分子却不敢承认这个事实。他们挖空心思地编出许多谎话，来标榜什么军队是超阶级超党派的，硬说什么他们的军队是全民的；对于我们由党来领导军队这一点，发出许许多多极其恶毒的嘲笑、诽谤和攻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分子自鸣得意地，尽力伸长脖子高声叫嚣：你们看哪！共产党人承认他们的军队是由党领导的哩！今年八月二十三日，一个叫梅里克的美国记者在一篇评论中说：“红色中国的⋯⋯将军们被尖锐地提醒说，发出开始行动命令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军队。”“共产党控制军队，而不是军队控制共产党。”他好像抓住了我们什么把柄似地那样自鸣得意。对于这一点，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只能说：是的，先生们，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条老道理。我们的军队是由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的。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工具；你们的军队是由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是为资本家服务的工具；古往今来，世界上所有的军队，没有一个不是由某一个阶级、有了政党以后就由这个阶级的政党领导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乃是天经地义。你们之所以百般隐讳这一点，硬说什么军队是超阶级超党派的集团，那不过是十足的自欺欺人的鬼话。难道你们的军队不正是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的工具吗？不正是资产阶级老板们用以维护自己的利益，掠夺本国人民和殖民地人民劳动果实的“最顽固的工具”吗？但是，你们做贼心虚，所以要竭力加以隐讳，不过是欺骗麻痹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和士兵去为你们的利益卖命罢了！不错，资产阶级内部也

① 这是叶剑英为纪念《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发表三十周年撰写的文章、原文刊载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出版的《八一杂志》第一百六十六期。

常常打仗，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们常以这点为理由，说军队并不是某一阶级的工具。然而这个理由未免大可怜了。你们内部打仗，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争而已，其为狗则一也。你们不承认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个事实，我们是完全理解的。因为如果你们讲了真话，那你们就完蛋了！

对于我军来说，为什么必须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道理非常简单。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就是：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军队则是进行战争的重要工具。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战争是一种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而军队则是以战斗形式完成阶级政治任务的特殊组织。从来没有超阶级的战争，也从来没有超阶级的军队。战争本身并没有此外的特殊目的，它不过是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手段；军队本身也没有此外的特殊目的，它不过是进行阶级斗争的一个武装集团。就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其他一切组织，都应当置于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党是革命的最高司令部，其他一切组织都应当置于党的统一指挥之下。军队当然毫无例外之处。一九四二年九月，中共中央在《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中就曾明确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我们的军队是党组织的，是当作党和人民的一个重要工具组织起来的。在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军队夺取政权，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军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党组织了军队，培养了军队，使它壮大起来；绝对不是为了让它凌驾于党之上，凌驾于人民之上，而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毛泽东同志历来教导我们，一个共产党员要争党的兵权，而不要争个人的兵权。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指示。

所谓党对我军的绝对领导，所谓我军是党的驯服工具，就是我军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就是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就是一切部门、一切人员，都必须无条件地对党绝对服从。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把我军武装起来，就是要加强我军的政治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不论在什么时期，我们党的政治工作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的革命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从旧中国那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多么长远、多么曲折、多么复杂的路程，我们一关一关地过来了。我们过了战争关，过了土改关，现在正在过社会主义关。每过一道关，无不展开多次的、反复的、深刻的政治思想斗争，也就是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谁做不到这一点，谁就会在重要关头上被摔在后面。我们的革命队伍，就是这样不断地洗刷着身上的灰尘而前进。我们的军队也是这样。我军是以农民为主体组织起来的军队，我军的干部，绝大多数也是农民出身，军队的小资产阶级成分非常之多。从这种成分改造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同样要经过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斗争。如果单凭这种成分去搞革命，那顶多也不过搞到民主革命为止，社会主义革命就超出他们的要求了。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同志，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表现了积极性，而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则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民主革命一旦成功，他们就想停顿下来，不再前进了。我们又看到，有些同志社会主义思想阵地不巩固，以致在社会主义革命越来越深入的时候发生了动摇。这是因为即使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作为一个阶级完全消灭以后，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

力，还会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而同社会主义制度相抵触。这种同社会主义制度相抵触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必然会在我党我军内部产生强烈的反映。因此，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是当前我们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一个主要任务。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一开头就说：“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这一指示，对我们是永远适用的。我军如不克服种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头脑里经常摆着党的路线，自然也就不可能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而奋斗，就不能充任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

要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我军永远成为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从组织上说来，就是要永远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

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是我军的根本领导制度，必须永远坚持，坚决反对那些破坏这一制度的行为。有些有严重军阀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的同志，觉得党委集体领导束缚了他们，不能畅所欲为，就搞“一言堂”，以个人的意见强加于人，破坏党委集体领导，实行个人专断，企图用个人领导去代替党委领导。必须指出，这种做法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党的领导必须通过各级党的组织来实现。从一九二七年三湾改编[2]时起，毛泽东同志就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来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3]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就指出，“支部建在连上”是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之一。南昌起义[4]的部队当时没有把党支部建在连上，而把支部建在团上，这样，党的领导就没有达于士兵，达于全部队，所以经不起严重的考验。连队支部是巩固党的领导的坚强堡垒，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的基层组织，是连队领导和团结的核心，连队每个时期的重要任务和中心工作，除紧急情况外，都必须经过支部，实现集体领导。这是我军组织建设的一条极其宝贵的经验。为了实现党的绝对领导，还必须坚持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军事系统和地方党委对军队的双重领导制度。军队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早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党中央发布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中就有了规定。决定说：“中央代表机关及区党委地委的决议、决定或指示，下级党委及同级政府党团，军队军政委员会，军队政治部及民众团体党团及党员，均须无条件地执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党中央又在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发布了《中央关于加强地方党委对军队的领导和密切地方党委同军队关系的指示》。指示要求军队在进行训练和施工、处理内外关系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必须尊重同级和所在地的最高地方党委的意见，接受其监督和服从其领导，并在同级和所在地的最高地方党委的统一安排与统一领导下进行”。

要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我军永远成为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对于每一个党员来说，根本的问题，是要正确处理个人同党的关系，党员就是党的工具；要时刻加强自己的党性锻炼，遵守党的纪律。

我们党所以有坚强无比的战斗力，就在于每一个党员，不论他是普通党员，还是党的负责干部，都毫无例外地服从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决定。我们在处理个人和党的关系的时候务必不要忘记这一点。如果把党比作一个学校，那末每个党员便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中央是先生。

每个党员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做了多大贡献，该打多少分，是五分、四分，还是三分，自有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中央来评定。作为学生，我们应当勤勤恳恳，老老实实，不计报酬，埋头苦干，而决不可以向党伸手，要这要那，决不可以向先生争分数；要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下，做一个好学生，而不要做一个坏学生。这就是说，要努力加强自己的党性锻炼，要有坚强的组织性纪律性，要有党性不要有派性。只有这样，全党全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才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才能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实现党的一切意图。派性，是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东西，它是削弱党的团结，涣散党的纪律的腐蚀剂，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同无产阶级的党性、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完全背道而驰。而我们的党性，则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教导我们要增强党性，要同一切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和分散主义等等违背党性的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就是针对当时军队个别高级干部在政治上自由行动、标新立异，在组织上自成系统、个人专断、实行家长统治、进行派别活动、把他领导的地区搞成一个独立王国，在思想意识上发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高自大、自命不凡，突出个人等危险倾向而发的。党中央发布这个决定已经快二十年了。随着党和人民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获得的巨大胜利，我军成员尤其是干部的党性有了极大的增强，绝大多数干部树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他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能够经得起考验，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全心全意地、坚定不移地为实现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而奋斗。但是，也有少数人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抱着资产阶级经验主义和唯我主义的世界观。他们没有党性或派性多于党性，他们个人主义的私心很重，朝朝暮暮，尽为个人打算，把个人和党的关系位置完全颠倒过来。这种人，如果不痛下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渐发展就会害了革命事业，也毁了他们自己。

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强大。为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着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防御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我军要继续加强现代化建设，学习苏军和兄弟国家军队的先进经验，更好地学习掌握现代战争需要的军事科学和技术，提高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提高全军的战术技术水平。在进行这一切工作的时候，都要有党的坚强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军永远是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在纪念《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发表三十周年的时候，让我们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理论水平，增强党性锻炼，上下一致，同心同德，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和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周围，为实现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永远朝着党和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方向和奋斗目标前进！

注释

见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47 页）。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整顿和改编。将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立党的小组，营、

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确定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实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三湾改编为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

见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进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5—66 页）。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和七月十五日，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残酷屠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中国共产党为了反击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于同年八月一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直接领导下，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部队有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和朱德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以及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一部共二万余人。起义部队于当日占领南昌，三日起陆续南下进军广东，十月初在潮汕一带遇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在东江地区继续活动；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一九二八年四月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会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