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了解决敌军的三种方式

人民解放军对敌军从来就是在主要实行军事打击的同时，又进行政治上的争取和瓦解，并把二者密切地结合起来。在三大战役中，由于我军的节节胜利，国民党败局已定，敌人内部的一切矛盾，都迅速扩大化，这就为我军争取和瓦解敌军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在辽沈战役中，我军争取了曾泽生部的起义，郑洞国部的投降[23]；在淮海战役中，我军争取了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等部的起义[24]，孙良诚、赵壁光、黄子华等部的投诚[25]，并在围攻杜聿明集团的时候，发出了《敦促杜幸明等投降书》，组织了强大的政治攻势，虽然杜幸明拒不投降而遭歼灭，但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就争取了敌军一万四千余人来降。

平津战役中，在我大军包围下的北平、天津守敌，完全陷于绝境，我军“秣马厉兵”，只待攻城。但是，为了保护平、津人民的生命财产，我军采取了“先礼而后兵”的方法，劝告平、津守敌接受和平解决，给敌军指出了两条道路，或战或降，任其择一。天津守敌陈长捷[26]等拒绝投降，我军即以战斗方式，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了该敌。在天津解放之后，迫使北平守敌不得不接受和平解决的方法，并且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就使北平这一文化古都以不流血的斗争方式获得解放。用北平方式解决敌军，“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27]在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以后， 我军为了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主要部分，对于绥远国民党反动军队董其武[28]部，有意让其暂时存在，在保留一个时期之后，待条件成熟时，再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将其和平改编。用绥远方式解决敌军，“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这种斗争方式对于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的政治影响，较之北平方式将要保留得较多些，保留的时间也将较长些。”[29]因此，这并不是说，他们举行了起义或接受了和平改编，就已经革命化了，没有反动性了，相反地，还必须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造，才能真正地成为人民解放军。

在三大战役之后，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提出了用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解决残余敌军的问题，他着重指出：“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同时指出：“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30]。战争发展的实践，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这些意见的正确。一九四九年四月，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同志向全国进军的指示，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 迅速地消灭了继续顽抗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并用和平方法解决了绥远、长沙、昆明、四川西部、新疆和西藏等地区。用三种方法解决敌军，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要互相结合的思想，在敌军主力被歼后的新条件下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