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好我军的战役学①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八日）

我们编写战役学，是从一九五八年反教条主义[1]以后开始的。毛主席一九五八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给我们提出任务，在一两年内编出适合我们情况和需要的条令和教材。我们当时考虑了一下，就学术本身讲，战术隶属于战役，战术、战役隶属于战略，按照这样一个系统，是不是先把战略的东西搞出来，然后来编写战役学，战役学写好了以后，再来写战术方面的东西，从上而下地写起。以后，为了训练和广大基层的需要，同时，我们所有参加编写的同志在战斗方面的经验比较多，所以，我们确定了从下而上地搞，先写战斗条令（包括军种、兵种战斗条令）。现在，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步兵战斗条令、军师、团营战斗条令基本上完成了，各军种、兵种的战斗条令也基本上编写出来了。当然，以后经过实践还要修改，那无非是提高的问题。当前的任务主要是写战役学。编写战役学的工作一九五九年就开始了，由军事科学院部分同志作了准备工作，也曾试写过一本，这些工作为今天写战役学做了资料上、学术上的一些准备。去年，军委办公会议决定全军动手来写战役学，并委托军事科学院来主持这一工作。

今天，无论从国内、国际来看，编写战役学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们每天看报纸可以看出来，毛主席的著作（包括军事著作在内），在国内无论工农兵学商、男女老幼、党员非党员，举国一致地都在学习，用毛主席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工作，来激发自己的革命热情，来解决工作中的困难。不管什么人，哪个行业，读了毛主席的著作部起作用。在国外，不管是敌人、不管是朋友、不管是同志，都在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反革命的人想利用我们的东西来反对我们；革命的人用毛主席的思想作武器，来进行阶级斗争。毛主席是继马、恩、列、斯之后，当代最伟大的政治家、理论家。进行武装斗争的人民都希望从中国吸取武装斗争的经验，特别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的经验。因为，凡是革命人民进行的武装斗争，开始规模都是很小的，基本上都采用游击战形式，可是不能永远停留在游击战阶段，必然要向运动战发展。所以，我们不仅要提供游击战的经验，还要提供运动战的经验；不仅要提供战术方面的经验给他们，还要提供战役方面的经验给他们。用我们的经验、用毛泽东思想来帮助他们，使他们在自己的革命战争中能够不断取得胜利。因此，我们除了编写游击战和战斗条令以外，还要编写战役学，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把几十年来几百次战役积累起来的经验理论化、系统化，适时提供给他们，使他们便于学习，便于使用。要看到编写战役学不仅我们自己需要，全世界革命的人民也迫切需要。这是从国际范围来说的。

从国内方面来看，我们是大国，国土很大，人口很多，打起仗来要动员几百万、几千万人作战。这样大的国家，这样长的战线，战争不是局限在一个小战场上、一个地区内，而是在几个地区同时展开；战争不是一次会战就能解决问题，要经过多次战役，几个战略阶段。我们的军队也不像从前那样，兵种很单纯，现在兵种多了，不仅有陆军，而且有海、空军；我们的武器也

① 这是叶剑英在编写战役学南京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不单纯是轻武器，而且有其他武器。打起仗来，统帅部要组织若干方向，每个方向又组织若干战役集团，每个战役集团本身也有步、炮、装、工、通、化、铁等兵种，还有战役之间的配合，所以，不仅统帅部考虑的问题复杂了，就是战役指挥员考虑的问题也复杂多了。万一战争打起来，需要很多战役指挥员，需要每个战役指挥员都能够在复杂的情况下组织战役，所以，平时要加强战役训练。无论作战或训练，如果没有战役上若干条的共同原则，思想上就合不成，各个战区自己搞自己的，统帅部就很难指挥了。所以，无论是作战和训练，都需要写一本战役学作依据。当前，我们的学术研究还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战略上给各军区都规定了任务，备战中也有许多实际问题需要从理论上研究解决，我国的科学技术也在一天天地发展，训练中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地研究解决。

编写战役学的迫切性，还可以从总结我军经验和“挖宝”、传经方面来看。我们看到沈阳军区的报告，沈阳参加编写组的五十八人中没有一个亲自组织过战役，其他军区也大致是这样。没有组织过战役，靠什么写呢？靠学，靠钻，靠”挖宝”。从毛主席著作里去找，从各方面军、各野战军中经过各个时期的其他老同志那里去找，他们脑子里头有很多“宝”可以挖。如果现在不赶紧挖，将来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我算了一下，将军的年龄有多少，校官的年龄有多少，算来算去，我们跟马克思越来越近了。新陈代谢是自然界的规律，人也是一样，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衰老，就会死亡的。我觉得最可惜的是我们没有到罗帅[2]那里去“挖宝”。他是从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动以后就跟着毛主席的，一直到逝世。罗帅那里的好东西很多，经验丰富，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深刻、正确。我们曾打算用录音机把罗帅的东西录下来，但没有这样做，当时是为了照顾他的身体。还有其他老帅们老将们，包括在座的许多同志在内，都是身经百战的，有很多“宝”，如果不挖出来，不晓得哪天“三长两短”，过去了就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时光逼着我们也要把战役学搞出来。我们现在要趁一些老同志健在的时候，把他们的“宝”挖出来。毛主席的思想，不单是写在本本上的，脑子里的东西还多得很，其他老同志的东西也多得很，要从他们的著作中去挖，从战例中去挖，同他们开座谈会去挖。当然，对古代的经验，对外国新条件下的好的东西也可以参考，也要吸收。将来，老干部逐渐减少，要把我们的经验传给新干部，条令可以起传经的作用，战役学是更高级的传经。所以，作为传经来说，也需要编写战役学。这件工作无论对于国际，对于国内，对于现代，对于后代都有重要意义。认识了这些，才能使我们这些老将们更加重视编写战役学的工作。现在各个单位都是“头子”亲自抓，调的编写干部都是“尖子”，是“头子” 和“尖子”结合，这很好。编写过程中，首先把自己的“宝”挖出来，人人都挖自己的“宝”，综合起来就是全面的，就能产生出好的东西。总之，编写战役学很重要，是一件庄严的工作，是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世界和平的庄严工作。

当然，编写战役学同编写条令一样，有困难，从某种意义上讲，比编写条令困难更大。这是因为参加编写的同志自己没有经验，对毛主席思想很难说都学到手了，全军的战史也还没有写出来，我们二十五年的战争经验还正在总结，我们是边学习、边总结、边编写；敌我双方的情况也是不断变化的，就拿现代条件这一点来说，究竟现代条件现代化到什么程度，有美国的现代化，有法国的现代化，有苏联的现代化，有日本的现代化，有我们的现代化，

现代化水准不一样，而且一年一年的在变化，人家在不断的变化，我们也在不断的变化，要搞出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比较固定的东西就很不容易；这些，都是编写战役学的困难。我们要重视这些困难，不能马马虎虎地东抄西抄，这样开出的药方子，吃了要害死人，至少是没有用处。

重视困难，同时要树立信心。要树立我们的自信心，只相信古人，只相信洋人，看不起自己，这是不对的。应该看到，我们有条件写好，也一定能够写好。因为，我们有毛泽东思想作指针，有各位元帅和许多老将，有战略方针作依据，有我军的丰富经验作基础，还有战备训练和编写条令的经验。在毛主席的著作中，高度概括了我军各个时期的作战经验。我们要集中

力量去读毛主席的书，研究我们几十年来的战史和战例，去访问我们身经百战的老将，把毛主席的思想、我军的经验同新的条件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是基本的东西，别的东西只能作参考。

关于历史经验方面，有个不完全的统计，自从建军以来到抗美援朝，比较知名的战役有四百余次，较大的战斗有三万多次。世界上哪个国家比得上？没有的，苏联也没有，其他更不要说了。我们打的战争，时间长，规模大，次数多，敌人强大，情况复杂、残酷。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支前工作和民兵的巨大作用，这也是全世界没有的。所以，我们研究战史、战例，编写战役学，都要考虑到前方作战、后方支援、敌后活动等人民战争的特点。将来作战，前方固然是基本的，围绕前线的后方工作、敌后活动，也是很重要的。比如我们火炮射程只有二十余公里，二十公里以外，只有人家打我们，我们不能打人家，那怎么办？我们有一种办法，就是组织敌后民兵、游击队，敢于打近战，敢于打夜战。最近，北京军区开的现场会议，一百几十个课目中，夜间课目占将近三分之一。他们还创造了很多夜间训练器材。我觉得这里头有很重要的意义。战斗条令上有“躲、打、杀、反”的原则。不管你的武器有多大射程，多大的威力，我在躲过你远程火器的杀伤，待你进入到我们有效射程以内，不断给你削弱，不断给你消耗，最后在二百米、几十米、几米过硬的时候就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我们有了这个过硬的本领，就什么也不怕。所以，我们军队要练这个过硬的本领，还要指导民兵特别是基干民兵练夜战、近战的功夫。我们的敌后民兵、游击队，就是我们的“活导弹”。所以过硬的本领不仅在前线，而且也在敌后。我们应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认真总结我们的经验。

我们在二十五年的战争中，打过各种敌人：和蒋介石打过几十年，现在还在打，和日本打过，和英、美打过，和印度军队也打过。所以，我们对我们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不是完全无知的，我们和它交过锋，摸过一下子的。我们打的仗是多样的：小米加步枪的仗打过，简单的联合兵种协同作战也打过。在打法上更是丰富多采：有围城打援、攻城阻援；有伏击性包围、侧击性包围、遭遇性包围、前进包围、后退包围；有分进合击，有超越敌人作战；有对分散孤立之敌的各个围歼，也有对绵亘正面防御的突破；有袭击，有强攻。在作战地区上，在山地、平原、高原、热带、丛林、江河、水网、草原，我们都打过仗。这些都是我们的宝贵财产。这是我们编写战役学的有利条件。

从战争中固然可以学习战争，但在没有战争时就要靠训练学习打仗。这些年来，我们搞了不少的战役训练和演习，这也是我们编写战役学的有利条件之一，也必须研究这一部分的经验。参加编写的同志要尽可能的参加一些

演习，进行调查研究。

总而言之，编写好战役学的有利条件是很多的，只要我们认识这些条件，抓住这些条件，深入研究，就可以写出一本好东西来。

自从军委号召全军动手编写战役学以来，各军区、各军种兵种党委不止一次地进行了讨论，也组织了编委会，首长亲自挂帅，组织了理论队伍，据不完全统计有四百多人。工作从二月份以来先后展开，进行了学习，研究了许多战例，许多首长领导研究了纲目，有的还向编写人员作了组织指挥战役的报告。总的看来，党委、首长的决心很大，干劲很足，行动也很快，“班子”也很强，编写战役学的形势很好。

编写战役学既然是全军动手，自然有分有合。大家分头回去写，到一定时候再碰一碰头。我们考虑大体上要组织三次会议。第一次就是现在的会议，是确定“蓝图”的会议，把纲目定下来，然后回去写。到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进行“总装配”，把“零件”配成“部件”，把“部件”配成“机器”，这就是汇稿会议，把几本汇成一本或两本。然后，再印发给各单位研究，加以审查修改。最后，报军委并召开验收会议进行验收。

这次会议，同志们把经验交流一下，大家研究一下各单位对纲目提出的一些问题，把认识统一起来，把“蓝图”订出来。会议的开法是，先务虚后务实，先交流经验，后讨论纲目。既然是开会，就要发扬民主，要大家把意见提出来，有一样提一样，不管是大题目、小题目、大问题、小问题、大意见、小意见，都提出来，充分发扬民主。这样使得我们接触各种不同观点，思路比较通畅一点，眼界比较广阔一点，才能订出一个较好的纲目，回去才比较好写。所以，不怕方案多，不怕不同的意见多，多了才能取长补短。这里有个要求，一方面要发扬民主，同时还要同心协力。要按照毛主席指示的精神，虚心向别人学习，互相学习，搞好团结。讨论学术问题，要以理服人。对少数人的意见也要尊重，少数人的意见甚至是个别人的意见也可能是正确的意见。

编写战役学有个情况要考虑到，那就是我们已经有了个条令概则。概则里面实际上都是毛主席讲过的东西，相当概括。这样概括的东西，它就不单是战术性质的东西，许多原则是战略、战役、战术通用的。概则中已经写了，战役学中还写不写？如果写又怎么写法？如果不写，可不可以考虑把概则上升一级成为战役性的东西？因此，在研究纲目时，要考虑到战役学同条令概则的关系问题。从同志们提出的纲目中可以看出，许多原则同概则上的东西似乎差不多。当然，同志们提出的还只是纲目，内容还没有装进去，可能瓶子一样装的东西不一样，装了酱油就是酱油瓶子，装了醋就是醋瓶子。如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个原则，当区分开战术上怎样集中、战役上怎样集中、战略上怎样集中的时候，它的内容就不完全相同了。我在这里提出战役学同概则的关系问题，

是请同志们考虑一下战役学如何落实法，怎样把战役的东西装进去。我们努力的方向就在这个地方。不然的话，军事上的东西就是那么几条，如果讲来讲去都差不多，那就雷同了，那就不必要

了，写出来将来又要返工。所以，写战役学的时候，安排原则的时候，要考虑同概则的关系。它们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

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有意义。

编写战役学是创造性的工作，要把我军几百次战役、几万次战斗，各种

地形、各种兵种的运用，对各种对象的打法，以及使用现有的兵器、编制通过演习、通过研究得出的一些经验，能够比较

完全地反映到我们战役学上来，就需要我们作很大的努力。毛主席和我军的东西多得很，仅在运动战的实行方面，毛主席就给我

们开了一大篇单子，他说：“运动战的实行方面，问题是很多的，例如侦察、判断、决心、战斗部署、指挥、荫蔽、集中、开进、展开、攻击、追击、袭击、阵地攻击、阵地防御、遭遇战、退却、夜战、特种战斗、避强打弱、围城打援、佯攻、防空、处在几个敌人之间、超越敌人作战、连续作战、无后方作战、养精蓄锐之必要等等。这些问题在红军战史中都表现了许多的特点，战役学中应当有条理地叙述到，应当给以总结，我在这里就不说了。” 毛主席那个时候各方面都说一下就好了！可是他没有说，意思大概是让我们去搞。这仅仅是一个运动战，我们的纲目中还有很多东西，进攻战役一大篇单子，防御战役一大篇单子，特种战役一大篇单子，政治工作一大篇单子，后勤工作一大篇单子，军队移动一大篇单子。光开单子就不容易，开出单子以后，还必须加以条理化、系统化，用文字表达出来，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同志们都是“秀才”，有很强的写作能力，希望经过大家的努力一次完成，不要返工，完成毛主席、军委交给我们的任务。

注释

五十年代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号召学习苏联军队的先进经验。全军部队在学习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某些方面也出现过一些生搬硬套苏军做法的教条主义倾向。对此，中央军委多次明确指出：学习苏军经验，要与解放军的实际相结合，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防止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从一九五六年起，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人民解放军开始在高层领导机关、军事院校和部队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纠正在学习苏军经验中发生的偏差，

因而，从全军总体上看，并没有形成全局性的教条主义错误。然而，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二十二日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却发动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会议夸大了学习苏军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缺点，把一些单位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夸大为全军性的系统的教条主义加以反对，把本属于工作中的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上升到反对党的军事路线的原则高度加以追究，对负责训练和院校工作的刘伯承等领导人进行批判和斗争。会后，在全军自上而下地开展了反对“教条主义”和“单纯军事观点” 的教育和斗争。这次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廷缓了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现化建设的进程，给军队建设造成了很大损害。
罗帅指罗荣桓，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曾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委员，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