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地抓住决战时机，正确地确定决战方向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经过敌处战略进攻、我处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我处战略进攻、敌处战略防御阶段以后，由于人民解放军继续大量地歼灭了敌人，到一九四八年八月，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更进一步地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从一九四六年六月的一百二十万人增加到二百八十多万人；国民党军队由四百三十万人减少为三百六十五万人，其中用于第一线的只有一百七十余万人。

在这个时候，人民解放军虽然在数量上还少于国民党军队， 在装备上还低于国民党军队，但是，在两年多的内线和外线作战中，已经大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战斗力。人民解放军消灭了大量的敌人，缴获了大量的现代化武器， 加强了自己的装备，建立了强大的炮兵和工兵，提高了攻坚能力，在石家庄、四平、开封等战役[1]中，取得了攻坚经验，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同时，人民解放军利用战斗间隙，用诉苦，三查和群众性练兵的方法， 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2]，加强了内部的团结，提高了部队的政治质量、军事技术和战术。解放区的翻身农民继续踊跃参军，坚决进行保田、保家的斗争； 被俘的蒋军士兵经过政治教育之后，也纷纷自愿地参加人民解放军，从而使解放军得到源源不断的兵员补充。这个时候，各个主要的解放区相继连成一片，可以作战略上的直接支援。解放区面积已扩大到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增至一亿六千八百万，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解放区内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发展了生产，进一步提高

① 本文原载于一九六一年《红旗》杂志第二期。

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使我军后方更加巩固，使战争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物力的支援。在全国范围内，更加扩大和巩固了人民革命的统一战线，更加发展和壮大了人民革命的力量。

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军队的数量虽然还多于人民解放军，装备虽然还比人民解放军的好，国民党反动派虽然还统治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三分之二的人口，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所发动的反革命战争的非正义性，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极端腐朽性，国民党反动政权已经陷入摇摇欲坠的境地。这时候，敌人已经被迫放弃“全面防御”的计划，而进行所谓“重点防御”， 企图以他们现有的兵力和工事，固守战略重要点线。敌人为了避免遭受歼灭， 以精锐部队为核心，兵力靠拢、猬集一团，想使人民解放军“吃不掉，啃不烂”，同时，裁并“绥靖”区、扩大兵团、吞并杂牌、裁减机关，以求增大机动兵力；并在国民党统治区大量抓丁，扩充二线部队，以便整顿和补充力量，进行垂死挣扎。但是，在人民解放军大规模的进攻面前，他们再也无法摆脱战略上全面被动的地位。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五个战略集团已被人民解放军分别牵制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五个战场上。东北战场为卫立煌[3]集团，共四十八万余人，分布在长春（当时，该处敌人已被围困两个月）、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依靠北宁线的锦、榆段作为他们和关内水、陆联系的通路。华北战场为傅作义[4]集团，共六十余万人，分布于平绥线（在人民解放军绥察战役[5]后，归绥[6]与张家口之间的联系已被切断）上的归绥， 张家口及北宁线上的北平、天津、唐山、山海关等各要点，依靠塘沽港作为他们海上补给的通路；太原孤城的守敌，已被围困。华东战场为刘峙[7]集团， 共六十余万人（以后增援的一个兵团及其他部队未计算在内）。这个国民党军集团在我军进攻济南时，迟迟不敢北援，当济南被解放后，即集中于以徐州为中心，西起商丘，东至连云港的陇海线上及南至蚌埠的津浦线上，企图阻止我华东人民解放军南下。中原战场为白崇禧[8]集团，约七十五万人，分布于平汉线南段及以汉口为中心的地区。西北战场为胡宗南[9]集团，约三十万人，被牵制于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一隅。除上述五个战场外，敌人后方的军队仅有三十六个旅，约二十三万余人，由于人民游击战争的发展，很难机动。这样，国民党反动派就没有完整的战线了，除某些地区还有一部分兵力可作战略机动外，大都处于徘徊麻痹、被动挨打的状态。

这种敌我力量对比的形势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为着继续大量地歼灭敌人，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人民解放军就必须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必须同敌人的强大机动兵团作战。因此，敢不敢打我军从来没有打过的大仗，敢不敢攻克敌人的大城市，敢不敢歼灭敌军的强大集团，敢不敢夺取更大的胜利，已经成为我军当时战略决策上的重大问题。就在这时候，国民党一九四八年八月南京军事会议曾经议论过撤退东北，确保华中，坚持沈阳至十月底，以观时局发展，原则上不放弃沈阳。同时亦作撤退准备的作战指导计划。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让敌人实现他们把现有兵力撤至关内或江南的计划，使我们失去时机，从而增加我军尔后作战的麻烦呢？还是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决策逃跑之前，我们就当机立断，抓住大好时机，组织战略决战，各个消灭敌人的强大战略集团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泽东同志根据对战争形势的科学分析，毅然决然地抓住了这个战略决战时机，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他在《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中向东北战场的我军指挥人员指

出：要“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

毛泽东同志说过：“我要优势和主动，敌人也要这个，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10]他还指出，在一个或几个战役分了胜败以后，“无论何方失败，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败者方面的一种新的努力，就是企图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脱出这种新出现的不利于我有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而重新创造出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去压迫对方。”“胜利者方面的努力和这相反，力图发展自己的胜利， 给敌人更大的损害，务求增加或发展有利于我的条件和形势，而务求不让对方完成其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企

图。”[11]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进行到第三年以后的情形也是这样。国民党军队在遭受了一系列的失败以后，为了挽救他们的危局，曾经进行拼命的挣扎，企图用“重点防御”的办法，来摆脱当时已经出现的对他们极端不利的形势， 妄图重新创造一种有利于他们而不利于我们的形势，在一定时机向我们举行反扑。与此相反，人

民解放军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赢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以后，力图发展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更大量地消灭敌人，务求发展当时已经出现的对于我军极为有利的形势，务求不让敌人实现他们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计划。这种主观能力的竞赛，当时首先表现在时机的选择上。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抓住时机，进行决战；对于敌人来说，应当是抓住时机，组织战略撤退，避免战略决战。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日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社论说：“满洲的丧失是不可避免的，在撤退问题上唯一严重错误，就是择时不当。”敌人在战略撤退上的犹豫不决，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捕捉决战时机的英明。

毛泽东同志在紧紧地抓住决战时机的同时，又正确地选定了决战方向。当时全国各战场的形势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于人

民解放军的作战，但敌人在战略上却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立要点的时间，牵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使我军不能入关作战；同时，敌人又准备把东北敌军撤至华中地区，加强华中防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指向华北战场，则会使我军受到傅作义、卫立煌两大战略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敌人迅速撤退，而实现他们的战略收缩企图。因此，东北战场就成为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当时东北战场的形势对我又特别有利。在敌军方面： 孤立分散，态势突出；地区狭小，补给困难；长春被围，无法解救；或撤或守，举棋未定。在我军方面：兵力优势，装备较好；广大地区，联成一片； 土改完成，后方巩固；关内各区，均可支援。东北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敌军，就能粉碎敌人战略收缩的企图；就能实施战略机动，有利于华北、华东战场的作战；就能以东北的工业支援全国战争，使人民解放军获得战略的总后方。根据上述情况，毛泽东同志将战略决战方向，首先指向东北战场的卫立煌集团，这就将战略决战的初战胜利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这是毛泽东同志宏图大略全局在胸投下的一着好棋子。决战首先从局部的形势开始，进

而争取全局上的更大优势。由于迅速而顺利地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就使全国战局急转直下，使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