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武汉沦陷后的抗战新局势①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法西斯就是战争。我们的抗战是用战争来反对法西斯的武装侵略。这就是我们目前国内生活的主要内容。自日本法西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侵占东北后，直到“七七”事变，才发动全国一致的坚决抗战。我们的抗战现已成为全世界反侵略的主要战场。中日两国虽然同样是进行战争，可是在我们这方面的意义却不同。我们不是侵略的反历史进步的战争，我们是进行的反侵略的为争取民族解放及人类和平的战争，是有全国人民拥护、全世界和平人民援助的正义战争。但因我们是被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武器装备均比敌人落后，我们就要从战争中来学习战争，在战争中来提高自己的战斗力。抗战以来，我们已经有很大的进步，而且这进步不仅是军事方面。

首先要指出的是，这次战争，敌人给我们全国上下以亡国之威胁。我们主要的城市和广大的土地被占领，无数的民众被蹂躏、被屠杀，甚至于对我被俘虏的伤兵也施以最残暴的待遇，重伤的兵士都被杀了，轻伤的兵士被迫着做苦工，如南京沦陷后俘虏则无条件杀戮，以至布菌、放毒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在这种情形下，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不从抗战求生便是屈辱而死。

这种生死的斗争，就推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进步。这些进步是什么呢？

（一）空前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形成。十年前国共两党虽然有过一次合作，但那时的统一战线，其包涵的阶层成份没有这么广泛。这回，全国所有各阶层各党派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都参加了统一战线。比方在沦陷区中，有许多地主自动拿出钱来发动游击战争，有些是自动减租减息[1]，就是最显著的证明。这都是为了抗战才形成的统一战线。（二）空前的政府的统一。辛亥革命以来，直到抗战以前为止，我国虽然一样到处飘着国旗，而地方与中央、地方与地方之间，总是时常有许多磨擦，党派与党派的无数冲突，更是错综复杂之至。这种形势在抗战以后也就消释了，因为这些国内矛盾被压低以至消灭于中日武装冲突之下了。（三）军队的统一。为了抗战，从前的封建残余势力所把持的军事割据，收税庸兵，制度不一，这现象没有了。因为从私人的军队转化为国家的军队，这是抗战以后才有的。（四）抗战领袖的形成。这对抗战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里附带说一下我们对蒋先生的了解。西安事变以前及当时，我们即认为蒋先生乃是全国抗战的领袖，因为今天真正要完成民族革命首先必须抗日，而要集中和指挥这个抗日力量，必须有一个领导全国抗战的领袖，现在事实证明蒋先生能领导全国军民，一致抗战。所以，形成抗战领袖，是抗日战争发展中的必然的结果，而抗战领袖的形成，更增强抗战的力量。（五）政治部之建立。全国军队如果是没有政治工作，必不能在政治上将思想各异之兵民坚固团结为一个整体，而抗战力量即建立于这个坚固的团结之上。所以要发动全体人民参加抗战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必需加强对民众、对士兵的政治工作。抗战以后，成立政治部，其意义和作用就在此。除上面指出的各点外，如国民参政会之成立，抗战建国纲领[2]之颁布等等，也是表示政治上很大的进步。许多人怀疑抗战期中民众是否有应得

① 这是叶剑英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于长沙举行的时事座谈会上的演讲。

的民主自由？又有人怀疑抗战期中民众应否有必要与叫能的生活改善？其实这些问题在纲领中都已解答得很清楚。各党派都在这个抗战建国纲领基础上团结起来而合法存生着。所有这些都是进步的证明。这许多进步，提高了抗战力量，而抗战力量的提高，又辩证地促进了这些政治的进步。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些进步还未能配合客观形势的发展，即是说这些进步还不能满足客观的需要。若干障碍进步的地方，仍然存在着，这些东西即：（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间，仍然有一些动摇悲观的分子。（二）在中国的托派分子[3]们至今日为止，还是根本反对抗战、反对进步势力的。他们不知道集中全民族生动的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争取民族解放的先决条件；他们喊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漂亮口号以减弱对日的力量。他们破坏抗日工作，破坏统一战线，各处乱钻的阴谋捣乱，企图钻进共产党反对国民党，或钻进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甚至公开“反蒋”。他们已不是一个政治派别而是人民的公敌，日寇的工具。同时不可忽视的是上面所说的悲观分子以及一些坚持成见的顽固分子，恰好被托派所利用以破坏民族的团结。他们对于新的环境新的条件之忽视，都成为障碍进步的绊脚石，实为遗憾。大家晓得抗日必须团结，团结可以使抗战力量增大，但只有我们整个国家在政治上进步，才能使力量团结，继续抗战。

但我们并不因为有了上述种种障碍进步的东西存在而悲观。恰恰相反，我们相信在抗战过程中，战争可以改变一切，也可以改善一切。抗战愈坚持，一切不适合于抗战要求的东西自然失掉存在的价值。我们坚决相信有一个时期，在抗战走到更坚决的阶段中，那些动摇的中间分子，不能够长久的徘徊歧路，必须择定一条道路，旗帜分明的或投入维持会的阵营中，或转向抗战力量中来。但我们主观的努力，是要争取绝大多数人民参加抗战，这是要随时间的进展而进展的。因此，抗战必须坚持。

其次，我们再看战争爆发后敌人的情形。（一）人力方面。战争的消耗，双方都颇为惨重的，它不但损害我们，也损害敌人自己。敌人对我作战，因战争而动员的人员，在一百万至一百二十万以上。“七七”事变一周年，日寇还只有三十五万的死伤，最近四个月以来经过武汉保卫战[4]，日寇死伤在四十万左右。这是我们战斗力量提高的证明。如果再继续作战下去，敌人人力的消耗，必然要到无力支持的时候。（二）财力方面。在战争开始的时期内，敌人一天里战费消耗已是一千万，现在每天要消耗二千万了，这些战费都是向劳苦群众剥削而来的。现在，更设法发行六十万万的战时公债了。日本人民大众在压榨之下呻吟着，捐税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工业物价指数六月间已增加到百分之十二，工业减低，农业品跌价[5]，这只有使人民生活一天天的恶化。这些情形首先从人民影响到士兵，所以在日本国内正展开着各种各样的反战方式：自杀，逃避或者自己弄成疾病。此外，兵士家属的阻车卧轨，公开游行等，更证明日本人民反战情绪的高涨；同时又从国内影响到国外，在战场上士兵散发传单，伪军的反正等等随时可见。总之，从人力，财力及各方面看来，敌人的损害是不可掩饰的。敌人受了这忡损害，增加了战争的困难。并证明侵略战争是怎样危害人民而为人民所反对，固然我们不能过分夸大敌人的弱点和困难，但这种困难总是一天天向前增进。另一方面，应该承认日本是高度发展的资本帝国主义，他们用几十年的准备想来灭亡中国，并且有人卖给它军火，最近的欧洲形势更予敌人以侵华的便利，因此，我们如果认为敌之困难已快要达到不能继续侵略的程度，这都是过分估计敌

人的困难。但我们同时也要承认：战争的长久支持下去，敌人的困难也是与日俱增的。

再次，更从国际方面看，日寇大举侵华，不但损害中国，损害自己，而且损害第三国的在华利益。今天的报纸消息，沪敌大使馆发言人声明：日方否认外人财产具有不可侵犯性，即可证明：敌人声明不保护驻华外侨的生命财产。敌人一方面侵略中国，另一方面，威胁着全世界。日本军阀以征服中国、征服世界的迷梦自豪，这样，敌人威胁中国也威胁第三国，其结果一面引起我国之坚决抗战，另一方面引起国际的对我们同情和援助。如全世界人民的自动援华，抵制日货，及最近国联[6]通过盟约第十六条[7]等，即是事实。但这里有一个问题，何以“九一八”时候，国联即喊着要制裁，却不见实行，而这次的盟约第十六条便马上通过了呢？这即说明：我们如果抗战，如果坚持抗战，国际对我们的同情和援助必随而增加。十五个月以来事实证明：随着时间的进展，日本消耗增大，中国战斗力提高，国际援助增进。这三者是贯串在一条坚持抗战的红线上。我们所以必须争取时间，所以必须坚持抗战，就是使长期抗战过程中，这个战争的时间的量的增加引起空间的质的变化。这是说明在长期抗战过程中战争的长期性之所以必须坚持。有人高喊三天亡国论，能人高喊速胜论。我们对于三天亡国论固然不同意，但对于孤注一掷的以速战求得速胜也不赞同。这次战争一定是残酷的长期的过程。战争的胜败决定在力与力之比，敌我力量经过某些时间，敌人力量向下削弱，我方力量向上增加，才能转变战争形势，转为反攻。有人说，这个长期过程究竟有限度吗？打到一百年吗？不。在这长期作战过程中仍可分别阶段和时间的。因为敌人是人少、地小、物产不丰，而我方是人多、地大、物博，但敌人却有优良武器、精悍士兵，而我方的一切，只有在抗战后才积极准备、在抗战中陆续改变、在抗战中进步和发展。因此，我们的国防计划不能像法国对付德国那样的作战方针，正如同法对德作战也不能像今日我们对日作战一样。法国对德不能不建筑强固的国防工事——马其诺防线[8]，准备与德作阵地战，拒止德军于国境以外。至于中国，与敌作战依各种条件研究起来，想筑成长城那样的国防线，拒敌于国门之外，在中国今天是不可能的。因此，抗战初期是敌人进攻，我们是运动防御，这样，必须经过一个长的过程于战争中消耗敌人力量。同时，日本对华作战，它不能无视英美和苏联。它必须分出一部分力量来应付其他第三国，特别是应付苏联。如果敌寇深入中国内地，在那样广泛的领域上，只能集中兵力于某几点，同时不能不放弃许多地区。所以，在敌寇占领区域即敌人后方，一定空出许多地方，我军容易在那里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这样就使敌后的游击战争日益普遍开展起来。敌后游击区和根据地的日益扩大，它不断的牵制敌人兵力，破坏敌人后方联络，捣毁敌人伪组织，瓦解日伪军，一直到伪政府不能成立，汉奸无法存在，差不多否定了敌人用极大的牺牲所得来的胜利。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敌军愈深入，作战愈加困难，我军抗战愈久，战斗力愈加坚强。民众参加亦愈加广泛；加以内部作战地区全是山岳，使敌之继续深入部队为我军所迟滞和纠缠。敌人在此时期中，为了巩固其既得的胜利将要停止其不利的深入，不得不分出大部时间和兵力来应付其后方游击队。这时使敌人前后失据，疲于奔命，它必须拼全力来巩固平汉线粤汉线以东的地方。在原则上说：这是一个转变时期，为我们的战略转移攻势的有利时机。但是这个时机我们抓不住的，因为我们战争的准备，我们力量的增长，实在太慢了。所以我们的前

线在不固定的地带形成对峙，在敌人后方则艰苦支持，这就造成对峙的形式。在对峙时期中，我们克服一切困难，大大的准备一切反攻的力量，在有利地带和有利时机，使我们的抗战进入到战略反攻。大家明白：中日战争的全过程在战略上有三个阶段，一为敌人进攻，我方防御；二为敌人保守，我军准备反攻；三为我方反攻，敌军败退。这是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9]是一战而亡之。拿破仑进攻俄国，俄军退出莫斯科，但主力未消灭，在退出后三十二天即行反攻，把拿破仑打得惨败而回[10]，这可说是两个阶段。中日战争不像意阿战争，亦不像俄法战争。中日战争的全部过程上，有这样一个中间阶段即彼此对峙的阶段——这中间阶段是全部发展过程中主要的一环，而抗战能否胜利的关键，也就在第二阶段。在这时期是否能够抓紧主要环节，克服困难，产生新力量，准备反攻，这是要靠自己的努力的。所以在这时，必须发展敌人后方的活动，把敌人后方变为前线；必须坚持抗战，支持前敌阵地；必须积极增加反攻力量；必须以抗战的继续胜利来争取国际援助。简单他说，有四个条件必须努力争取。即：敌前支持，敌后发展，我后准备，国外帮助。这个时期——是决定民族存亡的时期，目前已经步步地迫近了。

以上是对于抗日战争的全盘看法。现在：再说武汉和广州的问题。

对于放弃武汉问题的了解。这很分明的，当着武汉还成为粤汉、平汉、长江交通总汇的时候，当着武汉还是中国一个军事政治文化中心的时候，当着武汉还有许多人力、物力未迁移的时候，武汉应该保守的。但当着武汉已成为前线的时候，其价值即随时间、空间的变动而变动了。科学的社会主义者应该在变动的观点上看事物。当广州沦陷，信阳失守，敌已迫近核心，我方人力物力已经转移，在这个时期，就无须把武汉当作心脏来保守了。这样一定有人问：为什么徐州还未放弃，便老早喊出保卫大武汉的口号？这是因为徐州和武汉之间为中州平原地带，军事发展颇为迅速，所以徐州沦陷后必须立即准备保卫武汉。如果又有人问：既然武汉迟早要放弃，何以又来一套保卫武汉的经营呢？这是因为保卫武汉有着消耗敌人、争取时间，及掩护人力物力迁移的重大意义！我们放弃某个据点是要取得应有代价的。四个月的武汉保卫战，消耗敌人兵力在四十万左右，消耗敌人的军火财力更不可计数。我们的代价已经取得了，所以，在适当的时期，主动的放弃核心，保存主力，越到外围，坚持敌后作战，配备新的部署，这是正确的。武汉保卫应有三个步骤：首先消灭敌人在大别山、幕阜山之外，其次则消灭敌人于大别山、幕阜山之间，最后则从核心转到外围，包围并歼灭敌军于武汉湖沼地区。这是有整个计划的。而且对于难民的疏散、壮丁的迁徙、资财的搬走，以至建筑物的破坏等等，我们已经完成了，如像俄军对待拿破仑的办法，使敌人所得不是焦土，便是一个空城。我们的主力，不但没有消灭，反而转移到外线上去继续抗战。大家明白，保持有生力量是继续抗战的主要条件，但有生力量不是消极的保持，而是要积极的发展。总之，对于武汉的放弃，我们并不悲观，也无须悲观，因为原先计划就是如此的。

其次说到广州。广州的放弃实在太快了。何以广州失守这样快呢？这是证实了广东当局：（一）未曾发动广东应有的力量去抗战；（二）对抗战指导原则的了解仅仅知道保全自己而不知道消耗敌人。倭寇人口不过七千万，我们四万万五千万，对敌作战中，敌我伤亡数目的对比虽然不能做到一比一或一比二，就是一比三，这个比例，也可以拼得最后胜利的。（三）对敌寇

字垣[11]下台便是日本对英态度的变动——将影响华南局势的警觉十分不够，这一教训太严重了。但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三灶岛壮丁之偷渡杀敌，英勇牺牲；（二）南澳岛民众配合政府军作战，一度收复该岛；（三）最近惠州沦陷后，市民跑到广州要求政府发枪，参加抗战；（四）广州青年男女报名参加为保卫广州而战的有四万多；（五）中山县农民，在万顷沙击退敌军登陆等等。这一切事实都证明广州的群众，自动的要求抗战并能够抗战，广东民众是有为的。现在广州是沦陷了，我们并不能说广州沦陷于战局毫无影响，但从广州民众抗日之积极性上来看，他们实可以配合华南抗战的军队，给进扰华南的敌人以重大的打击。至少，他们能够用游击方式牵制敌人，不至很快的向粤东、粤北、粤西蔓延。

综上所述，武汉、广州虽已沦陷，但不必悲观。因为整个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在于今后能否继续抗战。我们是否会中途妥协呢？目前国际形势的变化是否有利于我们继续取得外援呢？这些问题要加以回答的。

对于这些问题，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第一，我们是否能够继续抗战呢？完全能够的。因为：（一）我们的主力并未消灭，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二）我们还有广大领土和有利于抗战的地区——平汉线、粤汉线东西两侧。（三）敌人后方有广大的游击运动和抗日根据地，平汉线、粤汉线以西为我预定与敌决战地带，这是有利于我方作战的地域。决战必须在此线以西，因为现代的军队必须在现代的地区上作战，现代的部队必须在铁路线、公路线及平原地带才能发挥效能，而我们的公路、铁路及平原大多偏于平汉线、粤汉线以东。不能否认，在抗战以前，我们建设的交通网，无意中做成有利于敌的局面，但是在平汉线、粤汉线以西，地理交通条件将赋予我们以有利的作战形势，所以，决战必须在西线。（四）统帅的抗战决心是一贯到底的——这一点在继续抗战中更可以无限的发展抗战力量。第二反过来看，我们会中途和平妥协吗？我认为：（一）发动抗战到今日，全国军民的仇日心理，已普遍发展，全国抗日力量日益增长，这使和平妥协很难实现。（二）在抗战中教育了人民，教育了军队，全国上下得到无数经验，使我们深切理解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得到最后胜利。这一点已足说明抗战能够坚持。抗战愈坚持，妥协愈困难，妥协愈困难则抗战愈能继续。抗战愈继续，新的力量、新的有利条件即会产生出来，并且迫使这个抗战的时局不得不向前继续开展。第三，国际形势是否会有利于敌人使和平空气更加浓密呢？我们看最近英、意大使不能不辟和平的谣言，这是因为我们是继续抗战。这已经够说明只要我们英勇的继续抗战下去，我们国际地位是会一天天提高的。我们晓得，日本对于中国，决无法一口吞下去，这其间需要适可而止的休息一会儿。远东战争的延长，就要影响到太平洋上有关系的几个国家，特别是英国在华的利益。日本看到了这一点，为了自己要适可而止的休息一会儿，所以，日本对英的外交姿态一方面不敢与英敌对，而另一方面又必须对英加以威胁。为了必须威胁，所以敌人敢于趁目前欧局混乱而侵入华南，为了不敢与英敌对，日本又时而有亲英的外交活动。至于英国，这个老绅士的国家的外交姿态是摇摆不定的。看到中日战争，如果日本打胜中国，于己不利，就帮助中国；但如果中国打胜了日本，中国强盛起来，于己也无好处，则帮助即随而弛缓。因此，中日的战争是随着国际的矛盾发展而发展，但国际间英日的矛盾却因中日战争的变化而变化。显然的，最近广州、武汉相继沦陷，使英日矛盾更趋尖锐，英国在远东利益受到更大的威胁，日本独霸亚洲的野心更大。日本军阀认为英

国的所谓”在华利益”，已经落在日本夹袋之中，英国如果想维持其在华利益，必须向日本低头，这样，迫使广州武汉沦陷后的英国外交活动更形复杂而困难了。英国继续帮助中国抗战的必要性也就增加了。还有，是中国因抗战而使中苏亲密这一事实。苏联二十年的建设，使得“谁胜谁？”的问题，即到底是资本主义胜利呢还是社会主义胜利这一问题，在苏联国内已经完全解决了。但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进到国际舞台，要在国际范围内来解决谁胜谁的问题，要争取全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了。中国的抗战胜利，是为争取世界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因此，毫无疑义，苏联必然是援助我们的。所以说国际形势是有利于我们的，继续取得外援自然不成问题，问题在我们应该努力坚持持久战以争取更多的外援。这里连带说到内政问题，必须内政修明而外交才能得到更多援助，就是说必须国内团结统一，肃清动摇妥协和投降分子，坚持继续抗战，然后国外的援助才会继续增高。比如医生对病人一样，如果根本是垂死的人或无药可医，那谁愿意去医他呢？

综合前面所说，我们抗战胜利是有把握的，因为：（一）主力不会消灭；

（二）广大领土的保持和军队转移于对我有利的作战地域；（三）统帅抗战的决心；（四）国际继续帮助我们等等。投降妥协的可能性，虽不能完全根绝，但困难是增加了。因此，抗战前途虽尚有许多困难，但我们必须认定这些困难一定要克服而且可能克服的。我们必须在发展的过程中去把握抗战胜利的前途！

最后再说到最近日本的军事动向，可能是要打通粤汉、平汉线及陇海线的一部，但主力方向是朝着什么地方呢？在此寒冬时期，雪地战斗是不容易的事情，因此最近的敌军主力方向可能的会向华南发展。尤其可能的是由武汉向南，广州向北，自浙赣向西三路会攻湖南。在长沙工作的同志们，敌人的刀尖是已经向着我们进攻，只有尽量提高我们的战斗力，只有不断削弱敌人的力量，产生并发扬自己的力量，在发展过程中紧紧握住战争的转变点，只有这样才能转化自己从劣势变为优势以反攻消灭敌人！这战争是长期的，痛苦的，但必须设法减缩这个过程，很快的改造自己以应付新的时机的来到。不要老是划着历史的龟步在那里慢慢的爬。坚持抗战，新的形势正有利于我们。

注释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改变了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代之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

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一般减到不超过一分半。
抗战建国纲领是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其内容包括抗日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政策。这个纲领一方面被迫对人民作了某些形式上和口头上的让步，如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许诺给予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同时又继续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
托派分子，这里指中国的托派。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投降主义者，采取了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侍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

被称为“托陈取消派”。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陈独秀等人被开除出党后，在托洛茨基的直接撮合下，同其他托派分子相结合，在一九三一年五月建立了统一的中国托派组织“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陈独秀被推为总书记。不久，它的领导成员先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这个组织随即瓦解，但一些托派分子和托派小组织还在继续活动。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也是主张抗日的，但是攻击中间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托派与帝国主义国家间谍组织有关、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上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

武汉保卫战是中国军队同日本侵略军在以武汉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战役。一九三八年五月，日军占领徐州，随即调集兵为准备进攻式汉。同年六月至八月，日军先后占领了安庆至九江一线的长江沿岸地带，打开了进攻武汉的通路。自八月下旬起，日军以第十一军为主力沿长江两岸向西推进，以第二军为侧翼经大别山北麓向信阳、武胜关方向实施迂回，乒分两路会攻武汉。国民党军先后投入了一百多个师的兵力，在式汉外围对日军的进攻作了比较顽强的抵抗，但未能阻止日军的前进。十月中旬，日军从东、北、东南三面逼近武汉。十月二十五日，守军被迫全线撤退，二十七日，武汉失陷。这次战役之后，日军停止了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这里指战时工业品价格急剧上涨后造成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扩大。
国联是国际联盟的简体，一九二○年一月正式成立。先后参加的有六十多个国家。国际联盟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实际上日益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无形瓦解，一九四六年四月正式宣布解散。
盟约第十六条是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通过的国联盟约条款之一。它规定了国联会员国对违反盟约进行战争的会员国所采取的制裁行动。一九三七年十月，中国政府曾要求国联对日采取制裁，但由于英法等国的阻挠，未能通过。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国联行政院在世界舆论压力日增和英法日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通过了同意中国要求援引盟约第十六条对日实行制裁的决议，规定各会员国应个别决定依盟约采取步骤。实际上这只是一纸空文，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没有任何约束力。
马其诺防线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国为防备德国进攻，在东北部边境构筑的防御阵地体系。以其主要设计者、当时的陆军部长马其诺的名字命名。一九四○年五月，德国军队从比利时绕过这条防线攻入法境，使防线失去作用。
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一九三五年十月至一九三六年五月，

意大利法西斯发动战争侵占了阿比西尼亚。
一八一二年，拿破仑以五十万大军进攻俄国。当时俄军只有二十万人左右。为了避免不利于自己的决战，俄军实行战略退却，一直到放弃和焚毁了莫斯科。拿破仑的军队在深入俄国国土以后，遭到了俄国广大军民的坚决反抗，陷于饥寒困苦、后路被切断、四面被包围的绝境，最后不得不从莫斯科撤退。这时，俄军乘机大举反攻，拿破仑军仅剩二万余人逃离俄国国境。
字垣即宇垣一成，一九三八年五月至九月任日本近卫内阁外夸大臣，在职期间企图通过英、美与中国国民党政府“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