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反“治安强化运”动”、 反“蚕食”的斗争

一、日军华北方面军推行“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和“治安强化运动”

百团大战后，日军华北方面军总结经验教训，在 1941、1942 年大大强化和扩充了“治安”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开始推行“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和“治安强化运动”。

日军认为，几年来对八路军作战不力，乃至在百团大战中遭到沉重打击， 重要原因是对共产党、八路军的真实情况难以掌握，认识不足。因此，百团大战后日军加强了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情报侦察、搜集、综合分析工作。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 2 科（主管情报）新设了专职主管对共情报的参谋，中央灭共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副参谋长分任委员长、副委员长）调查部（通称黄城事务所）于 1941 年 6 月 15 日创办月刊《剿共指南》。日军通过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调查，认识到：“他们是党、政、军、民结成一体的组织，具有明确的使命观。他们为了实现革命，力图通过争取民众， 组织民众，以扩大加强其势力。他们巧妙地把思想、军事、政治、经济的各项措施统一，且将其努力分配于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之上，从而使我方单靠军事力量无法进行镇压，也必须统一贯彻多元、综合措施”。①日军认为自己的长处在于军事力量强，而这恰是共产党、八路军的短处，要趁中共军事力量尚未充分发展起来之时，进行军事“扫荡”，同时结合政治、经济等各项措施，以达到清除共产党、八路军，稳固控制华北占领区的目的。

根据华北的具体情况，日军华北方面军将华北划分为“治安地区”（即日伪占区）、“准治安地区”（即抗日游击区），“未治安地区”（即抗日根据地），制定了划分三种地区的标准。日军通过半年多时间调查，认为到1941 年 7 月为止，主要城市、交通干线、重要资源地区周围，约占华北全面积 10％的地区，可以看作“治安地区”；以八路军的中心抗日根据地为基础的“未治安区”，约占华北全面积的 30％；剩余 60％的双方势力交错地带为“准治安地区”。

在上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41 年夏，日军华北方面军制定了“关于肃正建设的三年计划”，计划逐渐把巩固“治安地区”的任务移交给伪政权及伪军警，日军则将其势力范围逐渐向抗日游击区和抗日中心根据地推进，扩大治安圈及准治安地区。三年的总目标是，由 1941 年 7 月治安地区占 10％、准治安地区占 60％、未治安地区占 30％，到第 3 年度（1943 年度），治安地区提高到 70％，准治安地区降低到 20％，未治安地区降低到 10％，争取使华北的“治安”达到伪满洲国的“治安”状况。这一目标是以不减少华北日军己有兵力为条件的。

日军对三种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措施。在“治安地区”，从上到下， 直至县、乡、村均加强伪政权的统治，由伪军警承担“治安”工作，使日军尽可能早日退出，向“准治安地区”推进。在“准治安地区”，部署固定的日军主力部队，扶持伪县备队及保乡团，以图控制县政，不断搜寻抗日力量， 加以“扫荡”，扼制其活动，削弱其势力，使这种地区向“治安地区”过渡。

①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84 年版，第 529 页。

对“未治安地区”，不断地、反复地进行“扫荡”、“讨伐”作战，实行“三光”政策，使抗日根据地难以坚持，随后，日军进驻、分散部署，设置伪行政机关，使之向“准治安地区”转变。为保障其“治安地区”及重要交通线的安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日军役使民众在“治安地区”与“准治安地区”的交界处以及重要交通线的两侧，大量修筑隔离壕沟、碉堡据点， 如在平汉铁路两侧各 10 公里的地带就修筑了长达 500 公里的隔离壕沟。

为“统一贯彻多元、综合措施”，发挥综合力量，实行“总力战”，日军策划了“治安强化运动”。“治安强化运动”的详尽计划由日军制定，再交由伪政权，在日军武力保障下推行。1941、1942 年，日伪在华北进行了 5 次“治安强化运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于成立一周年纪念日，1941 年 3 月30 日开始，到 4 月 3 日，进行总动员，开展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在布告中宣称：“没有巩固的治安，就谈不到安居乐业，我全体军、官、民，应同心同德，不能只依靠友军的力量，而应积极主动地做好治安工作，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华北建设成为幸福的乐土”， 这一运动的内容是：培养和加强区、乡、村的自治自卫力量；加强扩大民众组织；剿灭扰乱治安分子。①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 4 科（主管政务）在

1941 年 2 月 15 日制定的《“治安强化运动”买施计划》中，把“治安强化运动”的工作内容规定如下：

1. 扩大、加强和训练自治自卫组织（剔抉、破坏共产党组织；训练行政机关职员；扩大实行保甲制的地区；统一实行户口调查；扩充及训练自卫团； 进行警备演习，传达情报：修筑道路、城墙、电线杆、壕沟、桥梁等）。

2. 扩大、加强民众组织（合作社的扩充和加强，扩充训练青、少年团， 妇女会，劳工协会等）。

3. 治安军、警备队等协助上述工作，单独或与日军协同进行讨伐及示威行军等。

4. 普及宣传东亚新秩序的观念及日、满、华条约内容（通过讲演、电影、图片、宣传画、广播、戏剧小册子等方式）。

继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之后，日伪又进行了第二（1941 年 7～9 月）、第三（11～12 月）、第四（1942 年 3～6 月）、第五次（1942 年 10～12 月） “治安强化运动”。

1941 年开始，由于日军推行“肃正建设三年长期计划”及“治安强化运动”，不断地、反复地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军事“扫荡”、经济封锁、特务破坏活动，有计划地执行其逐步变“准治安区”为“治安区”、“未治安区”为“准治安区”的策略，也就是对抗日根据地、游击区“蚕食”的策略，使得共产党、八路军处境日益困难，抗日根据地、游击区被“蚕食”， 逐步缩小，而敌占区日伪统治则相对加强。日军把 1941、1942 年看作是其“肃正建设”的全盛时期，其中又以 1942 年夏秋之际为高潮，对共产党、八路军

而言，这两年，尤其是 1942 年，则是最困难的时期。华北各地连年深重的自然灾害，加剧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