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困难阶段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一、困难阶段国统区的政治

（一）国民党自身的政治整顿及其以反共为重心的政治方针的贯彻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国民政府指挥的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作战迭连失利。这使得国民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大为不佳。在 1941 年 3 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八中全会上，蒋介石说：“本党现在的情形，不仅国民和舆论对我们有许多指责，而且我们本身也自认实在有许多的缺点和错误。尤其不能讳言的是许多同志因循怠忽，忘却了当前的艰难和危险。”他还说： “为什么一般国民怀疑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招致种种的非议和讥评？其原因究竟何在？上至党部本身，下至党员个人，大家都要彻底检讨，至诚反省。”

①根据蒋介石的意图，国民党在第八、第九、第十次中央全会上，都作出了相

应的决议，企图刷新党的政治，改变国民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为此， 国民党首先在中央执委会中分析了形象不佳的原因，认为主要是党员缺乏社会基础。故在 1941 年 3 月至 1942 年 11 月召开的三次中央全会上，对党的组织工作都作出了决议，要求除军队之外，必须在农工、妇女，小学教师、区、乡、镇、保、甲长中发展党员，并规定数额和指标。并认为，党的干部的训练和普通党员的教育薄弱，必须从中央到各省建立训练班，轮流训练各级干部。同时要加强党的知识的出版、宣传工作。特别强调要加强对“三民主义” 的宣传。要求摄影、电影、广播、新闻等宣传舆论工具都必须“使三民主义在民生日用方面，绵存于群众生命之中”。特别要求加强对青年思想的领导， 务使青年“笃信主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还认为，党的外围组织发展不够， 因此要求在群众团体中活动的党员，应努力负责，热情服务，做“革命精神” 的表率。“合法而有效”纠正“不利国家民族之盲动企图”。这几次中央全会对国民党与政府的关系也作了相应的规定，企图通过政府的名义使国民党的排除异己的措施合法化。

国民党在日军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以后，企图利用战局稳定的时机在政治上进行整顿，使国民党的形象有所改善。但由于它们采取的每一项整顿措施，都紧紧地围绕着反对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运动进行，因而不仅没有收到预期效果，相反越整顿越不得人心，走上了事与愿违的道路。

国民党在党内进行自身整顿的同时，对党外也采取的一系列压制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措施，其矛头首先指向中国共产党。1941 年 1 月下旬，国民党以皖南事变的逆流推波助澜，压迫中国共产党撤销八路军驻广西桂林和广东韶关办事处，接着在鄂西地区拘捕了 100 多名中共党员和抗日民主人士。在此期间，驻福建的国民党军突然袭击中共闽西特委和龙岩、永定两县的中共县委机关，逮捕中共干部 700 多人，其中 200 余人被杀害，制造了骇人听闻

的“闽西事件”。 2 月，国民政府以“破坏抗日”的罪名，封闭了抗日爱国人士邹韬奋在成都、昆明、贵阳开办的宣传抗日的“生活书店”，还逮捕了“生活书店贵阳分店”的全部员工。3 月，国民党在五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宣言中，影射中国共产党“违背国民革命最高原则三民主义”，“鼓吹超越民

①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年 版，第 666 页。

族之理想与损害国家绝对性的言论”，“破坏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的统一”， 有“利用抗战形势达成国家民族利益之外的企图”等等。把“新四军不遵军令，善自行动，攻击友军，破坏团结”等诬陷性的语言公然写进“军事报告” 的决议中。决议还威胁说：“惟际此长期抗战之时，或难免仍有少数部队不明大义，蹈此复辙。”同年 11 月，国民党在其召开的五届九中全会上，大事宣扬“自中央解散新四军以后，纪纲一振”，暗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今后倘敢再违法乱纪，走私牟利者，应执法严绳，毋稍瞻顾”。

1942 年 3 月，国民政府公布《国家总动员法》，对言论、出版、集会以及著作、通讯等严加限制。5 月，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发出指示，要求各地方党部在每一地区各组织一个或二个外围团体专志打击某党活动。11 月 27 日，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通过了《特种研究委员会报告本党今后对共产党政策研究结果案》，该案称：“总裁经审慎考虑而发表之指示，大会应敬谨接受，拟在宣言中将此种意见明白宣示。惟为防止基层党政机关及人民误解起见，应由国民政府发表文告，在我国之境内，无论其为何人及其何种名义， 凡有私自组织军队，企图割据地方，违反国家纪纲，扰乱社会秩序等情事， 皆为国法所不容，政府必予以依法制裁。”①

由于国民党在皖南事变后把反共作为其政治重心，使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组织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据统计，鄂西特委 1940 年有党员 1900 余人，

到 1941 年下降到 1300 余人。川康特委 1940 年有党员 3000 余人，到 1941

年下降到 1400 余人。国统区其他地方的共产党员也有不同程度的减少。

1943 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转入反攻，战争形势对同盟国越来越有利，这种形势也使中国抗日战争出现了胜利的曙光。在此形势下，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方面希望在盟军的合作下尽早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另一方面又不想与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共享胜利果实。因此，在战争出现转机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极力强调在中国必须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指责中国共产党“制造内战，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在蒋介石的宣传煽动下，从 1943 年 3 月起，国民党在全国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