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的衰败

国民党军在敌后进行游击战的部队，主要部署在山西、河北、山东、江苏等省。

晋绥地区：太原失守后，第 2 战区的部队奉令坚持山西。其时有卫立煌指挥的南路军（辖第 3、第 9、第 14、第 15、第 17、第 38、第 47、第 73、第 96、第 98 军等）共 16 个师另 4 个旅，以中条山、王屋山为根据地；杨爱

源指挥的西路军（辖第 19、第 61 军、骑兵第 1 军等部）共 8 个师另 3 个旅，

以吕梁山为根据地；杨澄源指挥的五台游击区 2 个师，以雁门以东地区为根据地。1939 年初，第 2 战区调整部署：南路军编为第 4、第 5、第 14 集团军

（共 18 个师、3 个独立旅），担任中条山守备及晋南地区游击；西路军编为第 6、第 8、第 13 集团军（共 8 个师、2 个独立旅），担任晋西吕梁山周边地区游击。

冀察地区：1939 年 1 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增设冀察战区，以原河北

① 《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70 页。

游击总司令鹿钟麟为总司令，辖第 69、第 97、新编第 5 军、河北民军及其他游击部队，其中正规军有 5 个步兵师、1 个骑兵师，河北民军相当于 3 个步

兵师，其他游击部队不下于正规部队，总兵力约 10 万人。随后庞炳勋部亦调入冀察战区。

鲁苏地区：1939 年 1 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增设鲁苏战区，以于学忠为总司令，辖有第 57、第 89、第 51 军及新编第 4 师和海军陆战队，共 7 个

师约 10 万人，地方武装计有苏鲁皖游击军（共 7 个纵队，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山东保安部队（1 个保安师、15 个保安旅）、江苏保安部队（9 个保安旅、 1 个税警总队）共约 15 万人。其中第 51 军任鲁南北部游

击作战；第 57 军任鲁南南部游击作战；第 89 军任苏北游击作战。

上述各地区的国民党军游击部队，一部分是在日军进攻时未及撤迟而滞留敌后的正规军，其编制、装备较为齐全，但缺乏游击战争训练，不善于进行游击性的分散作战，不会做群众工作，其后勤补给也仍属正规军系统，在敌后生存能力极差。这些国民党军敌后游击部队在日军实施战略进攻阶段， 尚能在敌后免强生存。但在日军回师占领区，以主要兵力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后，存在上述弱点的部队几乎一触即溃。另外一部分游击部队多由地方民团和豪绅的私人武装组成，这种部队不但缺乏民族精神，而且纪律涣散， 更不可能在敌后恶劣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战争。

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部署的敌后游击战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已在华北、华中敌后广大地区普遍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随着国民党当局反共倾向的日益加强，逐步从政治上的“溶共、限共、防共”，发展为“军事反共”，其推行的敌后游击战争计划实际上不是积极地向敌占区进攻，扩大游击战争的区域，而是向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军， 向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收复失地”，这就引起了国共两党的政治矛盾和军事冲突。敌后国民党军不断向八路军、新四军发动军事进攻，制造军事磨擦， 结果在根据地军民的自卫反击下人地两失。尽管如此，在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团结抗战的措施后，国民党军在华北、华中敌后仍然有其立足点。在山西，有以晋南的中条山为根据地；在河北、山东，有以冀鲁边的山地为根据地；在华中，苏北地区亦有其立足之地。但由于国民党军不能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这些根据地在以后日军的“扫荡”中均先后丧失。

1941 年 5 月，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以中条山为根据地的国民党军损失过半，中条山全部丢失。9 月，日军又围攻太岳山区国民党军，结果驻守太岳区的第 98 军基本被打垮，军长武士敏牺牲。

1941 年 6 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巩固其战略后方，准备南进，在加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攻的同时，对国民党军的敌后游击部队采取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诱降迫降政策。在此情况下，得不到人民支持的敌后国民党军开始成批投欣，出现一种“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丑恶局面。可以说，敌后国民党军从此进入伪化时期。

1940 年 12 月，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 39 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在鲁西南

阴谋投敌被处死，新编第 8 军军长高树勋继任。1942 年 4 月下旬，日军以第

32、第 33 师及骑兵第 4 旅一部，对位于河南、山东交界的濮县（今濮城）冀

察战区总司令部进行围攻。该战区采取集中作战的战术，以新编第 8 军主力

于黄河旧河套地区，一部位于清丰、濮县间和濮县、东明间；以第 69 军主力于濮阳、观城间，以小部兵力于濮县、柳下屯，准备将敌诱至濮县地区后实

施反击。4 月 29 日，日军以优势兵力猛攻濮县和柳下屯，冀察战区以新编第8 军和第 69 军主力实施反击，相持半月有余后，终于抵挡不住日军攻势，不得不向菏泽、观城间和范县、濮阳间转移。6 月 15 日以后，日军先后调集近1 万人的兵力，集中“扫荡”濮阳、东明、丰县、金乡地区。冀察战区的部队因以师、团为单位，目标甚大，多次为日军所捕捉，双方发生激烈战斗， 中国军队伤亡重大，又不得不越过陇海铁路向安徽涡阳地区转移；与此同时， 在鲁西南定陶、曹县地区的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孙良诚所部投敌，被编为伪第 2 方面军，以孙良诚为总司令，移驻开封。冀察战区在太南的部队归副总司

令兼第 24 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指挥。至此，冀察战区实际上已名存实亡。

第 24 集团军驻守以陵川、休县为中心的大南地区，下辖第 27 军（军长刘进，驻陵川地区）、第 40 军（军长马法五，驻林县地区）、新编第 5 军（军长孙殿英，驻临淇地区），共 2 万余人。1943 年 4 月 20 日，日军华北方面

军以第 1、第 12 集团军各一部大举进攻太南第 24 集团军。

24 日，孙殿英首先率部投敌。5 月上旬，庞炳勋被俘投敌。国民党第 1 战区豫北游击总指挥兼专员杜淑也在同一时期投敌。日军将追随庞炳勋、孙殿英、杜淑投降的部队合编为伪暂编第 24 集团军，以庞炳勋、孙殿英为正、

副总司令，部署于新乡至安阳间平汉铁路上各要点及两侧地区。同年 5 月至

7 月，日军继续“扫荡”第 24 集团军未投降的第 27、第 40 军，迫使这些部

队于 8 月 4 日前南渡黄河，全部退出太行山区。至此，国民党军在河北的最后一块游击根据地亦告丧失。

在鲁苏战区：1942 年中，日军对鲁中、鲁南的于学忠所部（第 51、第57 军）多次进行“扫荡”，使该部遭受重大打击。

1943 年，由于吴化文等部相继投敌被编为伪第 3 方面军，与日军夹击坚持抗日不愿反共的于学忠所部。8 月，于学忠部被迫撤出山东向皖北转移。至此，鲁苏战区指挥的山东敌后游击战争不复存在。

苏北方面，徐州会战后未及撤退的第 89 军，部署在苏北及苏皖边界北

段。鲁苏战区成立后归该战区指挥。武汉失守前，第 89 军在日军注重于战略进攻。后方兵力较为空虚的有利形势下，据守着以兴化为中心的几座城镇， 没有积极向敌占区伸展。而在此期间，新四军已先后在苏南的茅山，皖南的芜溯、宣城、青阳、大通，豫皖苏边的淮阳、阜阳、淮北等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并有一部分兵力伸展到了江北的泰州地区。鲁苏战区成立后，令第89 军积极向南扩展，结果引起了国共两党在华中地区的政治磨擦和军事冲

突，先后在 1940 年 10 月和 l941 年 1 月发生了黄桥战役和皖南事变，严重影响了华中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1941 年初，日军对苏北进行大规模“扫荡”，第 89 军虽进行了抵抗，但由于不适应游击作战，屡战失利，致使第

89 军军部及鲁苏战区苏北指挥部所在地兴化镇于 2 月被日军占领。第 89 军

被迫转移至淮东地区。1943 年 2 月，日军调集第 70 师一部和独立第 12 旅主力，在航空兵的支持下，对淮安以东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位于该地区的鲁苏战区总司令部及其所属的独立第 6 旅、保安第 3 纵队等部遭受重大伤亡，被迫向淮阴、泗阳地区转移。月余后，日军又“扫荡”淮阴、泗阳地区， 该部不能立足，遂又向西退入安徽。至此，国民党军在苏北地区的游击战争即不复存在。

从 1941 年至 1943 年间，敌后国民党军大量投降日军，使伪军的总数由

1941 年的 35 万激增到 1943 年的 81 万人。这些被“伪化”的国民党军不同

于其他伪军，在编制上有一定的独立性。庞炳勋、孙殿英投敌后，日伪方面允许保留其第 24 集团军的番号，国民党方面也没有对其通缉，这是前所未有的。“伪化”的敌后国民党军实际上是国民党“曲线救国”路线和日本“诱降”政策结合的产物，是带有双重性质的反共武装。

队抗战初期被抑留于敌后及后来陆续开到华北、华中敌后的国民党军总共约有 100 万人。敌后游击战与大后方隔绝，处于日伪军的多面包围之中， 不依靠人民群众就难以立足、生存和发展，不 与日伪军进行积极坚决的战斗， 就不能保护群众的利益，得不到人民的全力支援。在敌后的国民党军队，由于指导路线错误，脱离人民群众，经不起艰苦复杂环境的考验，绝大部分被消灭或投降敌人，留在原地坚持与人民结合走向进步或撤回后方的为数甚少。到 1944 年 6 月，只有山东的赵保元、张里元及山西的第 61 军仍留在敌

后，总共近 3 万人。但赵、张两部后来也相继投敌，第 61 军在晋东南屡向八路军进攻，大部被歼。敌后的国民党军基本瓦解，只有一些残余的零星武装还在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