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民政府战时财政和大后方经济的凋敝

据概略统计，大后方约占全国半数以上的人口和耕地，水稻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65％，小麦产量近 40％，但工业却十分落后。全国抗战开始后，部分工厂内迁以及大量军、政机关向内地转移，对各类工业需求量猛增，再加上进口减少，通货膨胀等临时因素的刺激，使基础薄弱的大后方的工业与抗战前相比有了较大发展。1943 年，向政府登记的大、小厂家，达到 5000 多个，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抗战后开设的。1942 年大后方工业生产达到最好的年头后，即开始衰落。

国民政府的财政开支却与年俱增，其中大部分用于军费，约占总数的60～80％。在财源紧缺、经费困难的情况下，国民政府采取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依靠外援，大量借债和发行国内公债。据统计，从 1937 年至 1944 年，国民政府向苏、美、英、法等国借债并约 10.478 亿美元、1.5 亿英镑、

10.3 亿法郎、1.2 亿法币。同时，政府以外债为担保，大量发行国内公债。从 1937 年到 1944 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共发行了 19 笔公债，总计有法币 150 多亿元，关金 1 亿，英镑 2000 万，美元 2 亿。但发行公债绝大多数是以总预约券的方式向银行抵押，由银行垫款给政府。银行则利用它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发行不兑现的钞票。公债的发行又成了官僚资本发财的手段。

第二，垄断金融。实行外汇管制，是国民党官僚资本大发横财的另一条途径。国民政府从 1938 年 3 月起，实行外汇管制。国家规定，20 元法币折合一美元，为官定外汇比价；一切外汇收入必须售予国营银行，不准私人买卖。还规定了一套繁琐的手续，造成骇人听闻的外汇黑市交易。例如，抗战八年，外汇中的美元与法币的官价对换率一直是 1∶20，而黑市 1943 年 12

月为 1 ∶85.4，1944 年 12 月为 1∶542.2，超过官价 27 倍以上。

旧中国的银行资本是同外汇紫密连系在一起的。少数权势者在这种情况下，以官价买进，用黑市价格抛出，大做倒买外汇和黄金生意，顷刻之间即成为腰缠万贯的暴发户。重庆政府对外汇的统制，进一步促进了银行资本的集中，形成它对整个金融市场垄断。四大家族利用特权，以官价买进大量美元、黄金，以黑市价格抛出，转手之间牟取了惊人的暴利。

第三，扩增捐税。由于沿海经济繁荣地区相继沦陷，国民政府的关税、盐税、统税收入大为减少。因此它便采取扩大征税范围和增加税率的办法， 来弥补减少了的税收。另外它还把统税扩大为货物税。形成几乎无货不税的状况。至于苛捐杂税，更是不计其数。如保安捐、壮丁捐、保甲捐、兵役捐等多达上百种。从 1941 年下半年起，在农村实行了田赋征实的办法后，1943

年又普遍实行粮食征借，既不付息，也不还本。从 1941 年到 1945 年 6 月，

通过“三征”，共收粮食 2.4 亿多石，使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第四，实行专卖制度。

1941 年 3 月，国民党八中全会通过了“盐糖烟酒茶叶火柴等消费品专卖以调节供需平准市价案”和“粮盐专卖制度基础案”，这实质是官僚资本对商业的垄断。国民政府财政部依此掌握了六类物品的专卖权。他们采取低价买，高价卖的办法，使官僚资产阶级大发横财。但却大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打击了生产者的积极性。

第五，实行统购统销。继 1937 年 9 月，对外出口的丝、茶、桐油、猪鬃等由贸易委员会统购统销。钨、锑、锡、汞等主要出口矿产品，则由资源委员会统购统销。1943 年 2 月，又成立了物资局，对棉纱等许多物资也实行统购，各棉纺厂按平价统购棉纱，制成品不得自行出售，然后由物资局低价强制收购，高价出售。

1942 年重庆纱厂一包棉纱的成本为 1.3 万元，而收购的官价只有 8580 元。再以桐油为例 J942 年收购价比市场价每担差价为 100 元。1943 年差价竟达 1100 元，以后差价越来越大，其结果迫使民营工业关门倒闭。

第六，滥发纸币，通货膨胀。抗战 8 年中，国民政府共发行纸币 103190

亿元，平均每年增加一倍左右。从法市发行数额来看，1937 年 6 月为 16 亿

元，1945 年 8 月则达到 5569 亿，增加了几乎 400 倍。大量发行纸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结果使国民经济遭到破坏。

通货膨胀造成货币贬值，物价飞速上涨，人民生活大幅度下降。以重庆为例，如 1937 年的工人的工资指数为 100，1944 年即只有 41 了。大、中、小学教师和一般职员的工资指数，则从 1937 年前后的 100 下降到 1943 年的

21。而生活指数却在飞快上升。1943 年 11 月，昆明的生活指数比 1937 年 7

月增加了 410 倍。

国民政府的上述政策，虽然对增加收入、解决战时财政开支，起了某些临时性作用，但也是非常有限的。1943 年，政府的财政收人才占其支出的一半左右，有时甚至不足一半。这就使大后方的经济陷入极其严重的恶性循环之中。

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为了战争的胜利，实行战时财政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实行某种统制，以应付非常时期经济的需要，本来是必要的和有利于人民的。但由于官僚资产阶级从其私利出发，把它当成难得的发财机遇， 大饱私囊，这就使战时经济政策的积极方面受到极大损害，并使它最终成为损害人民利益、阻碍生产发展和破坏国民经济的重要因素，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首先，它使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中国官僚买办资本家有了巨大的发展，财富更加集中。抗战头 4 年，四大家族控制的中央、中国、

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存款数额约增加 6 倍，平均每年约占全国银行存款的80～90％。又据《中央银行月报》公布的数字，四行、二局在抗日时期外币与黄金的储蓄，1940 年占：％，1942 年占 16％，1943 年占 26％，1944 年占32％。1945 年 6 月占 75％。外币与黄金是被认为比较稳定的财富代表物，这些数字表明外币与黄金一年一年地迅速集中到四大家族手中。

其次，在这种不堪重负的沉重压迫下，民族工业困难重重，大批停产、关闭和面临破产的威胁。据统计，抗战时期大后方 5266 家工厂，其中民族工业 4764 家，在数量上占 90％以上，但其资本只占全部资本总数的 61％；而仅占 10％的“官办”企业，竟占到全部资本的 39％。在官僚买办企业统治市场、资源、运输等条件下，经营分散、设备落后、实力单薄的民族工业难以生存。

1943 年重庆 871 家工厂中，停工、减产者即达 270 余家。桂林、昆明等地的私营工厂大都濒临绝境。针对民营工业被官僚资本兼并侵吞的情况，有人感慨他说：“各迁川工厂可谓当年艰难辛苦而去，今日倾家荡产而归，尤以中小工业厂家受创最甚，实力抗战时代的一页伤心惨史。”①

再次，农业生产萎缩和农村经济遭到破产。农业产量逐年下降。粮食总产量 1938 年为 172175 万担，到 1941 年，只有 153656 万担，减少了 18500

万担 1941 年以后，大后方的农业生产状况虽然也时有起伏，但总的困境是日甚一日了。再加上地主阶级名目繁多的高额地租和可怕的高利贷剥削，水旱灾荒，兵匪祸连，在这种沉重的负担下，落后、贫困的农村经济不能不日益破产。大批农民因此失去土地和基本的生活手段，在绝对贫困的死亡线上挣扎。濒于破产的农民无力抗御灾荒。1944 年，四川灾民 3000 万，鄂北 200

万，陕西 300 万。河南饿死 300 万人，流亡他省 300 万人，等待救济的 1500

万人。同年因灾荒而请求减免田赋的有 13 个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