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经济、文化危机加深一、国统区的独裁统治

1943 年初，世界大战的形势正在向着有利于反法西斯国家方面发展。但这种有利的国际形势并没有改变国民党的消极抗战方针。关于这一点，日本当局在 1943 年初的形势判断中清楚地指出，国民政府在“继续进行消极的抗战”，“不会发动大规模的攻势”。①在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好转的形势下，蒋介石集团更多地是考虑自己的统治能否维系下去，担心中国共产党及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会危及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1943 年 9 月 6 日至 13 日，国民党召开了五届十一中全会，当时国际形势已到了大变化的前夜，在世界法西斯覆灭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趋明朗的时刻，国民党开动了宣传机器，一方面鼓吹自己抗战的“丰功伟业”；一方面大肆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所谓“罪行”，同时提出了所谓“政治解决共党问题”和“准备实行宪政” 的议案。五届十一中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实施宪政总报告”的决议案。决议案中说：“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即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实行宪政。”这实际上也是一句空话，自 1932 年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决议拟定于 1934 年 3

月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准备实施宪政的那时起，到 1943 年五届十一中全会重提实施宪政止这近十年的时间里，没有进行任何一点实施宪政的准备工作，过去决定的实行“民权”和“地方自治”也成为空中楼阁。这次全会又通过了《国民政府组织法修正条文》。条文规定“国民政府设主席一人”， “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华民国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还规定政府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师”，独掌军政大权。会议还于 13 日“选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的主席，并兼任行政院院长，继续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样，蒋介石就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使国民党的独裁专制进一步强化。

国民党为了加强一党专政，除压迫和打击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压制和破坏民主运动外，还提出了“全国党化”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下，国民党在全国各地大量征收党员，千方百计拉人入党，在机关、学校、军队、工厂等部门进行“集体入党”，许多人不知不觉地成了国民党进行反动统治的工具。国民政府的人事考试制度、铨叙方法，都是为其一党专政服务的。国民党当局公布的《国家总动员法》规定：政府对罢工、怠工及其他妨碍生产之行为“严行禁止”，政府在必要时“得对报馆及通信社之设立，报纸通讯稿及其他印刷物之记载，加以限制、停止或令其为一定记载”；政府“得对人民之言论、出版、著作、通讯、集会、结社加以限制”。

国民党为了加强独裁专政，建立了许多特务组织，加紧特务活动。国民党规定，国民党军、三青团员随时都有加入特务组织、接受特务训练的义务。他们甚至以招考技术人员的名义，将一部分社会青年骗来，加以训练，然后把他们安插到机关、学校、团体、工厂，搜集情报，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破坏人民的抗日活动。国民党还加强特务组织对政府和地方的控制，通过 CC 组织操纵地方选举、地方自治和各级官吏的任职、考试等。国民党每年支出巨额的特务经费，用来增设特务机构、训练特务和开展特务活动。另外，

①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6）第 7、第 5 页。

还在上饶、綦江、西安、贵州等地设立了一些集中营。这些集中营是囚禁和残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魔窟。国民党特务不仅在国统区横行无忌，造成黑暗恐怖的特务世界，而且还派特务潜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破坏活动。

随着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统治和特务活动的加强，农村中的保甲制度也日益强化起来。这是国民党在农村基层实行专制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1940 年 1 月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会同公布的《警察保甲及国民兵联系办法》，同

年 8 月行政院通过的《各县保甲整编办法》，1941 年 8 月国民政府公布的《乡

（镇）组织暂行条例》等文件中，都对保甲制度的有关问题作了规定。这些文件从不同的角度加强了保甲制度。要求对保甲长不仅进行政治的、军事的训练，而且施以警察、特务活动的训练，在保甲组织内建立“通讯网”。在保甲组织中实行“三位一体”制，对民众实行独裁统制。国民政府在 1939

年 9 月 19 日颁布的《县各级组织纲要》第 47 条规定，保长、校长、壮丁队长都由一个人兼任。这样，一保之内大权集于保长一身，成了一个小独裁者。这就为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独裁统治提供了社会基础，也使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部处于保甲组织的禁锢之中。

一党专政、特务统治和保甲制度三者相互结合、相互渗透，构成了中国的封建专制独裁制度。这种制度的不断强化，造成了政治上的更加暴戾、腐朽和黑暗，国民党的各级官吏，就是依靠这一反动制度，大发国难财的。至抗战后期，国民党大官僚在美国冻结的存款就达 3 亿美元，加上在瑞士、巴

西等地的存款，则达 5 亿美元。如果动用这部分存款，就可装备 300 个机械化师。国民党各级官吏还勾结奸商，囤积居奇。官吏们的贪污更是无孔不入。仅 1944 年 1 月至 11 月，在粮食部范围内破获的贪污案件就有 1243 起之多。各战区军官一些贪污现象也极严重，如就地抽捐抽税；利用兵役敲诈，虚报兵员名额，克扣军饱，以至经营商业，包运私货等等。官僚们在贪污和搜刮中聚集大量财富，过着纸醉金迷、荒淫无耻的生活，社会风气由此更加败坏。

在这种情况下，“党治”统治了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人民被剥夺了任何形式的民主自由和政治权利，人身安全没有保障。抗战初期曾一度出现的短暂的希望曙光又被黑沉沉的长夜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