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日本对华新政策的破产和“绝对国防圈”的崩溃一、日本对华新政策的破产

1942 年冬，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遭到惨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于 11 月 2 日、4 日、7 日连续三次开会，紧急磋商对策。日本估计：美、英将密切合作，联成一体，逐渐加强对日本的攻势作战，这种攻势将于 1943 年下半年达到高潮：中国由于得到美、英的支持和支援，抗战力量将不断得到加强，抗战意志将更加顽强；认为必须采取积极手段，应付今后相继到来的严重形势。日本决心采取的“积极手段”之一，就是对中国实行一种所谓新政策，以对付 1943 年给日本带来的厄运。

1942 年 12 月 18 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详细讨论了对华新政策

的具体内容，有 3 个重点：一是缔结日汪基本协定。二是进一步扶植汪伪政

权，力图加强其政治力量，主要采取 5 条措施：加强汪伪政权的财政；调整汪伪政权与地方伪政权的关系，消除磨擦；将日本专管租界、上海公共租界、厦门公共租界及北京使馆区“移交”给汪伪政权管理；“撤销”治外法权； 处理在华“敌”产。三是强化掠夺战略物资的措施，以取得为完成其侵略战争所必要的更多物资。对华新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加紧扶植和强化汪精卫伪政权，企图以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等措施加强汪伪政权的政治力量，并让其参加太平洋战争，以便实现蒋汪合流。同时，逐步将与作战无关的警备任务交由汪伪政权及其伪军担任，以便从中国战场抽调较多兵力和物资投入太平洋战场，夺回战争的主动权。

12 月 21 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提出的《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处理对华问题的根本方针》在第九次御前会议上审议通过。东条英机在会上作了说明，他强调：“本案与以前御前会议所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方针》（1938年 1 月 11 日），即在大东亚战争发生前的形势下制定的各方案所考虑的情势有显著不同。在大东亚战争发生以前，帝国处理对华问题，力求避免与美英冲突，如有可能亦考虑利用美英以解决事变。另一方面，美英尚在中国蠢动，处理事变亦不得不讲求方法，考虑处理事变的策略，自然亦必须与今日有所不同。然而，大东亚战争发生后的今日，情势激变，鉴于帝国处理对华问题，与完成对美英战争的关系，以及现阶段中国和其他各种情势，已有重新构思的必要。”①“东条的说明，反映了战争形势的发展对日本日趋不利。

根据这个根本方针，日本政府加紧扶植汪精卫伪政权，加速“以华制华” 的进程；进一步在占领区内有重点地开发资源；采取以所谓“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等措施，加强汪伪政权的政治力量，让其向美、英宣战， 参加太平洋战争。

1943 年 1 月 9 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手策划下，演出了两出丑剧：一出是所谓汪伪政权参加太平洋战争，由汪精卫伪政府向美国、英国宣战，并发表《为完成大东亚战争日华共同宣言》；另一出是日本政府煞有介事地与汪精卫伪政府签订所谓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的《日华新协定》。

3 月 1 日至 3 日，日军大本营在东京召集中国派遣军、关东军及南方军

的总参谋长举行会议，传达关于 1943 年度《陆军综合作战计划》和《兵备实

①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5），朝云新闻社，1973 年版，第 496 页。

施要领》，宣布要从中国战场抽调 5 个甲种野战师投入太平洋战场。根据这

次会议的决定，大本营于 6 月 17 日、9 月 11 日、10 月 20 日、12 月 1 日先后下令从中国战场调出第 15、第 27、第 17、第 36 和第 32 师等 5 个师，其中第 27 师后来编入关东军序列，其余 4 个师投入太平洋战场。

5 月 31 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根据这个大纲，

日本政府于 10 月 30 日派出“特命全权大使”谷正之到南京与汪精卫签订所谓《日华同盟条约》，妄图一方面巩固汪伪傀儡政权，一方面加强对重庆政府的诱降，但进展甚微。

在对中国实行新政策的同时，日本政府还于 1942 年 11 月 1 日设置了“大东亚省”的新机构，将拓务省、对满事务局、兴亚院、外务省东亚局等均并入该机构，以加强日本法西斯的殖民统治，竭力搜刮人力、物力、财力资源， 为继续进行侵略战争服务。然而，日本的上述对华新政策和各项举措，对挽救它的败局命运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当对华新政策尚在拟议中，中国派遣军就有存疑，认为“以扶植加强国民政府（汪伪政权）作为对华新政策的中心不适合现状。”总司令官烟俊六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对内的以及对重庆的对策，都是行不通的穷途之策， 实行起来不会那样简单。”①“关于国民政府（汪伪政权）的参战问题，主要是企图扭转最近的消沉气氛，取得内政方面效果的一种措施，可以说是未加权衡其利害的轻率的应急政策。”②1942 年 12 月 16 日，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落合甚九郎向日军大本营汇报时再次提出：“国民政府（汪伪政权）的内情不太可靠，如使之协力而放手不管则是危险的。该控制的必须继续控制。如不改变现在软弱的性质，不仅阻碍作战，甚至有崩溃的危险。”③

1943 年 1 月，对华新政策出笼后，由日本帝国主义导演的汪伪政权的所谓“参战”丑剧，犹如狂犬吠日，由于它十足的欺骗性和虚假性而注定不起任何作用。

1943 年春天起，侵华日军虽遵照其大本营的命令，积极贯彻对华新政策，把部分地区的警备任务交由汪伪政府及伪军执行，但汪伪傀儡政权既无军力又无财力，内部派系争斗还很激烈，政治腐败，民心丧尽；新成立的日本政府大东亚省驻中国各地机构也软弱无能，与各方关系矛盾重重。因此， 实际上侵华日军根本无法“拔足泥潭”，迫使日军大本营不得不决定，以独立混成旅和刚补充的新兵，先后编成 5 个师（即第 61、第 62、第 63、第 64 和第 65 师）填补调出的 5 个师的空缺。原想以汪伪政权的参战作为打开中日战争局面的一大转机成为泡影。

1943 年夏天，中国战区的日本占领区物价暴涨，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日

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于 7 月 14 日举行紧急会议，磋商“对华紧急救济措施”，以挽救更悲惨的结局。原来打算从中国窃取更多的战略物资投向太平洋战场的美梦也破灭了。

10 月，所谓《日华同盟条约》签订后，日本政府随即发表《帝国政府声明》，汪精卫也发表长篇声明，无耻地大谈中国依赖日本比依赖英、美更好， 企图再次对重庆政府实施诱降。但是，此时蒋介石已应邀准备去埃及开罗参

①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 年版，第 299 页。

② 、

③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5），朝云新闻社，1973 年版，第 483 页。

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讨论联合对日本的作战计划了。

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和其他同盟国军向日军不断展开反攻、中国战区敌后战场也开始向日军发起局部反攻的形势下，日军已处于穷途末路的境地，哀叹“自存自活能力也受到了影响”，已根本不可能夺回战争主动权，对中国实行的所谓新政策也就注定地破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