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十人，候补中央委员三人，还有中央监察委员、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湖南、湖北的代表八人。共产国际的代表和中央秘书处长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由于出席的中央委员不足半数，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搜捕，环境十分险恶，这次会议只紧张地开了一天，故通称“八七” 中央紧急会议。

“八七会议”由李维汉担任主席。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滋首先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指出了召开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说明了需要会议讨论通过的告全体党员书草案的内容。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务委员会作报告，分析了国民党统治集团背叛革命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在新情况下党的基本任务。出席会议的同志对这两个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和《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这些决议和告全体党员书，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这一切对动员、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在革命面临失败的形势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起了重大的作用。

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在发言中基本上同意共产国际代表和瞿秋白的报告，同时在四个基本问题上简要地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他说：第一是关于国共合作问题，也就是革命统一战线问题。陈独秀的根本错误在于始终没有争取当“主人”的决心，也就是没有争取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没有争取把国民党改造成为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组织。第二是关于农民问题。陈独秀的根本错误在于不接近农民群众， 作出了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反对一些同志所提出的正确意见。我们应根据农民群众的要求，不仅要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对小地主问题也要设法解决， 才能从根本上取消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中农和富农的地权不同。农民要向富农进攻了，必须注意保护中农。第三是关于军事问题。过去我们批判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专做群众运动。结果，靠枪杆子起家的蒋介石、唐生智一反动，一切群众运动都失败了。“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四是关于党的组织问题。广大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机关却不要革命，不听群众的意见，而跟着国民党反动军官走。“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

毛泽东在发言中所指出的上述基本问题，切中要害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深刻地总结了北伐战争的经验教训，也是后来毛泽东反复论述的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以及土地革命问题的初步设想。共产国际代表和瞿秋白的报告也都涉及到这些基本问题。但是他们的报告，特别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很长，把这四个基本问题，同其他许许多多的一般问题混在一起，中心不突出。同时，他们的报告， 还错误地将反帝反封建同反对资产阶级（不分民族资产阶级和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平列，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没有一点民权性，所以应当“去掉以为

中国革命将分阶段（即分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编者）的幻想”。这两个报告还不加分析地认为当时中国各地都有条件普遍地发动武装起义，不认识应当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共产国际的代表还反对毛泽东所提出的关于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和区别对待中农、富农的问题， 错误地认为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八七会议”的这些缺点和错误，实际上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

“八七会议”最后改选了党中央领导机关，选出了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同志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的一切职务，从而在组织上也以改选的方式撤销了以陈独秀为首的投降主义者的领导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