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是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 的主要代表

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方面，先后建立了以广州、武汉两大城市为中心的一省或几省的革命根据地，胜利地推动了革命运动向全国发展。但是，在国共合作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没有始终坚持争取革命的领导权，特别是不懂得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蹋台了”。“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09、512 页）。

怎样领导武装斗争？一开始，我们党也缺少经验，还是照搬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城市工人武装起义为中心的经验。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就错误地规定：“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是非常之重要”；“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织暴动，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其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是仍未摆脱“城市中心论”的影响，错误地认为：“城市领导作用底重要性和无产阶级群众底高潮，都将要表现为决定胜负的力量”。因此，“党底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要“特别注意大生产大工厂中党底支部底建设和发展”（着重点是原有的）。正是在这种“城市中心论”的指导下，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党中央仍然长期留在上海等大城市里，仍然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工人运动方面；领导夺取政权的武装起义，也是企图先夺取中心城市作为革命的中心，然后再向农村发展。按照这种错误的指导思想，“左”倾冒险主义者曾经一再命令中心城市的少数革命群众举行武装起义，命令农村的红军、游击队进攻中心城市，结果都被占强大优势的敌军打得惨败，使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又遭到严重损失。

实际上，从外国搬来的“城市中心论”是完全脱离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中国的实际情况的。一九二七年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建立了比旧军阀强大得多的更残暴更严密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城市是反革命力量最集中最强大、对革命的防范最严紧的地方。同时，由于革命的失败，城市的革命组织已经遭到严重摧残，革命工作的基础十分薄弱。因此，城市的革命斗争决不能将处于秘密状态的弱小的革命力量公开出来，同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作武装起义之类的毫无胜利可能的决战。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蒋介石的主要力量不可能在全国极其广阔的农村地区普遍建立强有力的反革命统治；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不断发生分裂和战争，更削弱了蒋介石镇压广大农村地区人民革命斗争的力量。因此，在反革命统治力量较弱、革命较有基础的农村地区，革命力量有可能首先恢复和发展，直至建立红色政权，这是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从一九二七年八月到一九二九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领导了二百多次武装起义。这些武装起义，凡是违背上述客观规律、企图以

城市为革命中心的都或早或迟地遭到失败。有些同志接受了失败的教训，把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少数教条主义者死抱住“城市中心论”不放，即使在城市站不住脚了，被迫退入农村，思想上却仍然向往中心城市，还是不承认上述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结果继续遭受失败。毛泽东是首先认识这个客观规律，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特征的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主要代表。

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在一九二七年九月领导湖南秋收起义的时候，最初也曾经计划夺取湖南的省城长沙。在进攻长沙周围的城镇打了几个败仗以后， 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革命已经开始退潮的情况下，攻占长沙这样的中心城市已经不可能，在长沙周围的平江、浏阳一带也不宜停留。于是，他果断地带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向敌人统治力量较弱、革命较有基础的井冈山地区进军。

向井冈山进军，这是毛泽东反复考虑当时中国的实际状况而作出的伟大战略决策。早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已经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一九二七年七月四日，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湖南省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当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陈独秀提出：国民党各军招兵时农会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招加入。毛泽东却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他主张“上山”，并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从放弃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不注重军事问题、不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和党组织脱离群众等四个方面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八月九日，在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有人主张湖南组织一个师的军队尾随南昌起义的军队往广东，这是很错误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在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八月十八月在湖南省委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指出：“湖南的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但“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就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从上井冈山以前毛泽东在党中央和湖南省委召开的各种会议的这些发言

记录来看，他反复考虑的是三个基本问题：一是强调组织革命军队、注重军事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二是湖南秋收起义中组织起来的革命军队必须同当地的农民运动相结合，发动土地革命，摧毁当地的反动政权，建设革命政权， 占据几个县，形成一个根据地；三是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武装起义可能失败，失败了就“上山”。所谓“上山”，也就是准备将革命工作的重点，从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城市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较弱、革命较有基础的山区去。正是因为从当时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早已反复考虑了这些基本问题，所以在秋收起义的部队向长沙进军途中受到挫折以后，毛泽东能及时果断地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转而率领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十月，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在那里开展游击战争，发动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创立了第一个典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二八年春，当井冈山地区的红色政权建立前后，广

州、海陆丰、湘东、湘南、黄安等地的工农兵群众在武装起义中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先后被占优势的敌军摧残了。一九二八年三月和八月，当井冈山革命军队的主力被“左”倾冒险主义者强迫调往湘南期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大部分曾经先后两次被敌军占领，红色政权也两次受到摧残。由于朱德等率领的南昌起义、湘南起义的余部同毛泽东所部会师，组成了中国红军第四军，加强了革命力量，特别是由于毛泽东、朱德等努力推行正确的政策， 井冈山地区的红色政权两次被摧残，两次都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这小块地区的红色政权仍处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仍不断遭到优势敌军的“围剿”。于是，有些人就提出疑问：“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回答这个问题，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为此，一九二八年五月，也就是井冈山的红色政权第一次恢复以后不久，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初步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九二八年十月，也就是井冈山的红色政权第二次恢复以后不久，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为大会起草了以《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为中心内容的决议， 进一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这个决议中，毛泽东科学地论证了当时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五个主要条件：一、中国的地方性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各派新旧军阀之间的矛盾以至连续不断的战争，给革命力量的发展以可乘之机；二、第一次大革命的影响，还留在中国广大区域的工农兵群众之中；三、由于引起中国革命的矛盾没有解决，全国革命形势在继续向前发展；四、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支持红色政权；五、领导红色政权的共产党组织有力量和它的政策不错误。

一九二九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的主力从井冈山出发，向赣南、闽西进军。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转战，到一九三○年红四军同其他红军合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在赣南、闽西地区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在同一时期内，赣东北、洪湖、湘鄂边、鄂豫皖以及其他农村革命根据地也都在不断粉碎敌军“围剿”中站住了脚，获得初步发展。这样，“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也就是毛泽东论证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已经由革命实践作了肯定的回答。但是，也有一些人继续照搬从巴黎公社到俄国十月革命期间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经验，认为摧毁资产阶级反动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是在全国革命高潮到来、全国武装总起义时才能办的事，在平时是不应当实行的。在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建立红色政权的过程中，林彪就“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 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还有一些人认为， 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使农民势力的发展超过城市工人势力的发展，将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针对这种情况，一九三○年一月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给林彪，批评他说：“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中国的红色政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种矛盾尖锐化的产物，“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

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泽东总结了各地红军、红色政权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指出林彪提出的“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必须采取“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 等等的政策”。“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毛泽东还明确地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 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这样，毛泽东就指明了中国革命在城市被强大的敌人击败，短期内无法在城市取得胜利的条件下，唯一正确的发展规律是：将党的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打碎当地的白色政权，建立红色政权，把落后的农村变为先进的革命根据地；依托这样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去反对依靠城市进攻农村的凶恶的敌人，并进而以农村包围城市，以便在长期战斗中逐步锻炼、积累、发展革命的力量，逐步削弱敌人的力量；直到敌大我小、敌强我弱变成我大敌小、我强敌弱时，再攻占中心城市，夺取全国政权和全国革命的胜利。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在毛泽东、朱德等创建红军第四军、第一方面军和湘赣革命根据地（即井冈山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同时或稍后，各地党组织也把在武装起义和农村游击战争中建立起来的革命军队逐步发展为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以及其他许多红军部队，建立了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左右江、川陕、陕甘、琼崖、海陆丰、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闽浙赣、湘鄂西等地党组织将工作重点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经验，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是构成毛泽东提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特征的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重要因素。当时在党中央主持军事工作和组织工作的周恩来等，也克服了敌人封锁的重重困难，设法把各地红军的经验，特别是把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红四军和创建湘赣、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成功经验，通报各地党组织。因此，毛泽东提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特征的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对许多地方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也发生着指导、启发作用。毛泽东确实是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