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

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一系列政治批判， 是在八届十中全会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在一九六二年八、九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由康生首先提出小说《刘志丹》（送审样书）有所谓严重的政治问题，捕风捉影地硬把这部本来是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说成是替高岗翻案、向党进攻等等。并借此把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打成反党集团， 对他们立案审查。毛泽东根据会议提出的材料宣布说：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首先是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 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

全会以后，文艺界开始根据全会精神检查工作。一九六三年三月决定停演“鬼戏”。五月，在《文汇报》发表署名文章，把孟超的新编昆剧《李慧娘》（内有鬼魂出现）和繁星（即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作为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从此开始了报刊上一系列的公开点名批判。

一九六三年，毛泽东对文艺工作尤其是戏剧工作提出严厉的批评意见， 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十二月，他在一个批示中提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一九六四年六月下旬，毛泽东作了第二次批示，进一步指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 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毛泽东的两次批示对文艺工作的指责与批评，是不符合文艺界的实际情况的。两个批示的下达，对文艺界震动很大。根据这两个批示，文化部及文艺界各协会和文化部直属的文艺单位进行整风。对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夏衍、徐光霄、徐平羽、陈荒煤，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全国剧协主席田汉等一批文艺界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批判。

文化部整风的同时，在全国各大报刊上对一批文艺作品展开了相当规模的政治批判，正如周扬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总结这一段历史时所指出的，由于那时“未能正确地实事求是地估计文艺战线阶级斗争的形势，正确处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混淆了人民内部和敌我之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导致在进行思想批判和文艺批评时不适当地采取政治运动和群众斗争的方式去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以致伤害了一些同志”。这个时期先后批判了《刘志丹》、《怒潮》、《李慧娘》、

《谢瑶环》、《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

《不夜城》、《兵临城下》、《抓壮丁》、《红日》、《逆风千里》等电影、戏剧和小说。这些受批判的作品多数是这一时期产生的比较优秀的作品。少数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等方面存在的缺点，是应当而且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文艺批评加以解决的。文艺工作（包括领导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

例如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上的某些缺陷，如戏剧界上演一些未加整理的、不够健康的传统剧目，一些文艺单位出现过某种不健康的倾向等等，也是应当而且可以通过正常的批评和加强领导、改进工作来解决的。但是，当时错误地认为这些都是文艺界尖锐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在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核心的“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许多优秀作品被“无限上纲”， 戴上了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毒草之类的政治帽子。在文艺理论方面，许多本来是完全可以自由讨论的学术观点，也被当作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来加以反对。比如，邵荃麟针对几年来文艺创作主题狭窄、方法简单化、模式化和浮夸风的偏向，在一九六二年前后，提出文艺题材和创作方法要多样化，不但要写正面人物、反面人物，还要写中间人物，要向现实生活突进一步。这些思想被简单化地概括为写“中间人物”，当作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大加批判。在这场错误的批判中，邵荃麟本人被当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间抵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在党的文艺领导机构中的代言人。这方面，后来进一步发展成对所谓文艺“黑八论”的批判。

从一九六四年夏季开始，这种批判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各个学术领域，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经济学界批判了孙冶方的经济思想；历史学界批判了历史学家翦伯赞、吴晗等的所谓“非阶级观点”和“让步政策”论等。

学术上不同观点的讨论和争鸣是正常的和必要的，但是当时实际上是把许多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学术观点当作错误加以批判，而且把学术上的讨论和批评都当作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论战，把学术问题完全等同于政治问题，对待上述观点的同志进行了政治围攻。而且以学术观点定罪， 错误地给他们戴上“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分子”的帽子。如孙冶方针对当时经济管理中暴露出来的矛盾，提出要重视计划经济下的价值规律，要重视利润，扩大企业的权限等有创见性的经济思想，被批判成是“利润挂帅” 的修正主义理论观点。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批判，更是作为一个重大反党事件处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批判，并且任意上纲，说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论，是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宣传矛盾调和论等等。杨献珍因此被打成反党分子而撤销了他的中央党校副校长职务。许多持有同他相同学术观点的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也被视作修正主义者，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是八届十中全会以后， “左”倾错误在思想文化方面继续发展的重要表现。这种批判破坏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妨碍了党的文艺事业和学术工作的健康发展， 伤害了知识分子。康生、江青等人在这种错误的发展过程中推波助澜，起了恶劣的作用。不过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这种批判主要是在报刊上和有关的文化团体、机关内进行，在对剧本《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展以前，还没有形成社会性的群众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