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重要著作，是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后来经过整理并作了若干修改与补充，于同年六月十九日公开发表。毛泽东在这篇著作中明确提出了关于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规定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从而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人剥削人的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是阶级关系，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列宁说：“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370 页）在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并消灭了剥削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就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这时，原有的社会矛盾，有的消失了，有的仍然存在，但是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出现了，或者突出了。怎样认识与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弄清这一点，是关系着党与无产阶级国家兴衰存亡的大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由于社会实践的局限，不可能明确回答这一问题。列宁敏感地注意到，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将发生变化，他曾经指出： “政治应该是人民的事”，要把斗争的“重心逐渐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370 页）。列宁还预计到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及其性质。一九二○年五月，列宁写了《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布哈林曾说，把社会分裂为两个基本阶级的阶级对抗，到处都有它的表现，列宁在旁边写了评语，指出：“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在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前，斯大林对于苏联社会存在的矛盾作过一些分析，使用过“内部的矛盾”（指工农间的矛盾）和“外部的矛盾”（指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这样的概念。到了一九三六年宣布社会主义建成，就认为没有矛盾了，如果有矛盾，根子也在外国帝国主义。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斯大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党内的、人民内部的许多矛盾当敌我矛盾处理，犯了肃反扩大化等严重错误。他在晚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承认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存在矛盾，如果实行错误的政策，甚至也会弄到冲突的地步。不过他还没有把这一点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提出来。斯大林逝世以后，他在后期所犯的严重错误逐渐暴露出来，引起人们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思索。苏联哲学界就曾讨论过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探讨过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主导矛盾等问题，但总的还是作为一种学术讨论，没有作为现实政治问题提出来，也没有深入下去。苏共二十大，以及随后爆发的波兰、匈牙利事件（这些事件有复杂的内部和外部的原因），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比较充分地暴露出来。由于苏共二十大与波匈事件的影响，加上我们实际工作中存在官僚主义等弊病，在我国也出现了一些风波，闹事的情况增多起来了。一九五六年冬到一九五七年春，先后大约有一万工人罢工，一万学生罢课。在这样一种国际、国内矛盾迭起的情况下，如何吸取斯大林的教训，正确认识与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成为毛泽东着重并反复加以思考的重大课题。毛泽东一方面批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做法，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另一方面又研究和吸取斯大林的教训，思考如何使社会主义社会沿着民主的方向发展。对于斯大林的错误，我们党先

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进行批评并总结经验。为了把我国建成一个民主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四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十大关系就是十大矛盾，其中已经包含了后来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许多重要思想。接着，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方针，希望把空气搞得活泼一些。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国内阶级关系与主要矛盾的分析，关于工作重点转移以及进一步发扬民主等决策，毛泽东是同意的。在十一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对于党内与人民内部的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加以解决。经毛泽东修改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已经提出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的概念，不过当时是就国际范围讲的。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就在最高国务会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两类社会矛盾以及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一个总题目。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以后，继续发挥了讲话中提出的基本思想，并对讲话作了修改、补充。三月，毛泽东批改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其中批评许多地方和部门的领导者对待这类事件的方针和办法是错误的，他们不了解官僚主义是造成这类事件的主要原因，而且往往混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为了防止罢工罢课一类事件的发生，根本办法是加强教育和扩大民主。三月中下旬，毛泽东在天津、山东、江苏、上海等地党员干部会上讲话，主要论题也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曾亲笔写了一篇南京讲话提纲，其中明确提出，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并且批评论多人还不认识这种转变，还企图用过去的方法对待新问题。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明确整风运动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思想作风。

从毛泽东这一时期思想的发展看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作，是他经过反复酝酿、深思熟虑的成果。它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研究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后的新问题。虽然说，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这一点并不是毛泽东最先提出来的，但是把这个问题作为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的政治问题突出地提出来加以研究，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一个总题目，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确实还是第一次。当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人民内部矛盾开始跃居突出地位的时候，毛泽东就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新问题，从理论上作了概括和分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

这篇重要著作，围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中心内容，或者说总题目，包含着广泛的思想内容，主要的有下面几点：

一、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特点。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研究社会主义社会，肯定社会主义社会是充满了矛盾的，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的前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既有基本适应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的一面。毛泽东特别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

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这就为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指明了方向。

二、提出了两类社会矛盾的理论。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为两类，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这就是划分两类社会矛盾的界限。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就不同。

三、明确了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处于突出的地位。毛泽东根据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矛盾与阶级关系的变化，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也就是说，重点应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面来。这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又一次说，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四、提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强调要普遍提倡和善于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如在经济方面实行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并找出一条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在科学文化工作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与民主党派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及团结、教育知识分子、搞好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等。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在解决这些矛盾时都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最重要的原则，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那种主张实行西方的两党制、鼓吹绝对民主、绝对自由的倾向。

无论从这部著作发表前毛泽东有关这一问题的认识以及从这部著作的基本思想内容来看，都应该肯定，这部著作的中心思想是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讲话和文章把这部著作的基本思想说成是讲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是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作论证；林彪在党的九大所作的政治报告甚至说这部著作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奠定了理论基础。这就完全歪曲了这部著作的本意。当然，这部著作在发表前的修改过程中，不能不受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形势的影响，但是，从这篇著作的整体来说，发表前虽经修改补充，发表稿仍然保持了原讲话稿的基本精神，并且增补了一些重要内容，增强了理论分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主题这一基本思想仍然贯穿全书。应该说，这才是这部著作的主要价值，也是它所以值得充分肯定并对今后具有指导意义的主要根据。粉碎“四人帮”以后，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恢复了这部著作的本意，讲话指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科学地分析了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

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说明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人民发展经济和文化，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本来可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良好开端。遗憾的是，由于发生了“左”的错误，这一著作中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和原则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严重地、大规模地混淆两类矛盾，即使对于认为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也未得到正确处理。十年内乱的教训，从反面说明了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一思想是十分可贵的，完全正确的。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为了实现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我们不能放松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但是从总的方面来说，从发展趋势来看，还是要抓住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主题。当然，怎样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从理论与实践上作长期的观察与研究，不是一个时期的一篇著作，即使是很光辉的著作所能完全包容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除了加强思想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外，还需要从利益的调整、体制的改革、民主的发扬、法制的完备等几方面作出努力。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在著作中虽有涉及，但未加以发挥。我们要在继承毛泽东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情况和新的实践经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作进一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