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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51〕周恩来提出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 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 分子问题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首先提出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宗派主义倾向。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党内和社会上滋长起一种“左”倾思想情绪，对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正确估计提出怀疑。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分析社会状况时，认定在我国还有两个剥削阶级与两个劳动阶级。第一个剥削阶级“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 第二个剥削阶级“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大多数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处在动摇的过渡状态”。这样，又把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划人剥削阶级的范围。由于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错误认识，对知识分子政治上的进步和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估计不足，因而就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对待知识分子问题和学术问题上的简单粗暴的态度。
六十年代初，党在着手纠正“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共产风”等“左” 的错误时，也提出解决几年来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和文化、教育、科技政策等方面的“左”的错误问题。一九六一年，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聂荣臻《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中提出了端正知识分子工作的方向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意见。同时，中央还批准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随后，中央又相继批准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这些文件，对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纠正知识分子工作中的偏差，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
鉴于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中必须从指导思想上对我国知识分子作出正确估计，一九六二年二、三月间，周恩来和陈毅在广州就知识分子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三月二日，周恩来向出席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和儿童剧创作座谈会等会议的同志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论述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如何团结知识分子，以及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等问题，并提出了发扬民主、改进党与知识分子关系的政策和措施。周恩来说，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知识分子，不完全同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特殊性。这部分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常常站在民族立场，反对外国殖民者和本国的卖国贼，成为革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是属于这种特定范围的。我们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无疑地都受到帝国主义、反动统治阶级的种种影响，曾为旧社会服务过，受过资产阶级教育，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派统治的压迫，因而有一部分参加了革命，一部分同情革命，多数人开始对革命观望、中立，以后逐渐靠近革命，而反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从鸦片战争到现在一百二十多年的历史事实证明，中国知识分子为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服务，是没有出路的。他们学了科学文化知识，要想做点事业，
可是做不成。反过来，只有同无产阶级、同劳动人民、同共产党一道才有出路。因此，党和国家对于从旧社会来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有必要与可能采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同时知识分子也有必要与可能摆脱旧社会的影响， 成为真正适应新社会所需要的知识分子。周恩来充分地肯定了建国十二年来我国知识界的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强调：就一般范畴说，把知识分子放在劳动者之中。要求在这个根本估计的基础上来确定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列宁说过：“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 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列宁全集》第 29 卷第
343—344 页）周恩来在报告中引用了列宁的这句话，进一步说明知识分子属于“劳动阶层”，无产阶级同知识分子的联盟是同劳动者的联盟，这与同非劳动者联盟是不相同的。
从广州回到北京以后，同年三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周恩来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三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宣告：“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社会培养出来了大量年青的知识分子，他们正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十二年的锻炼，一般他说，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是周恩来一贯的观点。在一九五六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周恩来分析了国际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我国科学文化的落后状况，指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在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九日的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明确地指出：我们要建立一个富强的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