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提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大字报没有点名，但明显地首先是针对刘少奇的，同时也涉及到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称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

大字报对三件事提出指责：

第一件，“在五十多天里⋯⋯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这是指一九六六年六月上旬，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决定向大学和部分中学派出工作组的问题。

《五·一六通知》发出后，“文化大革命”急剧发展，北京市委首当其冲。在康生的直接策划下，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了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经毛泽东批准，六月一日向全国广播，立即在各地引起强烈反响。一批不明真象的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号召，起来“造反”，发生许多乱斗乱打的混乱现象。各校党委成为“造反”的直接目标，已不能进行有效的领导工作。党中央绝大多数同志对当时群众运动中出现的动乱怀着优虑，希望能保持党对运动的领导，要求对运动有一定的约束。决定派工作组，即是出于这个考虑的一种办法。五月底、六月初向人民日报社、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是得到毛泽东同意的。

由上级党委派工作组到下级进行工作，这是党过去经常采用的一种工作方法。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根本错误的，而且来势很急、很猛，工作组派出后，不可避免地会同群众和基层组织产生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加之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怀着篡党夺权的目的，从中加以挑拨和煽动，致使多数工作组和“造反派”从一开始就形成对立，赶工作组的事件不断发生。群众中也出现保工作组和赶工作组的两派势力，并展开了激烈斗争，使动乱局面更趋严重。

毛泽东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后，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阴谋利用工作组问题，打击陷害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他们谎报情况，加给工作组种种罪名。这时，毛泽东认为“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从而改变了对派工作组的看法。经毛泽东指示，改组后的北京市委于二十八日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随后，毛泽东严厉指责派出工作组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由于毛泽东表示反对派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等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并多次在各种会议上，承担了派工作组的主要责任。

事实表明，以派工作组问题为直接根据，提出有一条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之外，有一个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论断，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第二件，“一九六二年的右倾”。这是指一九六二年二月和五月由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两次中央会议的问题。

为了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一九六二年一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国民经济基本形势，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

议（即“西楼会议”）。在讨论一九六二年国家预算时，发现当年的预算有很大赤字，商品供应量和社会购买力之间有很大逆差。会议分析了经济形势，进一步研究了财政经济方面存在的严重困难。为了引起全党重视，会议指出，当时我国国民经济是处在“非常时期”。陈云在会上作了系统发言，并根据会议精神，于二十六日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这个讲话分析了当时存在的粮食减产、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通货膨胀、人民生活下降等严重困难，并提出了克服困难的意见。“西楼会议”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表示赞成多数常委的意见，并商定成立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任组长。

一九六二年四月下旬，周恩来、李先念向中央提出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报告（草稿）》具体分析了当时农业、工业、市场供应、财政金融等方面存在的困难，提出了增加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安排较多的原材料和燃料以增加日用品生产，降低绝大部分重工业产品的指标，进一步压缩基本建设的规模，精简职工等克服困难的措施。一九六二年五月七日至十一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刘少奇在讲话中谈到经济形势问题时说，“现在在经济上来说，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这个估计虽然和七千人大会时不同，但却是经过对情况进一步了解而作出的比较符合实际的估计。针对当时一些干部害怕将困难估计过头而犯右倾错误的情况，刘少奇还解释说：“我看，对困难估计过分危险性不大。我们估计有那么多困难，后来发现好一点，困难没有那么多，这好，这危险不大。但是，对困难估计不够就危险了。我们多少年都是因为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邓小平在讲话中，谈了关于为最近几年来受过批评和处分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问题。他说：“我们现在研究，大家都赞成这个办法，就是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来个一揽子解决。就是说，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了帽子。”他指出：“为了把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不要轻视这个工作。”邓子恢在讲话中，谈了有关恢复农业生产的政策问题。他说：“看了几个县，不管气候怎么样，凡是自留地都是好的，大田都不好。这说明，在一定范围之内，小自由有它的优越性。”他认为：“适当扩大自留地，社员是会满意的⋯⋯包括自留地、饲料地、借地、借冬闲田等等，总不要超过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他还认为，在分散的山区，有些农户单干，就允许它单干。会议经过讨论，对扩大自留地、允许个别农户单干等问题没有作出决定。

这两次会议的内容，都是针对国民经济严重因难的局面，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克服困难的措施。我们党正是贯彻了这些措施，才较快地渡过了严重困难时期。毛泽东对这些措施虽然原则上表示过赞同，而在同年七、八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和紧接着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却提出了所谓把形势说得“一片黑暗”和存在“平反之风”、“单干之风”的指责。但是，对这两次会议所制定的基本措施，毛泽东还是肯定的。如八月九日他在北戴河会议中心小组会上曾经说：“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三个年头犯了错误，这几年整的我们很苦，才采取了一系列正确措施，如‘十二条’、‘六十条’、‘工业企业七十条’、八字

方针、缩短基建战线、城市减人、征购减少等。”

事实表明，一九六二年刘少奇主持召开的这两次会议，不能认为是右倾，更不能据此而作出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之外，还有一个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论断。

第三件，“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这是指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刘少奇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的问题。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议制定了

《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前十条”提到，“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会后，各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

一九六三年九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根据各地试点中提出的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后十条”强调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的重要性，提出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并对整顿基层组织，对地、富、反、坏分子的处理和正确对待地、富子女等问题，作了一些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政策规定。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党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讨论了社教运动中的问题，作出了农村基层组织的领导权有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的错误估计，对社教运动作了新的部署。根据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一年来桃园大队等若干试点单位带有片面性的经验，刘少奇主持对“后十条”作了修改，并在九月十八日经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成为“后十条”修正草案。这个修正草案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政策，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强调“必须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首先解决于部中间的问题，并提出了“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等过去搞土改的工作方法。这些政策规定执行的结果，伤害了许多好的或比较好的基层干部，使农村工作受到损失。毛泽东察觉到这个问题，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纠正打击面过宽，搞神秘主义等偏向，对稳定农村形势起了一定作用。但是，文件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则是更严重的“左”的错误。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社教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刘少奇负有责任。但是，这是属于工作失误的问题，而且“后十条”修正草案，是经毛泽东看过，并由他提交中央讨论通过的。因此，同样不能据此作出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之外，还有一个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论断。

还应当指出，刘少奇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他的工作都是在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都是对党和毛泽东公开的，他的重要论著在正式发表以前都得到过毛泽东的同意。至于党中央对干部的任免，也不是由刘少奇个人而是由党的领导机关集体讨论决定的。他在言论中和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凡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纠正过的，他并没有坚持。

以上事实证明，党内根本不存在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