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八届十中全会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于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在这以前，中共中央先在北戴河、后在北京开了近两个月的工作会议，为十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准备。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于八月六日在大会上讲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并六次在中心小组会议上发了言。在十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于九月二十四日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又在一些同志讲话时作了插话。这些讲话和发言，把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严重地提了出来。其基本精神集中体现在经毛泽东审定和改写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以下一段话中，即：“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毛泽东审定和改写的这些论断，以及他在十中全会和十中全会之前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虽然有正确的部分，但它的最核心的思想，是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这样，就把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再存在的条件下， 我国社会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了。

毛泽东作出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错误论断，从他在会上的讲话和发言来看，是同他对当时我国形势的估计、对党内意见分歧的判断，有直接联系的。

首先，对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估计。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前，我国经历了国民经济的三年困难时期。在国际上，苏联领导人的大国沙文主义从各方面对我国施加压力，印度的军队也入侵我新疆、西藏地方。一九六二年四月间，苏联还通过其领事策动诱骗我新疆自治区塔城、裕民、霍城三县居民六万余人逃往苏联，五月间又制造了伊犁暴乱事件。在国内，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进行了一系列战争动员和军事部署，叫嚣“反攻大陆”。他们成立了“最高五人小组”作为军事决策机构，提前下达征兵令，延长原定退伍的军人服役期限，进行以窜犯沿海地区为目标的作战演习，并派遣武装特务潜入大陆活动。社会上有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妄图“变天”，蠢蠢欲动。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也利用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进行犯罪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十中全会上提出要注意阶级斗争，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一个时期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

和国内在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出现某些激化的形势，并不能据以作出阶级斗争成为整个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更不能据以在理论上作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的结论。

第二，对党内的矛盾和意见分歧也作了不符合实际的估计。

一九六二年，党内在对经济形势的认识和应当采取的政策措施上，是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主张的。在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七千人大会以后，发现一九六二年的预算有很大的赤字，商品供应量和社会购买力之间有很大的逆差，党内很多同志对“大跃进”、自然灾害和苏联撕毁合同等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看得更清楚了。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于二月间举行扩大会议，又于五月间召开工作会议，分析财政经济状况，提出克服困难的办法。两次会议先后接受了陈云和由他领导的中央财经小组关于克服困难的重要意见，确定了争取财政状况根本好转的方针和措施，把“争取炔， 准备慢”作为工作的基点，设想整个农业经济的恢复不会很快。

这体现了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充分地估计困难和认真地对待困难的正确态度。当然，对具体的估计和措施，可以进行讨论，也可以作某些修正、补充；但是，毛泽东却错误地认为这是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是刮“黑暗风”。他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现在有些人把我们的形势说成一片黑暗，他们思想混乱，丧失信心，看不见光明。这种批评，是不实事求是的。

一九六二年，在某些地区出现了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包产到户等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极个别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分田单干。刘少奇认为农业上也要退够，可以在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邓子恢针对农业集体经济中存在的平均主义弊端，在一些单位宣传了实行有利于巩固集体经济的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严格的生产责任制的主张。他还在五月中央会议上和五月呈报党中央的《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中，建议在保持集体经济作为农村社会制度主体的情况下，给予农民以更多的经营自由，并说明了这不会离开社会主义轨道的道理。毛泽东不同意这些意见，认为这是刮“单于风”。他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认为一片黑暗，任务的提法就不同；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 因而就全部或者大部单干。他反复指出，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这股风越到上层就越大。他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究竟搞资本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走哪条路？是包产到户、分田到户，还是合作化？他批评邓子恢说：你这次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又飞走了。这样，就错误地把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农村集体经济的具体管理制度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对立起来，并把它看成发展资本主义了。

另外，在甄别平反问题上党内也有不同看法。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 中共中央于四月二十六日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在五月中央会议上，主持甄别平反工作的邓小平请大家注意这个文件的重要性，并提出一揽子甄别平反的方法。他说：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来一个一揽子解决。就是说，过去搞锗了的，或者基本上搞错了的，统统摘去帽子。这样快一些。会后，短短几个月内，为几年来主要在“反右倾”斗争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绝大多数人进行了甄别平反。有些应该平反但尚未平反的人，要求平反。六月十六日，彭德怀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了长篇申诉信（即“八万言书”），说明“组织反党小集团”、“里通外国”等均属强加于他

的罪名。毛泽东认为，这些都属于“翻案风”。他说：近来刮平反之风不对， 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他在八月五日同华东、中南两大区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说：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在九月二十四日的十中全会上，他还提出：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还是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

被毛泽东当作“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所批判的，本来都是党内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看法和做法。毛泽东和党内一些其他同志对此有不同的认识，就把它看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甚至认为这就是在党内、在上层出现的修正主义，因而很尖锐地提出了关于“党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这是武断的。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论断，较之他过去的错误提法和论述是一次很大的升级。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提法，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正确估计，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但是，它毕竟还只是指“当前”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所说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这种提法，同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部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且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实际上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在错误的程度上是不相同的。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错误论断，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九六三年六月， 在毛泽东阅改过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写道：“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是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这样，就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是指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这一点更加明确起来了。一九六四年七月，在毛泽东阅改过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中又把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归纳为十五条，并且进一步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说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强调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一九六五年一月，在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又把我国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断言为建国以后十几年来我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把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党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发展成为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就把阶级斗争的矛头越来越指向党内和党的领导机关，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时，我们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时考虑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斗争给经济工作带来的干扰，毛泽东采纳了刘少奇等的意见，在会上提出了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指出“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样，就使全会结束后，经济调整工

作能够继续按照原定计划进行。因此，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当时还未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