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 贡献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我们党的集体智慧结晶的观点，在党的七大以前就已经基本形成了。刘少奇在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关于整个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的全部有系统的科学理论， 这种理论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人创造出来，而其中最杰出最伟大的代表人，便是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本人从来不认为毛泽东思想只是他个人智慧的产物。早在四十年代初期，当毛泽东思想这类概念被提出的时候，他就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他只不过是一个代表。在七大预备会议上的报告中，他还说：“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帐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全国解放以后， 毛泽东还是坚持了这个观点的。一九六○年底，他在审阅中央军委关于政治工作的决议时，在文件论述毛泽东思想如何形成的地方，亲笔增加了“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一语。一九六四年三月在谈到《毛泽东选集》时，也说过：《毛选》哪是我一个人的著作啊，《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一九七九年，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在庆祝国庆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考虑到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实际过程和毛泽东本人的一贯主张，明确地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不止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智慧的产物，也是他的战友们、党和革命人民智慧的产物”。

毛泽东思想被看成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因为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累起来的丰富而独特的经验，是形成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最深厚的基础。自从我们党诞生以后，中国革命的实践就是党领导下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中国革命的理论就在党和人民的伟大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作为伟大的革命理论，就是对党和人民的伟大革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这样的总结，既不可能是毛泽东，也不可能是别的同志坐在房子里苦思冥索出来的，而是他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国际的革命经验，把它运用于中国的实际，在领导党和人民的实际斗争中，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方法，对革命经验所进行的理论概括。毛泽东经常把自己和中央领导机关形象地比喻为创造精神产品的加工厂，认为思想、意见、计划、方法都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他自己写的许多著作，就是这样的一种精神产品，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

毛泽东思想作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我们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他们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成果，为毛泽东总汇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作了许多准备工作。我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在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真理之后，就各自地在运用马列主义研究中国的社会历史状况，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例如，中国无产阶级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自从党成立以后，许多领导人都在探讨。李大钊、邓中夏、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等同志在他们的文章中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工农联盟和反帝反封建等问题有过重要的论述。毛泽东当时也探讨了

这方面的问题。随着革命的发展，他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的深入研究， 大大地发展了我们党以前包括他自己在内的那些不大系统、完整的思想，最后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这是对党的许多领导人的集体经验和智慧的科学总结。

第二，他们对中国革命斗争经验在某些方面提出的卓越见解，被毛泽东汲取或概括在他的著作之中，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的内容。例如，一九二九年秋，在周恩来主持下，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党中央会议的精神， 代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 其中不少重要的思想内容被毛泽东吸收在他起草的古田会议的决议之中。刘少奇提出的关于白区对敌斗争的许多策略思想，毛泽东在《论政策》等文章中也加以吸收。朱德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和其他同志一起提出的游击战的许多战术思想，毛泽东加以理论概括，形成为完整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张闻天一九四八年九月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提纲》，是我党最早分析革命胜利后我国社会经济构成问题的重要文献。他论述的国民经济的多种经济成份的基本思想，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里也加以吸收，明确地概括为新民主主义的五种经济形态。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的许多领导人都为毛泽东提供过这种形式的思想资料。

第三，他们参与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思想的提出和研究，毛泽东的有些著作就是毛泽东和他们一起合作写成的。我国革命经历了漫长的道路。党的许多领导人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陆续地汇合在一起形成了比较稳定的领导核心。毛泽东和朱德自从井冈山会师之后，就始终并肩战斗。遵义会议之后， 逐步地形成了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为核心的中央集体领导。延安整风之后，刘少奇参与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形成之后，毛泽东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都经过了党中央的集体讨论，特别是有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其他重大决策，凝聚了党中央的集体智慧。例如，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经过了中央政治局的反复讨论研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和毛泽东一起切磋琢磨，并印发六届七中全会征求意见，最后由毛泽东吸取大家的意见修改定稿。社会主义时期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就是在一九五八年初的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由毛泽东同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共同汇集起来的。他本人谈到这工作方法六十条的形成过程时说得很明白：“这是中央和地方同志一九五八年一月先后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共同商量的结果。这几十条，大部分是会议上同志们的发言启发了我，由我想了一想写成的；一部分是直接记录同志们的意见；有一个重要条文（关于规章制度）是由刘少奇同志和地方同志商定而由他起草的；由我直接提出的只占一部分。”

第四，他们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这些或那些方面的经验所做的系统的总结，或者补充、丰富、发展了毛泽东论著中的许多观点，或者对毛泽东的观点作了精辟的阐述，或者运用毛泽东的观点去说明了新的问题，或者与毛泽东的某些观点交相辉映。例如，周恩来和刘少奇关于自区工作的论述，周恩来关于统一战线、文化工作和外交政策的论述，刘少奇关于党的建设和工人运动的论述，朱德关于军事工作的论述，陈云关于经济工作的论述等，有许多内容是毛泽东的著作中没有充分展开的。这些论述既贯彻

了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这个根本原则，也同毛泽东本人正确地论述到这些问题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并且在某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观点，因而也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此外，我们党中央一些关于总结革命经验、提出重大理论原则、制定重要政策，在党的历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文件和文献，也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我们党的领导人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全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对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同样发生过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