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中国资产阶级有两个部分

中国资产阶级分成两个部分——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结果，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所特有的社会现象。为了侵略的需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资本。同时，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这就使中国资产阶级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曾经直接与之斗争过的德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也不同于列宁曾经直接与之斗争过的沙皇俄国的资产阶级。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如何正确处理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困难的任务，在马列主义宝库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 需要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独立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一样，也是革命的对象，主张“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党的第二次、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初步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的资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是有区别的。他们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不能自由发展经济，“为要免除经济上压迫起见，一定要起来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奋斗”。但当时我们党还没有认识到中国还有另一部分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资产阶级。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看到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部分：一是“大商买办阶级”，他们勾结资本帝国主义，“完全是帝国主义之工具”，“中国资产阶级之反革命派”；二是“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由于帝国主义阻碍其发展，他们已感到“有民族竞争的必要”。但党的四大又认为民族资产阶级还未形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还在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之过渡中”。

这实际上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才明确地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两个部分——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分析它们各自代表不同的生产关系和对待革命不同的政治态度，指出前者“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后者是“需要革命”又“怀疑革命”的动摇不定的阶级。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在一段时间内附和了蒋介石的反动，但毛泽东仍然认为，“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指民族资产阶级——编者），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47 页）“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

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31 页）到了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全面地深刻地剖析了中国资产阶级两部分的特征及其发展规律，总结了我们党处理同资产阶级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制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斗争策略，从而形成了关于中国资产阶级问题的完整理论和政策， 构成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从这一方面说来，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

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02—603 页）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对之实行两面政策：一方面与之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保持之；一方面与之进行适当的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只看到他们的革命性，只讲联合不要斗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又只看到他们的妥协性，只讲斗争不要联合。这两个极端的政策， 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毛泽东认为，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21 页）即使在他们追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对革命时，也应采取政治上争取和经济上保护的政策，而不能把他们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样对待。

毛泽东指出，中国资产阶级的另一部分是“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亦称官僚资产阶级）。这种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的阶级，因此，他们历来都是革命的对象，而不是革命的动力。“但是，由于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在各个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锋芒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为了削弱敌人和加强自己的后备力量，可以同这样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建立可能的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之。”（《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70 页）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就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建立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集中力量打击当时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但是，“在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并和无产阶级一道向共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时候，它仍然是很反动的，它坚决地反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发展，而要加以限制、而要采取欺骗、诱惑、‘溶解’和打击等等破坏政策，并以这些政策作为它投降敌人和分裂统一战线的准备。”（《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70 页）因此，无产阶级在同大资产阶级联合的时候，对其反动政策，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在被迫同大资产阶级分裂时，又必须敢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以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直到推翻其反动统治。这种对大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不同于对民族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对前者的联合，是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性质的暂时合作，对其斗争是你死我活的， 从政治的批判到武器的批判。对后者的联合，是把它作为革命力量的长期合作，对其斗争，主要是批评教育，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历史经验证明：“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克化就会要后退一步。”（《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68 页）毛泽东把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两部分，并对之采取不同的政策，成功地解决了我们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促进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策略思想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