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九六二年九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关于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作为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的观点，并且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十中全会后，一些地区（如湖南、河北等地）进行了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河北保定地区进行了“小四清”（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查出一些干部有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行为。毛泽东肯定了这些做法。他在一九六三年二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推荐了湖南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河北保定地区“小四清”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督促各地注意抓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这次会议确定，在农村普遍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 运动。

一九六三年三月一比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五反”运动（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五反”运动在全国部分城市逐步展开。在农村，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许多地区开始训练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工作。五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育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前十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认为农村中的“四清”运动和城市中的“五反”运动，“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前十条”还规定了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前十条”发布后，各地重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准备。九月，中央根据各地试点中提出的问题，又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后十条”一方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方面又指出了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的重要性，规定了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于部， 以及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等基本正确的政策。此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分别派出大批工作队，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展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九六四年五、六月间，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问题。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九月，中共中央发布了由刘少奇主持修订并经毛泽东批改的“后十条”修正草案。这个修正草案对形势估计更加严重，提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提出有些地区还要“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还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这些指导方针， 对运动影响很大，造成了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打击过重，以至混淆敌我界限的“左”的错误。

一九六四年底至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讨论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

（即“二十三条”）。这个会议对一九六四年下半年的运动中一些“左”的

偏差作了部分纠正。“二十三条”要求看待干部要一分为二，区别对待，尽快解放大部分干部，逐步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但是，“二十三条”又把“四清”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左”的观点。“二十三条”下达后， 各地对工作队进行了整训，解脱了大部分基层干部。到一九六六年春，全国约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县、社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据一九六五年七月统计，国营工交系统开展运动的单位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三点九。

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党发动和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群众运动。这次运动，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如在经济管理方面，当时不少农村生产队长期账目、财物不清，管理制度不健全，在干部作风方面，较普遍地存在着多吃多占、瞎指挥、官僚主义等问题，少数干部欺压群众，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压抑。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犯罪活动，少数坏人的破坏活动，也确有发生。这些情况的产生，有复杂的社会和历史原因。自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起，由于农业合作化要求过急， 在这方面已经潜伏下一些问题，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浮夸风和以后出现的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更加助长了这方面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按照不同情况采取适当方法加以解决，自然是必要的。但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在相当大范围内的一次实践。由于在指导思想上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了， 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简单地看成了阶级斗争，不理解问题主要在于合作化后期以来体制方面“左”的偏差，所以使“左”的错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但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上的“左”的东西又有发展，更主要是政治上的“左”的东西有很大发展，这表现在：

第一，在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上，运动一开始就认为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已经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从一九六三年起，认为在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到一九六四年，进一步认为二分之一打不住。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错误，对许多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失去信任，所以在运动的做法上，“左”的偏差越来越严重。

第二，在理论上，不仅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仍然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作为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并且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毛泽东就把注意力和斗争矛头越来越集中到党内和党的领导机关，成为他后来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

但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只是在局部地区开展，而且是有领导地分期分批地进行的。在运动中对有些具体政策作了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规定，对于运动中出现的某些偏差，也作过一些改正。还强调运动要在不误生产，密切结合生产的条件下进行，把增产还是减产作为衡量运动搞得好坏的标准之一。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运动中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