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一九六○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中的重要转变。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经历了一个酝酿、完善和形成的过程。一九六○年八月间，李富春在讨论研究冶金工业、交通运输、农业和经济计划问题的时候，集中大家的意见，多次提出应当对经济进行调整、巩固、提高。八月底，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向国务院汇报一九六一年经济计划时，提出了对经济实行调整、巩固、提高的问题，周恩来表示赞成，并且加了“充实”两字，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个方针，很快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和同意。九月三十日，在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一九六一年，我们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四日到十八日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调整经济的八字方针，并向全国人民宣布：“一九六一年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的速度，在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从此以后，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了调整阶段。

实行调整方针的初期，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围绕着纠正工作指导的错误，作了不少工作。但是，总的来讲，由于当时对经济困难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又缺乏经验，以致在一段时间里，没有能够全力地进行调整工作，特别是没有果断地把基本建设规模和工业生产规模压缩到确实可靠的程度。一九六一年八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以后，特别是一九六二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由于对工作指导上的失误和当时的经济困难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全党同志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对困难的严重性和调整的紧迫性有了更加深切的认识。一九六二年二月，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扩大会议，讨论一九六二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问题。陈云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六点意见。五月，中央又召开工作会议，进一步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坚决的全面的调整。

第一，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加强农业战线，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在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方面，党中央一九六○年十一月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接着，起草和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同时，坚决改变高征购的错误，使一九六二年粮食征购量占总产量的比重由一九五九年的百分之三十九点七降到了百分之二十三点八，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与此同时，国家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加强了对农业的支援。一方面，通过压缩城镇人口，压缩农村水利建设规模和精减农村文教等事业，充实农业第一线的劳动力。到一九六二年，农村劳动力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五千七百八十六万人，总数达到二亿一千二百七十八万人，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增加农村社队所需的贷款和物资，大幅度地提高粮食、油料、生猪、家禽和蛋类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退赔一部分平调款，以促使农业生产恢复元气，培植社队扩大生产的能力，增加农民的收益。据有关部门统计，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两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七点一；仅一九六一年一年农民从提高收购价格中就得到了三十亿元的好

处，据财政部门的材料，一九六二年银行发放农村社队的各项贷款全年累计近二十亿元，约占当年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总值的三分之一。

第二，大力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重工业生产。

为了缩短基建战线，各地区、各部门下决心停建缓建了大批正在施工的建设工程。一九六二年，全国施工的基本建设项目由一九六○年的八万二千多个减为二万五千多个，减少了五万七千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由一九六○ 年的一千八百一十五个减为一千零三个，减少了八百一十二个。同时，对投资规模作了大幅度的缩减。这就使基本建设规模与当时国家的财力、物力基本相适应，从而转到了可靠的基础上。调整以后的基建投资，也是首先保证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需要，主要用于当前生产的补缺配套上，不是再去铺新摊子。

对于重工业生产，除了采掘和采伐工业等薄弱环节得到进一步充实加强以外，冶金、机械、建材等工业部门的生产都有计划地降低了发展速度。一九六二年与一九六○年比较，全国重工业产值下降了百分之五十八点六，它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百分之五十三点三降为百分之三十五点五。在这两年里，许多种主要重工业产品的生产都大幅度地减了下来。

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重工业生产，对于整个经济的调整来说，是极其关键的一着。它缓和了财政、物资供应的紧张状况，加快了扭转经济比例失调局面的步子。

第三，坚决对工业企业实行关停并转，精减职工，精减城市人口。

在经济调整的过程中，随着基建投资规模和重工业生产的大幅度压缩，现有企业生产任务普遍不足，工业生产战线过长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地暴露出来。因此，根据社会需要和燃料动力、原材料供应的可能，坚决缩短工业生产战线，就成为继续进行调整、扭转困难局面的最关重要的一个步骤。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在一九六了年九月十五日发出的《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中，及时地提出了关停一部分落后企业的任务。中央要求：凡是没有原料、材料资源的企业，凡是消耗过多、产品质量低劣、成本极高、长期亏本而短期又不能改变的企业，必须分别情况，或者暂时停止生产，或者关闭，或者关闭一部分。以后，中央又对企业关停并转问题作过多次指示和规定。经过果断地而有秩序地关停并转，全国工业企业数由一九五九年的三十一万八千个，减少到一九六二年的十九万七千个，减少了百分之三十八，从而基本上改变了工业生产战线过长的状况。同时，中央还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对保留下来的企业进行了整顿。

与压缩工业生产战线、关停并转一部分企业相适应，各地区、各部门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从一九六一年起，以极大的力量抓了精减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工作。这是克服经济困难的一项重要措施。精简的主要对象是一九五八年以后来自农村的新职工；减下来以后，动员他们回到各自的家乡，参加农业生产。经过充分的思想发动和深入细致的工作，到一九六三年六月，精减任务基本完成。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全国共精减职工一千八百八十七万人，城镇人口二千六百万人。这有力地加强了农业生产战线，大量地减少了工资开支和粮食销量。

第四，消灭财政赤字，稳定市场。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国家财政连年出现大量赤字。与之相伴随，出现了货币发行过多，市场不稳定的现象。为了消灭财政赤字，并稳定市场，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的，一是努力增产日用工业品，扭转企业亏损，以增加商品供应，增加财政收入。二是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各项事业费和国防费，以减少财政支出。三是在保持生活必需品价格基本稳定的同时，对针织品、自行车、钟表、茶叶、酒以及某些糖果和糕点等消费品实行高价政策，以回笼货币。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经济调整的过程中，党中央自始至终强调反对分散主义，加强对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领导。毛泽东指出：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陈云也指出：调整时期是非常时期，要有更多的集中统一，“就是在给地方和企业以必需的机动的财力、物力以后、把力量集中统一起来。这种集中统一的程度，可能要超过建国初期”。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中央作出《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提出把经济管理的大权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三级；最近两三年，更多地集中到中央和中央局。一九六二年，中央又先后对银行、财政、物资、基本建设等的集中管理问题作出严格规定和具体要求，正是因为实行了集中统一领导，才有效地保证了国家把有限的资金和物资集中用于发展薄弱环节，有力地促进了各项调整措施的顺利实施，从而对于比较迅速地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是这次经济调整的一条重要的经验。

由于各级领导指导正确，措施果断有力，由于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努力，经济调整工作比较迅速地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到一九六二年，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取得了重要进展，农民的积极性逐渐调动起来：农业生产改变了前三年连续下降的状况，开始回升。一九六二年与一九六一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六点二；粮食增产一千二百五十万吨，总产量达到一亿六千万吨：油料增产百分之十点五，总产量达到二百万吨；生猪年末头数增长百分之三十二点四，总数达到近一亿头。从地区看，全国约有四分之一的县农业生产总量已经恢复到或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工业生产特别是轻工业生产，一九六二年底也开始出现了转机。轻工业总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一九六○年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三提高到百分之四十六点五。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加上各项开支的压缩和控制，国家财政扭转了前四年连续出现大量赤字的被动局面，实现了收支平衡；货币发行过多的现象也有所改变。一九六二年，财政收入完成三百一十三亿六千万元，支出三百零五亿三千万元，收支相抵，结余八亿三千万元。这一年，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上年水平相近的情况下，年末货币流通量却减少了百分之十五。全国集市贸易的价格比上年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五。城乡人民生活也开始有所好转。全国每人平均消费粮食三百二十九斤，比上年增加十一斤；消费猪肉四点四斤，比上年增加一点六斤；消费棉布十点九尺，比上年增加二点三尺。总之，国民经济最因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许多方面部出现了迅速恢复的好形势。

为了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一九六三年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从当年起，再用两、三年时间，继续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段时间的调整工作，除继续改善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之外，着重是加强现有生产能力的填平补齐，并搞好一批设备的更新；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适当组织企业开展专业化协作。经过三年的努力，到一九六五年，原定的各项调整任务胜利完成，国民经济出现了新的面貌。〔69〕一九六二年初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七千多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提出一个“书面报告”并讲了话，总结了建国以来十二年，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四年的经验，提出了今后的工作方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民主集中制，以便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切实做好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

“书面报告”在肯定成就的前提下明确指出，这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有四条：“第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第二，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曾经对集体所有制的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这样，就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它平均主义的错误。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犯了急于把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错误。”“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的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第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的状况，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也加重了农业生产的困难。”

报告认为，产生上述缺点和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等缺点、错误，又助长了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民主的错误作风。这样，就妨碍了我们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

报告还指出：“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农业的严重减产，一九六一年工业产量的被迫下降，以及目前的许多困难，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上述工作上和作风上的错误所引起的。”关于建国以来十二年中，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的四年中，

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的基本经验教训，报告初步总结为十六条。第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所提出的多、快、好、省这几个方面，是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第二，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第三，社会主义的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不能混淆的。第四，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在我国现有的各种所有制中居于领导地位。第五，社会主义经济，要有统一的国家计划。计划指标必须符合实际，并且适当留有余地，保持必要的后备力量。第六，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第七，国家计划的统一性和地方的积极性要结合起来。第八，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是在人民内部实行的根本制度。第九，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加强和改进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

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第十，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共产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我们的交换原则，是等价交换。第十一，我们必须随时随地爱惜群众的精力，把群众的精力用在最恰当的地方，以便取得最大的效果。第十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自力更生，必须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中建立起强大的独立的经济体系。第十三，勤俭建国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第十四，国家机构和企业、事业机构过于庞大，非生产人员过多，是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的。必须认真实现“精兵简政”。第十五，必须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第十六，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党必须把自己的领导同群众的实践结合起来。这些经验，反映了“大跃进”以来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全党的认识。虽然对有些问题的认识还有局限性，但是毕竟从挫折和失败中吸取了有益的教训，为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这次大会一开始就贯彻了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刘少奇提出的“书面报告”，体现了党中央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

明确指出，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有些事情是经过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应该担负责任。“书面报告”对脱离群众、破坏民主作风的倾向，对分散主义的倾向，对在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党内生活等方面存在的缺点，都一一作了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书面报告”强调，“我们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应该听老实话，听老实人的话。同时，必须在党员中间，大力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坚决反对弄虚作假。”刘少奇在大会或小组会讲话中还代表中央号召：对中央、中央部门、中央那个同志有意见，“都要倾箱倒箧而出。”

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突出地强调和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在讲话中，毛泽东对几年来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二月六日，邓小平在大会上讲话。他就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代表中央书记处作了自我批评。在讲到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必须注意健全党的生活时，他指出：这几年，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有了很大的削弱，“有许多事情，形式上似乎比过去民主，但在实际上，命令主义、少数人或个人独断专横的现象却是十分严重的。”他强调，要把我们党的老传统真正地恢复和发扬起来，党的各级领导同志的态度是很重要的。我们各级领导同志，要善于倾听反面意见，倾听不同意见。特别是我们的“班长”“副班长”，要团结多数，尊重少数，决不能一个人讲了就算数。他提出：对于我们党的各级领导人，应该有监督。最重要的监督是来自党委本身，或者书记处本身，或者常委本身。他提议，把领导人的主要的小组生活，放到党委会去，或者放到书记处去，或者放到常委会去。在党委会里面，应该有那么一段时间交交心，真正造成一个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这样，对于同级里面讨论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作出决定，也是很重要的。

二月七日，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他分析了几年来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说：“对于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的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他分析了当时经济生活中的主

要困难，提出了克服困难的主要办法。这些办法包括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人数，争取农业增产，增加工业生产，缩短基建战线，搞好市场供应，争取财政收支平衡等。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些办法是行之有效的。中央领导同志的自我批评精神，极大地教育了到会同志。在会上，中央

一些部委的负责人，各大区、各省的负责人也纷纷作了自我批评，听取了地县同志的批评意见。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是八大以后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它对于统一全党思想，纠正“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进一步动员和组织全党和全国人民全面贯彻八字方针，克服经济困难，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大会还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认识“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因而对实际工作中的错误不可能彻底纠正，对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对某些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错误观点，也没有能够进行认真的清理。此外，林彪在大会上讲话，别有用心地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并且反复强调事情出了毛病，造成了因难，是因为“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 “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他的讲话同大会总的气氛很不协调，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纠正错误，吸取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