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毛泽东把游击战争提到了战略的地位

古今中外都有游击战，也都曾发挥过不同的作用，但是把它提到战略地位，并加以系统化、理论化的，是毛泽东。他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中，科学地总结了游击战争的经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崭新的、独创的游击战理论，极大地丰富了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宝库。

毛泽东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是经过长期斗争实践逐步形成的。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确定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继南昌起义之后，毛泽东在湖南领导了秋收起义，率领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从此揭开了我党领导游击战争的序幕。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为了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敌人，毛泽东提出了“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的游击战原则。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胜利会师，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使游击战有了进一步发展。朱德等在指挥红军作战中，对创造和运用游击战术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九二八年五月，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各部队开展游击战的经验，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的基本原则。这是对这个时期游击战战略战术的高度概括。一九二九年四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提出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放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这些战略战术的运用，使弱小的红军在抵御强敌的“进剿” 中，不仅得到了发展壮大，而且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毛泽东这种依靠人民群众和把农村变成巩固根据地的游击战，得到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和积极参加，从而形成了广泛的人民战争。一九三○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三年三月，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一、二、三、四次“围剿”。我根据地军民在毛泽东“诱敌深入”，避其主力，打其虚弱，歼灭敌人于根据地内的正确战略方针指导下，有力地粉碎了上万至几十万敌人的重兵“围剿”，充分发挥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运动战的巨大威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王明“左” 倾冒险主义错误在红军中取得了完全的统治，全盘否定了毛泽东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他们主张阵地战，反对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主张所谓的“正规化”，反对红军的所谓“游击主义”！他们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继则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同敌人拼消耗，最后，在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时，又变为实行真正的逃跑主义，致使第五次反“围剿”遭到了完全失败，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长征。

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和红军长征到陕北时，毛泽东还多次强调游击战争的重要性。一九三四年一月，他在江西瑞金举行的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武装民众、发展游击战争，是苏维埃的“第一个任务”， “极端重要的事业”，有着“绝顶重要性”。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毛泽东在红军第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更明确地提出，游击战的发展，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意义”。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战争的性质和作战对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这个重大历史转变关头，我党和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地转变了军事战略。一九三七年八月，党中央召开了具有

重大历史意义的洛川会议，确定了保持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我军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并决定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会后，我八路军、新四军立即开赴前线，分散到敌后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从此，在祖国的大地上，到处点燃起了抗日战争的烽火。但是，这条正确路线，却遭到了王明的反对。他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和次年三月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一套与此相反的主张。他只讲同国民党联合，不讲斗争，只讲统一，不讲独立自主和党对抗日的领导权，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实际上是要共产党从属于国民党。他还提出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相对立的“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错误战略方针。这种右倾错误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党的六中全会上受到了批判。为了批驳党内外一些人轻视游击战的重大战略作用的错误言论，毛泽东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和十一月，先后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的重要文章，集中地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精辟地阐明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战略作用，深刻地指出必须“把游击战放在战略观点上加以考察”，明确地肯定了游击战在整个战争中占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并具体地阐发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六个具体战略问题，即：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和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根据地；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从而解决了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为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

毛泽东把抗日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是从抗日战争的实际出发，全面地辩证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之后作出这个正确论断的。他指出：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野蛮的，人力、物力不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地位；而我方，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比较弱，但其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故，并能得到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毛泽东着眼于这些特点，从军事战略上明确提出，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的，而不能是速胜的，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和带有游击性的运动战，而不能是正规战或阵地战。在阐述游击战为什么具有战略地位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大半个中国将变为敌人的后方，如果没有最广大的和最坚持的游击战争，而使敌人安稳坐占，毫无后顾之忧，则我正面主力损伤必大，敌之进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难以出现，继续抗战可能动摇，即若不然，则我反攻力量准备不足，反攻之时没有呼应，敌之消耗可能取得补偿等等不利情况，也都要发生。假如这些情况出现，而不及时地发展广大的和坚持的游击战争去克服它，要战胜日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游击战争虽在战争全体上居于辅助地位，但实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抗日而忽视游击战争，无疑是非常错误的。”（《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17 页）

综上所述，我们党领导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在军事战略上先后有两个变化的过程。第二次国内战争，前后分为两个战略时期，在前期，主要的是游击战；在后期，主要的是正规战。但这种正规战，只表现在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和指挥上、组织上的某种程度的集中性和计划性，其他则仍是游击性的，低级的。正如毛泽东说的，“在某种意义上，是提高了的游

击战”。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大体上也分两个战略时期。在战略退却和战略相持阶段，因为敌我强弱相差甚大，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战略反攻阶段，设想我军在获得新式武器装备的条件下，战略上需要由以游击战为主变为以运动战和阵地战为主。在谈到由国内正规战争转变到抗日游击战争的意义时，毛泽东指出，“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 “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就其特殊的广大性和长期性说来，不但在东方是空前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可能是空前的。”（《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16 页）

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证明，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是完全正确的。没有这种游击战争，便不能牵制大量敌军，有力地配合正面主力军作战，而制止敌之进攻；便不能使敌人占领地限制于一定地带，使之无法全部占领；便不能在敌人后方建立多数的抗日堡垒，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便不能发展壮大游击武装力量，使之上升为主力军，参加和配合主力部队进行战略反攻。正如毛泽东在论述游击战争的伟大作用时指出的：它适合敌强我弱、敌小我大的条件，使自己少受损失，多打胜仗，使敌人缩小了占领地，多受损失，少打胜仗。它最迅速地扩大了根据地和军队。它最普遍地发展了共产党的组织，有效地培养出大批领导干部。它最普遍地发展了民众运动，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了抗日文化教育，改善了人民生活，振奋了全国的士气。它在抗日战争的防御阶段，配合正面，恢复失地；相持阶段，坚持敌后根据地，利于正面整军；反攻阶段，配合正面，恢复失地。它还最便利于瓦解敌军和解决我军给养问题。事实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些论断的正确性。在抗日战争中，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地游击队，共作战十二万五千多次，被毙、伤、俘及投诚、反正的日伪军共一百七十一万余人；中国共产党发展到一百二十一万党员；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由抗战开始时的三万余人，一跃发展成为一百二十多万大军，二百二十多万民兵，拥有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一亿三千多万人口的解放区。这不仅对战胜日本侵略者起到了伟大的战略作用，而且使蒋介石在抗日时期不敢投降日本，不敢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并且为解放战争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