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一九六六年五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扩大会议。当时毛泽东在外地，由刘少奇主持会议，康生负责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参加会议的成员共七十六人，包括“文化小组”（即会后正式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提议增加的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八人。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揭发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的所谓“反党错误”， 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这次会议召开以前，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已经分别受到了错误的批判。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杨尚昆以莫须有的“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的罪名，被免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同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 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林彪等人策动下，以强加的所谓“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的罪名，对罗瑞卿进行诬陷。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上海同江青、康生、张春桥等谈话时说：“中宣部是阎玉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这一指责主要是针对陆定一的。同年四月十六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如林彪所说，“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

会议期间，林彪毫无根据地提出有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会议于五月二十三日作出决定：“（一）停止彭真同志、陆定一同志、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同志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二）撤销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同志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二十四日上午，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问题。

五月十六日，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是四月中旬由康生、陈伯达主持起草，经毛泽东几次修改，于四月二十四日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基本通过， 并决定提交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

《五·一六通知》说：“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这个提纲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批判时称为《二月提纲》，是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于二月三日开会讨论后拟订的。提纲试图对当时《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而展开的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略加限制。二月五日，刘少奇召集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讨论了《汇报提纲》（草案），经彭真修改后，于二月七日用电报发给当时在武汉的毛泽东。二月八日，彭真、陆定一和康生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二月十一日，彭真在武汉主持代中央起草了一个《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批语，于二月十二日清晨电传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传阅同意后，即作为中央文件发出。《五·一六通知》说：“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同志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同志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彭真“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这些指责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五·一六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

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 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要求和估计，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重要内容。《五·一六通知》是集中代表“左”倾方针的文件。

五月十八日，林彪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大讲古今中外的政变事例，制造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谎言。他说什么“这里最大的问题， 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他煞有介事他说：“从大量的事实看，要防止内部颠覆，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林彪这些耸人听闻的话，在党内造成了极度恐怖的气氛。林彪在讲话中还竭力鼓吹个人崇拜。

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关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经过审查，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完全是一个冤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已先后分别发出文件，为这些同志正式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