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大跃进”运动

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 把那时中央领导同志实事求是地纠正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偏向，说成是所谓“右倾”、“促退”。由反对“反冒进”进而提出“大跃进”。人民日报在二月二日社论中宣称：“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 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从南宁会议到三月成都会议的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在批判“反冒进” 的气氛下，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动员口号。例如，要求苦战三年，使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在五年到七年内，使各省和自治区的地方工业总产值赶上或者超过当地的农业总产值，使农业基本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同时，还制定了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的第二本帐，主要计划指标比二月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本帐都大幅度提高了。例如，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百分之六点一提高到百分之十六点二，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百分之十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三。这标志着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开始发展起来。

同年五月召开了党的八大二次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毛泽东在谈到“大跃进”时，批评了一些不同意指标过高的意见，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还有一部分“观潮派”、“秋后算帐派”。他要求各个山头、村落，各个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要插红旗、拔白旗。这次会议后，六月间钢铁工业拟订“大跃进”的目标，酝酿一九五八年钢的产量要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设想一九五九年超过三千万吨，一九六二年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各协作区也召开农业会议，纷纷提出农业的“大跃进”目标。象西北这样一向低产的地区，提出全地区每人平均粮食产量一九五八年要达到一千一百斤， 一九五九年要达到两千斤，一九六二年要突破三千斤。在农业增产措施方面， 大力推广土地深翻，要求全国必须在两三年内把全部耕地深翻一次，并推行高度密植。同时报刊上不断宣传“高产卫星”，如小麦亩产达到七千三百二十斤，早稻亩产达到三万六千九百多斤，还批判了“农业增长有限”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等错误口号也流行开来。

在这种虚报浮夸的气氛下，八月间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估计一九五八年粮食产量将达六千亿斤到七千忆斤，棉花产量将达七千万担左右，农产品产量将“成倍、儿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基千对农业生产形势的这种过高估计，会议要求各省、自治区党委把注意重心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来，并正式决定和公开宣布一九五八年钢的产量要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即要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这是当时实有的开采、冶炼、运输能力所不可能达到的。为了硬要实现这个任务，会议以后立即掀起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全国几千万人一齐上阵，大搞“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铁、炼钢）、群（群众运动）”。大炼钢铁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各行各业都支援“钢帅升帐”。结果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 全年合格的钢产量只有八百万吨，仅完成翻一番计划的四分之三。在大炼钢铁的同时，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都开展“全民大办”。

这种“以钢为纲”所带起的一系列大办，把“大跃进”运动推向了高潮。 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

会议前期，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全党着手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同时强调要压缩空气、反对浮夸，提倡“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 并对一九五九年计划指标做了较大的缩减，从而使被打乱的经济秩序开始有所好转。

但是，从一九五九年八月八届八中全会决定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后，经济工作中的“左”倾思想又发展起来。一九六○年三月向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的一九六○年计划，又确定了一系列高指标。按照计划要求，钢要增产百分之三十八，达到一千八百四十万吨；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要达到百分之二十九。不久，又制定了一九六○年计划的“第二本帐”，把钢产量提高到二千零四十万吨，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提高到百分之四十七点六，并决定把这第二本帐作为党内必须确保完成的第一本帐，一律以此为准安排和检查工作。这时重又强调“以钢为纲”“遍地开花”，除了“小土群”还着重发展“小洋群”，并采取大轰大嗡办法大搞技术革新运动等等。结果，经济建设中曾经有所收缩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又泛滥开来。直到一九六○年冬， 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才被停止。

“大跃进”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主要比例严重失调，使社会主义经济遭到了重大的损失，主要表现是：

第一，在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方面，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积累率急剧升高。一九六○年同一九五七年相比，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从一百三十八亿元增加到三百八十四亿元；大中型施工项目由九百九十二个增加到一千八百十五个；在全部国民收入使用额中，积累所占的比例由百分之二十四点九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九点六。由于基本建设规模太大，强求多快、忽视好省，这样过高、低效的积累，不但直接扣减了当年的消费基金，而且大大限制了以后几年消费基金增长的可能。

第二，在工农业比例关系方面，农业战线受到极大削弱，生产大幅度下降。一九六○年同一九五七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一点三倍，而农业总产值却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二点七；工业和农业产值比例，由五点七比四点三变为七点八比二点二。粮食产量减少了一千零三十一亿斤，降到一九五一年的水平。这种下降是与“大跃进”运动中抽调农村劳力、平调农村资财、征购过头粮紧密相关的，一九六○年使用在农业第一线上的劳动力，由一九五七年的一亿八千三百六十五万人减少到一亿四千六百二十万人，而且留下的大多是弱劳力。粮食征购量从一九五七年的九百六千亿斤增加到一千零二十一亿斤，粮食征购占产量的比例也由百分之二十四点六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五点六。这些都大大超过了农业负担的实际可能。

第三，在工业交通内部，由于实行“以钢为纲”，片面发展重工业，各行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也严重失调。在工交之间，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三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一点三倍，其中占用运输量最大的生铁产量增加三点五倍，铁矿石产量增加四点八倍，煤产量增加两倍，而全国货运量仅增加一点一倍。在工业总产值中，这三年轻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由百分之五十五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三。

第四，在社会购买力和商品可供量的比例关系方面，也出现了严重的不

平衡。由于全力支撑“大跃进”，建设、生产又部不讲经济效益，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三年财政赤字实际达到一百六十九亿元，货币流通量也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二。由于农业、轻工业大幅度减产，市场商品可供量急剧下降。一九六○年在挖了大量商品库存的情况下，商品货源仍比社会购买力少七十四点八亿元。特别是人民必需的消费品已不能保证基本需要。例如，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年，全国每人平均消费的粮食由四百零六斤降到三百二十七斤，猪肉由十点二斤降到三点一斤。不少地区发生浮肿病甚至饿死人育等严重现象。

“大跃进”运动，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的挫折，使人民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它终究是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中的失误。在这三年中， 由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生产建设也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国重工业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的生产能力，仍然比一九五七年有成倍的或者很大的增长，这些新增的生产能力经过调整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新建了石油化工设备制造、拖拉机制造、精密机械制造、有机合成等过去没有的重要工业部门。地下资源勘探取得很大成绩，大庆油田的发现和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要把全党全民的可贵的革命精神和所取得的成果，同工作指导上的失误严格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