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指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反共内战，实行联共抗日的军事行动。

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的广大爱国官兵，在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以后，备尝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痛苦，迫切要求抗日，为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领土而战。杨虎城指挥的十七路军的广大爱国官兵，对蒋介石坚持内战、排除异己、对日本侵略者实行不抵抗的政策，亦极不满。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主力胜利地完成长征，到达陕甘地区。东北军、十七路军被蒋介石调至陕甘一带进攻红军，多次被红军击败，伤亡很大，而蒋介石却不予补充。张学良、杨虎城都感到“剿共”没有出路。同时，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获得全国各阶层抗日人民群众的拥护。全国性的抗日救国运动的蓬勃发展，在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广大爱国官兵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等以红军将领的名义，发出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诚恳地表示红军首先愿与东北军实行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又分别与张学良、杨虎城就联合抗日的问题，进行了多次有益的秘密会商。因此，在一九三六年春，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实际上已与红军实行局部停战。四月九日，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周恩来应邀至东北军驻地肤施（延安），与张学良竟夜举行会谈。双方就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通商、互派常驻代表等项事宜。这次秘密会谈，促使张学良决定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

随后，中共中央又放弃反蒋口号，采取了逼蒋抗日的方针。十月五日， 毛泽东和周恩来致书张学良，请他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转告蒋介石，希望互派代表谈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具体条件。中国共产党的上述重大决策， 又进一步坚定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联共抗日的决心。

但是，蒋介石违反人民意志，一意孤行，坚持反对中国共产党、红军和中国人民的反动政策，继续向陕北红军进攻。张学良、杨虎城曾多次向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建议。蒋介石却顽固拒绝，并对张学良、杨虎城严加训斥。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蒋介石调遣嫡系部队三十个师，集结待命于平汉线汉口至郑州段、陇海线郑州至灵宝段，准备开入陕甘，一面“围剿”红军，一面防范东北军、十七路军。十二月四日，蒋介石由洛阳至西安， 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加紧执行“进剿”陕北红军的命令，否则，就要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别调往福建和安徽。十二月七日，张学良在临潼华清池会见蒋介石，声泪俱下地再一次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蒋介石又严厉拒绝， 随后更加紧镇压西安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在这种形势下，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毅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于十二月十二日晨，扣留了蒋介石，随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救国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爆发，立即引起国内外和国民党内部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响。广大的革命群众同声称快，纷纷要求严惩蒋介石，以谢国人。在国民党内部，亲日派调兵遣将，积极策动“讨伐”张学良和杨虎城，轰炸西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亲英美派则主张设法营救蒋介石，反对立即“讨

伐”。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反映了英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本指望乘机挑起中国大规模的内战，以便实现灭亡中国的野心。英美从本身的利益出发，则主张缓和空气，以便打击日本的侵略势力。因此， 局势极为复杂，斗争异常激烈。

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了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权衡利弊，经过反复研究和慎重考虑，于十九日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这个指示明确地指出事变发展的两种前途：或者爆发新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 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及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或者结束“剿共”内战，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得到早日实现，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迅速地建立起来，这是全国人民和抗日救国的各党各派各军各界所拥护的。为此，中共中央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应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的电邀，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时剑英等组成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代表团，于十七日抵达西安。周恩来先后同张学良、杨虎城分别会商。张学良、杨虎城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和平解决事变的正确方针和条件以及军事部署。二十三日，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张学良代表东北军，杨虎城代表十七路军，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举行谈判。二十四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晓以民族大义，敦促其改变“攘外必先安内” 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因此，二十五日蒋介石被释放了。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比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