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所谓“二月逆流”

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主要是在二月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上，代表广大党员和人民的意志， 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当时被诬称为“二月逆流”。

这场斗争，是在党和国家正在遭受严重灾难的情况下发生的。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社论根据毛泽东谈话内容，提出一九六七年“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四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身分回到上海，紧急策划夺权。四日和五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先后宣告夺权。六日，以上海市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的名义，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人日，毛泽东肯定了《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说：《文汇报》五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十一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发出贺电。贺电说：“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此后，全国掀起了夺权高潮，许多地方并发展为武斗，造成了许多地方党政领导机构陷于瘫痪半瘫痪，社会秩序和工农业生产进一步遭到破坏的严重局面。

一九六七年一月在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同林彪提出的要在军队搞大民主，妄图搞乱军队的阴谋进行了斗争。

二月十四日和十六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政治局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这两次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根据经过核对的回忆材料，在二月十四日下午的碰头会上，叶剑英站起来责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清华大学学生，“造反派”头头——编者）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叶剑英还质问他们： 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他嘲弄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 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二月十六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这次会上，斗争更加激烈，即所谓“大闹怀仁堂”。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立即向江青汇报，并于当晚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由江青安排，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按照这个书面汇报材料的记载，会议情况摘录如下： “当谭震林同志提出要张春桥同志保陈丕显，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

量一下，谭震林同志打断了话，大发雷霆，说：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

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

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谢富治同志插话说：

江青同志和小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 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站起来，拿文件，穿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说：） ‘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 ‘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同志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余秋里同志拍桌子发言： ‘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 “李先念同志说：

‘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 “谭震林同志说：

‘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同志又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同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那里有一点

反毛主席。’

（“当谢富治同志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时：”） ‘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李先念同志说： ‘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

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

二月十六日碰头会后，第二天，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斥骂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说他们“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表示： “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拚下去。”林彪将这封信送毛泽东阅，并写了一封信，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二月十八日夜，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一些老同志，指责他们是搞复辟，搞翻案。从二月二十五日起至三月十八日，在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会”，批判这些同志。同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借机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 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便在实际上停止了活动。

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一次批判“二月逆流”。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遭到批判。这次全会的公报说：“全会严肃地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九六

七年的‘二月逆流’”。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由林彪作的政治报告中仍然说：“这股逆流，矛头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它的总纲领就是一条：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替已经被打倒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替已经被广大群众批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对于革命群众运动进行镇压和报复。”

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讲了为“二月逆流”平反的话，指出：这件事搞清楚了，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党中央作出决定，宣布为“二月逆流”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