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7〕群众路线

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认为人类社会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归根结底，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们，把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原理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阐明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乃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事业，从而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无论是从事夺取政权的革命活动，还是在取得政权后进行建设，都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把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领导群众去夺取胜利。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和残暴，而革命力量却比较弱小。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更需要扎根于群众之中，紧紧地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在漫长的岁月里，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我们党不仅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而且在党的实际工作中形成了一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就是群众路线。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个富有特色的创造，也是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我们党依靠这条群众路线，使自己的力量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战胜国内外统治者的重重压迫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当然，群众路线同毛洋东思想的其他观点一样，是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丰富起来和成熟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后曾明确地提出，党的任务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进行革命活动要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开展群众运动。一九二二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指出：“党的一切运动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一九二五年十月中央扩大执委会的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一九二八年六月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十大政纲中指出，党的中心工作就是“夺取广大工农兵群众”。但是，从目前查找的情况看，当时的中央文件或中央负责人的讲话，都还没有使用“群众路线”这个词。李立三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根据六大的路线同江浙地区负责人谈话时虽曾提到“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竭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但用语不太明确。一九二九年九月，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九月来信），专节论述了红军与群众的关系，并就筹款工作，指出“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而要“经过群众路线”；还说没收地主豪绅财产，也“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这一工作方式的运用。这才使“群众路线”的概念有了比较明确的含义。同年十二月，毛泽东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在纠正单纯军事观点的方法一节中也指出：“党对军事工作部分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见 1948 年东北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 548 页）一九三○年三月，在《中央给广东省委红七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强调一切工作中应尽量采取发动群众的工作方式，同时指出，“只凭上面的命令”的“非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必然会造成苏维埃政权的危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反“围剿”的艰苦环境中，我们党愈加深刻地认识到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瞿秋白、张闻天等，对此都有重要论述。论及的方面，也从军民关系推广到各项工作，认识到从红色区域的建设到白区秘密工作，从工会工作到农村工作，从经济工作到肃反工作等等方面，都必须贯彻群众路线。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间，毛泽东在他所写的一些关于经济工作的文章和所做的农村调查报告中，反复阐述了在革命工作中关心群众利益、改善群众生活的重要意义；反复论证了只有通过切实地为群众谋利益，并且对群众不断进行宣传教育，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使他们团结在革命政党的周围，建成一道任何反动势力打不破的铜墙铁壁。在这些论述中，他事实上已经把群众路线看作是我们党在革命活动中应当经常和普遍实行的方式与方法。一九三三年，他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批评了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提倡“群众化的方式”。同年，他在《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中，强调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每个时候，每件工作，都不要忘记群众大多数，提倡面向群众深入群众，严厉反对只凭少数人干的关门主义、命令主义，认为“只有耐心的艰苦的去做发动群众争取群众的工作，才能取得大多数群众的拥护”，“这样的群众工作是执行阶级路线的唯一保障”。这些论述表明，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革命实践，对于各种工作中的一般方法问题有了一个初步总结，认识到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基本工作方法，错误的是命令主义、官僚主义，正确的就是群众路线。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内的胜利，我们得以对于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从理论上做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总结。正是通过这个总结，我们党关于群众路线的经验，得到了认真提炼，形成了完备的科学形态和精深的理论内容，从而使之成为我们党的珍贵的精神财富。

作为群众路线具备成熟的理论形态的标志的，是一九四二年毛泽东为党中央所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在这个决定中，毛泽东科学地阐述了群众路线包含的内容和实施的步骤，分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样一种正确的领导方法的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他并且指明，这个过程的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正确的认识，只能是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革命斗争中的一切正确的决策和办法，归根结底，只能来源于千百万从事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实践的人民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正是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以保证革命工作能够“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犯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错误。但是，“从群众中来”，不是简单的直观的反映，而是要能动地进行科学的抽象，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各种科学知识，将分散的、无系统的群众意见，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也就是说，把群众意见化为领导的正确意见，是一个辩证的认识过程。经过“集中起来” 之后的领导意见，可以更深刻地反映客观实际，因而也就能够更有效地对实际运动发挥指导作用。但是，认识过程并没有完成，领导的意见还需要回到实践中去，通过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和行动，通过群众的实践检验领导意见是否正确，并且使其得到修改、充实、提高。这样，一个认识过程才算完成，一个新的认识过程重新开始。由此可见，实行群众路线的过程，既是领导思想逐步提高和丰富的过程，也是实际革命运动逐步提高和发展的过程，是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统一的过程。

毛泽东把群众路线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做出理论概括，或者说，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化为领导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举。它表明我们党之所以要坚持群众路线，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群众路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正确的认识路线。因此，完全可以说，实行群众路线，乃是革命过程中主观与客观相一致、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重要保证。

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进一步丰富了群众路线的思想。诸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为群众谋利益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的观点，群众的意见和经验是党制定政策的基础的观点，发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的观点，既反对命令主义又反对尾巴主义的观点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提出并做了精辟论述的。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把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明确载入了党纲和党章。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党的群众路线问题，作了系统阐述。他着重论述了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指出：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因此，“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他还详细阐述了群众观点所包含的四项内容，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他指出，只有具备这样的群众观点，才能在工作中执行正确的群众路线。刘少奇的这些论述，说明了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个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中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意义，说明了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党的七大以后，群众路线更加为全党所熟悉，在各项革命工作中得到了更加普遍和更加自觉的运用。

建国以后，我们党十分重视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对群众路线的认识也在继续深化。毛泽东认为，党领导的广大群众蕴藏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极大的积极性，领导机关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组织群众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我们在工作中采取了群众路线，可能也会发生毛病，但毛病会比较少一些，错误比较容易纠正些。他指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了发扬党的群众路线传统的重要意义。他提醒全党注意：“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全国范围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认真宣传和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反对党组织和国家机关中正在滋长的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一九五七年春天，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群众路线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他说：“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

我们党从理论上认识到执政党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并不等于全党干部在自己的工作中提高了坚持群众路线的自觉性。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 运动，严重地破坏了长期形成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使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了重大损失。在纠正当时“左”的倾向的过程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了坚持群众路线的问题。他在一九五九年三月的一封党内通信中指出：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的意

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对立面才能树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信中还批评一些单位的领导干部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在庐山会议前期分析“大跃进”的教训时，毛泽东把群众路线和综合平衡问题一起，列为最重要的问题。但是，随后开展“反右倾”运动，毛泽东的这些正确认识没有坚持下来。到了一九六一年党中央重新提倡调查研究的时候，毛泽东重新提出了贯彻群众路线的问题。这一年四月，他在给邓小平的信中，把“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列为“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之一，并且提出要“向群众寻求真理”，端正党的作风。

一九六二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联系一九五八年以后党的工作的经验教训，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述了群众路线问题。他说：“什么是群众路线呢？概括他说，群众路线的基本点就是：第一，信任人民群众，相信他们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相信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第二，党必须根据群众的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党的方针、政策、措施，都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还指出：一九五八年以来，党的群众路线的作风受到了歪曲，不少同志不懂得或不完全懂得什么是群众路线，把一些体现群众路线的方式和方法变成了反群众路线的东西，违背了群众路线的精神实质。他批评了那种把群众运动当作群众路线的唯一方式，好象不搞群众运动就不是群众路线的错误看法，指出：群众运动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决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违反群众路线的所谓‘群众运动’，不仅不能真正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而且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党的威信”。建国以来，我们党的某些政治运动和经济工作所以发生偏差，原因之一就是这些运动形式上是群众运动，实际上却程度不同地违背了群众的利益和意愿。至于“文化大革命”给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失，更是根本背离群众路线的所谓“群众运动”所导致的一个恶果。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的艰巨努力，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逐步得到恢复和发扬，党和群众的关系有了明显的好转，许多工作有了起色。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证明，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是坚持党的领导，把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地推向前进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