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实事求是

我们党提出和解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问题，是经历过一个历史过程，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的。

在党的幼年时期，思想路线问题还没有自觉地提出来。当然，从党的成立起，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进程实际上已经开始。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卓越的领导人，已经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提出了许多光辉思想，写出了许多重要著作。但是，不论是别人还是毛泽东，当时都还没有、也不可能自觉地提出思想路线问题，更没有自觉地向全党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任务。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自觉地提出思想路线问题，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是在毛泽东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写的决议（古田会议决议）这个重要的历史性文件和他的《反对本本主义》这篇重要文章中。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中，从来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主义。早在一九二○年三月，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就曾经发挥了这样的思想：作为中国人，关于“中国”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在他找到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更是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来从事这种实地的调查和研究。他最早的光辉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如果没有对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的亲身的细致入微的调查，是不可能写得这样实在、深刻和准确的。一九二六年他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编印了一部《农民问题丛刊》，计划出五十余种，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组织农讲所第六届学生所作的各省农村状况调查，他在《丛刊》的序言中说：这些调查“所述只属大略”，“我们应该拿了这一点大略在不久的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一九二七年初中国革命发展到一个重大关头。面对着决定中国命运的农民运动的迅猛兴起，革命和反革命，革命队伍中的正确主张和错误主张，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和争论。毛泽东到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村作调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在这个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它以调查所得的事实，雄辩地驳斥了种种反革命谰言和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思想，是一篇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国民党叛变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在实践中开辟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建立工农武装和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开辟，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了真正创造性的巨大成果。上井冈山不久，毛泽东就作了永新、宁冈两县的调查。他不仅自己抓紧作战和行军的空隙作社会调查，而且提倡和组织红四军的干部作社会调查，以此作为确定土地革命政策和策略的基础。由于在毛泽东的倡导下，红四军逐渐养成了做社会调查的传统，所以一九二九年九月陈毅向中央作关于红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时，特地将“调查工作”列为四军群众工作的第一项工作。周恩来根据陈毅报告主持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的信（九月来信）也特别提到：“关于调查工作应切实去做”，“这个工作做得好，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生活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之决定有重大意义”。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把对调查工作的意义的认识和阐述，提到了新的思想高度和政治高度，即肃

清唯心观念（后来一般称之为“主观主义”）以实现对革命的正确指导这样的高度。决议中说：对于政治形势的唯心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唯心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纠正的方法：（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代替唯心方法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这两条，前一条说的是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后一条说的是调查和研究中国实际情况。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提出了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是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的基础的思想，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绪合的思想（虽然还没有用这样的语言）。古田会议决议的这些论述，反映了党、红军及其许多领导人的集体智慧和共同经验，而又由毛泽东把它们集中起来和提高起来。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思想路线问题，是在一九三○年五

月毛泽东写的《调查工作》这篇文章中。这篇文章在一九六四年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时，由作者自己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改题时毛泽东回忆说，他“先写了一篇短文，题名《反对本本主义》，是在江西寻乌写的。后来觉得此文太短，不足以说服同志，又改写了这篇长文，内容基本一样，不过有所发挥罢了。”这是一篇论战的作品，笔锋犀利、泼辣，思想内容十分深刻。它一开头就鲜明地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后来在我们党内成为马克思主义起码常识但在当时却使人耳目一新的口号。通篇文章就是从各方面阐明提出这个口号的理由。这个口号反对了当时党内和红军内的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自己从事和倡导调查工作的实践体会的生动概括，代表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把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运用于党的实际工作的思想路线，也就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文中还阐明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一伟大真理。完全有理由这样说：这篇文章初步地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雏形。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的名义向红军各政治部和地方各级政府发出一个通知。通知的末尾，有一个重要提法：

“我们的口号是：

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

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这是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口号的补充和发展，使这个口号更加完备了。从《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和总政治部这个通知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把这个口号作为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的基本口号，在党内反复加以宣传和阐发的。

可惜的是，这个口号和它所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当时没有为党的中央所接受，不单没有被接受，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上，这个口号连同毛泽东在红军和在苏区土地革命中制定和执行的正确政策，都遭到了错误的批评。所谓“否认理论否认政治的狭隘的经验论的落后思想”的指责，就是这次会议的决议中提出来的。这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的教条主义统治中央并在中央苏区贯彻执行的结果。

毛泽东后来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曾经谈到过历史上的这场争论。他说：“‘没有滴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斯大林的话说得对： ‘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当然又是他的话对：‘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除了盲目的、无前途的、无远见的实际家，是不能叫做‘狭隘经验论’的。”

国民党的“围剿”和党的领导的教条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到又一次严重挫折。遵义会议带来了新的转机。在解决了党中央的领导问题、军事路线问题、政治路线问题这些迫切问题以后，为了认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为了彻底地清算王明教条主义的错误，肃清它的思想影响，为了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需要进一步把问题提到思想路线的高度来解决。《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已经开始朝这个方向提出问题。前一篇结合对过去政治策略上的错误的清理，特别批评了“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把“本本”当“圣经”的思想，这是同本本主义作斗争的继续。后一篇把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提到哲学认识论的高度，可以看作是《实践论》的先导。《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正是这些先导的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是把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问题提到认识论上、提到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上来系统地加以解决的必然要求。

从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可以看出，《实践论》、《矛盾论》绝不是两篇孤立的、纯粹学术的著作，而是为全党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准备理论武器的重要著作。这两篇著作，就它们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从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上作的深刻的哲学总结而言，就它们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种在中国革命（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上造成过巨大危害的错误倾向所作的透彻的哲学批判而言，就它们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根本原理的阐述的完整性、明晰性和创造性而言，就它们的那种为哲学著作所难以达到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形式而言，就它们在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中所起的作用而言，就它们后来随着中国革命的影响而在世界思想文化和世界人民革命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而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中无疑应该属于最重要著作的行列。

《实践论》、《矛盾论》为全党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全党思想路线问题的解决还经历了一个长过程。毛泽东在“两论”之后，又写了一系列科学著作，如：《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政策》等等。它们是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光辉范例。从这些著作看出，毛泽东在解决各种军事和政治问题的时候，总是注意把问题提到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来解决，总是同时向全党提出解决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学习方法的任务。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篇报告中，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而成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先声。在《〈共产党人〉发刊词》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以最完备的形态和最充分的论述，提

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并且以这个思想为线索概述了党的整个历史。延安整风，正是在系统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全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毛泽东关于整顿党风、学风、文风的三个报告，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关于调查研究、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整风文献》，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七大文献，都是或者从一个方面说也是党解决思想路线问题的重要文献。

延安整风和七大的胜利，全党思想路线问题的解决（这个解决是从党中央的指导思想上来说的，也是从全党各级重要领导骨干的思想上来说的，从全党形成系统的、居于主导地位的作风上来说的），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思想条件。建国以后，在全国人民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使得在延安成为全党思想财富的东西，进一步在全国人民中间推广开来。全党继续遵循在延安确立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同新的实践相结合，取得了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性胜利。

但是，思想路线问题的解决不是一劳永逸的。搞得不好，是会反复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失误，就表现了这种反复。它的思想上的根源，就是违背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违背了正确的思想路线。

以后，逐步纠正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的错误，我们党的工作又重新转到基本上正确的轨道上来。这个阶段我们党的工作的转变，关键还在于首先抓住了思想路线的转变。

一九六一年毛泽东重提调查研究，在党内印发《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党中央和毛泽东就认真进行调查工作给全党多次写重要信件，毛泽东亲自主持农村调查，这样才使我们党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一九五八年以来农村中的许多严重错误，制定了农村工作六十条。在农村工作条例的影响下，在工业、科学、文艺、教育各方面也都制定了工作条例。这些标志着我们党在这个时期工作的健康转变的条例的产生，它的前提，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党重新提出了思想路线问题，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一九五八年以后违反传统的思想路线的错误，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但是不久，正确的思想路线又受到更大的干扰和破坏，发生了十年内乱。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通过对“两个凡是”的批评，我们党又一次致力于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党今天靠什么作武器来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呢？还是靠毛泽东思想，靠从古田会议决议和《反对本本主义》，到“两论”，到延安整风，也包括在一九六一年重新提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这一条引导我们走向胜利或者帮助我们纠正错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其他一些讲话，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也反复地强调了这一点。邓小平说得好：“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 我们正是靠恢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首先是靠恢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过去教导我们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来纠正错误，总结经验，开创我们党在新时期的新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