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

庐山会议，即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在江西省庐山连续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后期，指的是从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错误地发动对彭德怀等同志的批判，到全会结束这一段时间。

庐山会议前期，是继续贯彻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精神，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提出十九个问题，讲了自己的基本看法，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指出了在执行政策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准备经过讨论，形成《纪要》，发给全党。当时在指导思想上对错误的严重程度，对实际工作中虽然得到局部纠正但仍然存在的一些“左”的倾向，特别是对产生这些错误的根本原因和经验教训，认识还是很不够的。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九日和七月二日的谈话中说：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到好的，没想到困难。现在形势又好转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认识了。七月十日，毛泽东在组长会议上讲话，批评党外右派否定一切，批评党内有些干部说去年大跃进“得不偿失”。他说：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算总账不能说得不偿失。他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问题，经过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已经逐步解决了。他还一再提出坚持农村公共食堂和社员分配中的部分供给制。在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上，虽然降过几次，但他的设想仍然过高。这些主张和看法，当时在一部分高级干部中也是存在的。

庐山会议前期，在会议讨论中，真正客观地、冷静地研究经验的空气不是很浓厚。有一些同志护短，不愿多谈缺点和教训，不能虚心倾听对“大跃进”的比较切实的批评意见。彭德怀看到这种情况，又听说会议初步安排到七月十五日为止，耽心匆忙结束，于是在七月十四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的意见。

彭德怀的信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肯定一九五八年的成绩。他列举了工农业生产增长的统计数字，认为农村公社化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经过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在写到全民炼钢铁时，他说：“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大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二十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信的第二部分是强调“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他说，“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他认为，“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象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同时，“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1、浮夸风气较普通地增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

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他认为，“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要彻底克服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在信的结尾，彭德怀写道：“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彭德怀这封信，体现了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责任感，反映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要求。他的信是写给毛泽东“作参考”，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当然，彭德怀在小组发言中，也有某些用语不当、情绪偏激的地方。

七月十六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并且在政治局常委几个同志中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接着，会议便转入对这封信的讨论。在小组会发言中，意见分歧比较大，有许多人赞成，但也有不少人提出质疑或者表示反对。七月十九日，黄克诚、周小舟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认为信的总的精神是好的，表示同意，至于某些提法、词旬，可以斟酌。七月二十一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长篇发言，系统阐述了他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缺点、经验和教训的看法，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意见，不同意有些人对这封信的非难。他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及其所产生的后果是严重的。第一是“指标太高，求成太急，比例失调，造成很大损失。”第二是“共产风”、“一平二调”，造成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第三是“强迫命令，浮夸虚报”，造成的损失相当大，使我们党在人民中间的威信受到影响。对于缺点产生的原因，他强调应多“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他反对那种不讲条件、不合乎实际的“主观主义、片面性”，主张“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在党内民主作风方面，他认为，“民主风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为此，领导上要“造成一种风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提意见”。他说：“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

在小组会上发言反对彭德怀意见的同志，认为他的信夸大了缺点，否定了成绩，不符合实际，有埋怨泄气情绪。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他指出，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他说，我劝党内这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在紧急关头不要动摇。他说：有些同志在历史上大风大

浪中就是不坚定的，站不稳，扭秧歌。现在又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悲观性。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他们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不过还有三十公里，相当危险。他对彭德怀信中所讲的“比例失调”、“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有失有得”等，逐一作了批判。由于对一九五八年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缺乏认识，由于毛泽东在全党享有崇高的威望，由于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加上极少数人的推波助澜，毛泽东讲话以后，会议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在对于这封信的评价上，形成一边倒的意见，集中批判彭德怀等的所谓右倾。

八月二日，召开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一百四十七人，列席十五人。全会开幕时，毛泽东讲了话。他说：初上庐山，七月上半月有点神仙会议的味道，闲谈一顿，没有什么着重，没有紧张局势。后头才了解，有些人觉得没有自由，就是认为松松垮垮不过痛，不得要领。他们要求一种紧张局势，要攻击总路线，想破坏总路线。他指出，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已经有显著的迹象了。我们反了九个月“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毛泽东的讲话和他接着印发的一系列批语，为全会错误地开展所谓“路线斗争”，揭露和批判所谓“反党集团的分裂活动”，定了方向。

八月三日到十日，全会连续举行小组会议，批判彭德怀等。会议除了围绕彭德怀七月十四日的信和他们在政治局扩大会上的发言进行批判外，还要他们交代在庐山会议上彼此之间的交往和谈话，并且罗列他们几十年在党内历次斗争中的缺点错误，逐条进行批判，同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难免有缺点错误一样，彭德怀在历史上有过某些过失，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这些问题都早已得到正确解决。在庐山会议上又算这些历史旧账，而且离开当前争论的问题的是非，实行所谓“老账新账一起算”。这样，既不能弄清是非，又必然伤害同志。

八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全会上再次讲话。他把彭德怀等坚持实事求是、如实反映客观情况的意见，说成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他还说：彭德怀等对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他们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党内的同盟者”，“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事实证明，彭德怀等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或党的领导骨干。毛泽东对他们的这个论断，显然是不对的。它对以后把老干部等同于“民主派”，把“民主派”等同于“走资派”，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

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以《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为题，针对彭德怀等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的批评，指责他们不能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其实，彭德怀等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在党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指出群众运动中的某些偏差，批评指导运动的某些错误思想。并不是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也不会伤害群众的积极性，相反，这正是一个忠诚的革命者在党领导的群众运动中应该具有的正确态度。历史已经表明，群众运动并不是“天然合理”。把群众运动绝对化，拒绝对群众运动作具体分析，离开实践的标准判断是非，这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不许批评群众运动中的偏差，给批评者扣上机会主义的帽子，这对革命事业的发展是有害的。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又在一个批示中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这样，就把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引伸到党内。这是他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的一次大的升级。

八月十六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决议提出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以观后效。同时，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说“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 从而，把所谓“反右倾”斗争推向全党。

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后，各省、市、自治区按照中央的部署，开展“反右倾”斗争，批判所谓右倾情绪和右倾思想。九月，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把《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

《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传达到全体党员，并进而传达到党外。在“反右倾”斗争中，有一大批党员、干部，特别是老党员、老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一些同志被错误地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庐山会议后期批判彭德怀等和进而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是建国以后我们党内政治生活中一次重大的失误。在政治上，它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错误地打击了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支持了浮夸、说假话的不良倾向，助长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和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在经济上，它打断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所发生的严重困难，党和人民所遭受的巨大牺牲和损失，部分地是由于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破坏，主要地是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造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