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指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长征途中于贵州遵义举行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出席遵义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十人，列席会议的有中央机关和红军总部以及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开始由博古作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把这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配合不够等等。他对于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根本没有认识，并为其错误辩护。周恩来在副报告中，批评了他们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 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张闻天受会议委托，根据多数同志主要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取得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及退出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违背了这一系列基本原则。《决议》强调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在敌大我小， 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第五次‘围剿’ 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决议》还指出：“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这表现在战略转移上错过了时机，继续与敌人拚消耗， 完全忽视了保存有生力量。特别是在突围行动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这次转移在干部和指战员中没有作必要的政治宣传工作，“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密而不宣”。《决议》最后指出：“党勇敢的揭发了这种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的领导革命战斗到彻底的胜利。党在揭发了这种错误之后，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政治局扩大会更号召全党同志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

会议在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之后，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被推选为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在行军途中，根据会议精神，常委分工上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不久，又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这次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

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会议坚决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重要标志。它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是由于这一转变，党中央和红军才能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克服张国煮的分裂主义，胜利到达陕北， 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推动了中国革命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