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教育作为国家的投资。

因此，我们可得出以下的结论：把公私资金用于教育之是否明智，不能单以它的直接结果来衡量。教育仅仅当作是一种投资，使大多数人有比他们自己通常能利用的大得多的机会，也将是有利的。因为，依靠这个手段，许多原来会默默无闻而死的人就能获得发挥他们的潜在能力所需要的开端。而且，一个伟大的工业天才的经济价值，足以抵偿整个城市的教育费用；因为， 像白塞麦的主要发明那样的一种新思想之能增加英国的生产力，等于十万人的劳动那样多。医学上的发明——像吉纳或巴士特的发明那样——能增进我们的健康和工作能力，以及像数学上或生物学上的科学研究工作，即使也许

① 但是，这种提高照数字所表明的，一部分是由于人口出生登记的改进。（见法尔所著的《生死统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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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下表说明自十八世纪之初以来英国和威尔士的人口增长。1801 年之前的数字，是从出生和死亡登记溥以及入头税和炉税的报告中针算出来的：1801 年以后的数 字，是从人口调查报告中计算出来的。从表中可以看出，1760 年以后的二十年中人口数的增加，与 1760 年以前六十年中所增加的几乎一样多。拿破仑战争与高昂的谷物价格的压力，表现在 1790 与 1801 年之间人口的缓慢增长；一视同仁的救贫补助的结果。

尽管那压力更大，表现在其后十年之中人口的迅速增加。而自 1811 至 1821 年的十年间，当那压力已经消除时，人口增长就更大了。第三栏表明每十年之初的人口，比前十年人口增加的百分比。由于在近年中向国外移民有很大的增长，修正表中最后三十年的数字，以表明“自然增加”，即人口出生超过死亡之数， 是重要的，1871 至 1881 的十年中，和 1881 至 1891 的十年中，从联合王国向国外移民的净人数，各为一百四十八万人和一百七十四万七千人。

要经过许多代以后才能显出增大物资福利的功效，它们对生产所给予的帮助，虽没有前者那样直接，但重要性是一样的。在许多年中为大多数人举办高等教育所花的一切费用，如果能培养出像牛顿或达尔文、莎士比亚或只多芬那样的人，就足只得到补偿了。

经济学家对于实际问题中具有直接关心的，无过于关于在国家与父母之间应当怎样分配儿童教育费用的原理的问题了。但是，不论父母负担多少费用，我们现在必须考虑决定父母负担这种费用一部分的力量和意志的各种条件。

大多数父母极愿以他们自己的父母对待他们的，去对待自己的孩子；如果他们发现邻人中可巧有标准较高的，则他们对待孩子也许甚至更好一点。但是，要父母对待孩子比这再进一步，则除了无私的道德品质和热烈的情感

——这两点也许不是罕见的——之外，还需要某种精神上的习惯——这一点还不是很普通的。它要有清楚地预料未来和把遥远的事件看作像与眼前的事件差不多有同样重要性（就是以低的利率对未来加以折扣）的习惯：这种习惯是文明的主要产物，也是文明的主要原因，除了在较为文明的国家的中等和上层阶极中之外，它是很少得到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