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对于货币效用的变化必须加以考虑。

使一个人购买一物，对穷人比对富人要有较大的效用。我们已经知道， 一年有一百镑收入的职员比一年有三百镑收入的职员，即使在雨下得更大的时候仍是走去办公。①但是，虽然在穷人心目中，两便士所衡量的效用或利益， 比在富人心目中，同样以两便士所衡量的效用或利益为大；不过，如果富人一年中乘车一百次，而穷人一年中乘车二十次，则刚好使富人乘第一百次车的效用，对富人衡量起来是两便士，而刚好使穷人乘第二十次车的效用，对穷人衡量起来也是两便士。对他们之中每一个人，边际效用衡量起来都是两便士；但这边际效用对穷人却比对富人为大。

换句话说，一个人越是富有，货币的边际效用对他就越小；他的资产每有增加，他对任何一定的利益所愿付的价格就随之增加。同样地，他的资产

一样，杰文斯喜欢强调说明他自己的情况，以致使他所得出的结论，不但不正确，而且因为对前代经济学家的缺点含有言过其实之处，甚至产生流弊。班斐尔德说：“消费理论的第一命题，就是在欲望等级上每一较低欲望的满足创造一种较高性质的欲望。”如果这是确实的话，则他以这一点作为根据的上边学说也是确实的了。但是，如杰文斯所指出的（见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第 2 版，第 59 页），它是不确实的：他以这样的说明来代替它：一种较低的欲望的满足容许，一种较高的欲望表现出来。这是一个真实的而实在是同祥的命题：但它却不足以证明消费理论应居于首要地位。

① 见麦卡洛克：《政治经济学原理》，第 2 章。

每有减少，货币对他的边际效用就随之增大，他对任何利益所愿付的价格也就随之减少。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