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论政治欺骗

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永恒惩罚学说的例子。——驳斥这种说法的荒诞———根据历史———根据思想的本质。———第二个例子：——宗教对于立法制度的认可。——

—这种想法：1.严格说来是不切实际的。2.是有害的。———第三个例子：政治秩序的原则。———恶行没有超过———美德的根本有利条件。———政治欺骗的动机。———随之产生的影响。———这种制度的赞助者的处境。———他们的荒谬推理。

一切用来证明民主政体不健全的理由都产生于一个根源：认为必须用欺

骗和偏见来制止人类感情的激动。不先假定这个原则，其论点一刻也站不住。对此，直截了当的反驳是，“国王和贵族本质上的确比他们微贱的同胞更明智和更善良吗？除去根据个人功过而外，难道还有什么区别贵贱的坚实基础吗？除去属于个人固有的品质可以形成差别以外，真正严格地说来，难道人不是平等的吗？对于这一切问题，只能有一个回答：“这的确是根据理性和绝对真理的说法，但是为了人类的幸福，人为的区别还是必要的。没有欺骗和偏见，就不能制止人类感情的激动。”我们不妨检查一下这种理论的得失； 最好是用实例来说明：

一些神学家和一些政治家曾经主张：“教导说由于在这个世界犯的过错和不端，人们将在另一个世界遭受永恒的折磨的学说，它本身固然既无道理而又荒谬，但是为了使人类怀有敬畏之心还是必要的。”他们说：“我们难道看不见，尽管有这种可怕的警告，世界上还是充满了罪恶？如果人类不规矩的激情从现在的羁绊中解放出来并且对摆在他们眼前的因果报应丝毫不存畏惧，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这种论点看来是建立在特别轻视历史和经验以及理性的指示的支配的基础上的。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并没有这种地狱之火的可怕工具，也没有“永远冒着烟的”酷刑。他们的宗教是面对政治多于面对人生的。他们把神看作是国家的保护者，而这就使他们充满不可战胜的勇气。在国家遭受灾难的时期， 他们找到一种现成的慰借方法：用祭祀赎罪来平息神怒。人们认为这些神主要注意的是宗教礼节，而很少注意信徒们在道德方面的善恶，这种善恶由于必然要给人增加或减少幸福而被认为是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保证。即使他们的宗教理论中也包括有来生的学说，他们也很少注意把现在的个人道德的好坏和他们在来世的相对处境联系起来。在荷马的作品里，极乐净土是一块永远使人感到厌倦和沉闷的地方；乐上和地狱都处在一条路线上，其不同最多也不过是悲愁和苦难的分别罢了。在所有波斯人、埃及人、居尔特人、腓尼基人、犹太人的理论中以及在一切不以任何形式起源于基督教的理论中，都通通没有作为道德约束力的基础的未来果报的说法。如果根据上述论点来衡量这些民族，我们就会觉得他每个人都会互相残杀并且惯于百般地行凶作恶。但是事实上，他们跟那些在想象上曾经受过未来果报的人为的威吓的人完全同样地遵守政府法令和社会秩序！而且有些人还是更加宽厚、更加坚定和更加热爱公共福利。

认为这些空洞的教义有很大的影响，认为会使人比未受影响时更加善良，这同对于人类思想本质进行公正观察的结果最不相符合。人类被安置在宇宙万物之中，而万物是彼此紧密地联系着的；表现出一种和谐一致，这样就使整体和个人之间亲密无间，情同一家。我此生会受到的尊敬和能享受到的幸福都是我所能完全理解的事情。我懂得安乐、自由和知识对我自己和对

我的同类的价值。我看得到这些事物和求得这些事物的一定行为是在宇宙的有形体系当中互相联系着的，而不是由于任何超自然的和神异力量的干预。但是能够向我提到的有关未来世界的一切，也就是一个幽灵或者神祗的世界那里所有的事情都是属于精神方面的，最初的根源都是可以直接感知的；或者是一个果报的场所，在那里人注定要永堕沉沦，成为良心责备和魔鬼讽刺的对象——这些说法和我所熟悉的一切都毫不相干，我的思想虽然竭尽努力仍将无法相信或者加以理解。那些常常想到的这样学说的人，决不是那些目无法纪、凶恶和不服管教的人，而是那些清醒而有良心的人。这种说法用无缘无故的忧虑折磨他们，或者使他们消极地屈从暴政和不公平，以求得未来能得到自己忍耐的补报。我们这一反对意见同样适用于一切欺骗作法。寓言可以作为想象的消遣，但是并不能代替理性和判断作为人类行为的原则。让我们来谈谈第二个例子。

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中断言：“任何立法者如不求助于宗教欺骗， 都建立不起伟大的政治制度。要使还没有感觉到政治贤明的人民能够承认这种政治是贤明的，那就是要把教化的因果倒置。立法者失去对人起重大作用的两个因素的助力，即理性和暴力的助力，就不得不求助于另外一种权威， 这种权威能够不经强迫而吸引人，能够不必解释而说服人。”①

这些都是急于建立那些想象的制度的一种丰富的想象力的美梦。从这样一种非常错误的原则出发的设想，对于细心而善于怀疑的人看来，是不会产生什么实际好处的。恐吓或者引诱人们，使他们接受一种他们看不出来其合理之处的制度，肯定不是一种使人们清醒贤明、有理性和幸福的方式。

事实上，任何伟大的政治制度也不曾通过卢梭所说的那种方式而被采用过。正如卢梭所说的，莱喀古士所创制的体制曾经获得德尔法②神谕的认可。难道说他说服斯巴达人完全违反他们过去的习惯和先入之见来停止使用货币、同意平均分配土地并采用其他各式各样的法令规章，是借助于阿波罗的裁决吗？完全不是这样，而是在长期的辩论和不断的抵抗中，通过他那不屈的勇气和决心，吁请斯巴达人理智的公断，最后才达到了目的的。莱喀古士考虑到他应该不遗余力地设法证实他给与他的同胞的好处，因此他认为在一

① 参见卢梭：《社会契约论》第二卷第七章。在本书论述过程中曾多次引用卢梭的言论；作为一个伦理学和政治学作家，这里似乎可以对他的一般优缺点略置一词。由于他开始写作时那种大胆的主张，即认为野蛮状态乃是人类的纯真而应有的状态，他一直为人们所嘲弄。其实只是由于犯了一个非常轻微的错误，他才没有看到本书所要证明的相对立的见解。他只是把他所歌颂的对象错误地当作有政府和法律以前的时 期，而不是在政府和法律被废止后可能随着出现的时期。在他描述最初使他成为伦理学和政治学家的对于真理的热衷体会时（见他致马尔舍布斯的第二封信），很明显他并没有提到他的根本错误，而只是谈到了导致他犯错误的那些公正的原则。教导人们知道统治者的缺点是不断造成人类罪恶的唯一源泉，他是第一个这样的人。爱尔维修和一些别的人则是由他那里接受这一原则的。他所看到的还更进一步，他认为统治无论如何改善，也不会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利益，而这是爱尔维修等人所没有看到的。这一原则后来（也许

并非由于受到卢梭著作的启示）在托马斯·潘恩著的《常识》的第 1 页里，得到了极其清晰而有力的说明， 但是并没有加以发展。 卢梭尽管具有伟大的天才，却是充满了弱点和成见。他所著的《爱弥儿》从整体上说，或者应该被看作是世界上迄今有过的哲学真理的总汇之一，虽然里面还杂有不少荒唐和错误的地方。在他专门研究政治的著作《社会契约论》和《波兰问题研究》中，似乎江淹才尽了。在他作为一个研究家的优点上，我们不应忘记补充说：雄辩这个词或者对于描述他比任何其他作家写文章的方式都更加确切。

② 德尔法是希腊的旧部，以阿波罗神殿著名。——译者

切都完成了以后，应当获得神谕的认可。要想说服一个人的社会采用一种制度，而不去向他们证明采用这种制度是明智的，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很难想象会有这样一群容易受骗的可怜人，他们只因为听说一部法律是神仙所赐， 就对于它是否有益、是否贤明或者是否公正丝毫不加考虑就接受下来。唯一合理的和最为有效的改变民族固有习俗的方法，是使他们产生认为这些习俗是错误的和有缺陷的想法。

但是，假如不利用一种制度的真正公正作为主要理由，我们就实际无法说服人们加以采用的话，那么最关心人们福利和进步的人还会选择什么理由呢？他在开始的时候，是教导他们善于推理呢，还是教导他们不善于推理呢？ 是用偏见使他们丧失勇气呢，还是用真理使他们的思想重新振奋呢？如果我们要有效地欺骗人，我们必须使用多少诈术，而这对那些为这些诈术所欺的人们又是多么有害呢？我们不仅必须首先使他们懒于运用理智，而且还要设法阻止他们在任何未来的场合下运用理智。如果目前用偏见把人们保持在正确的道路上，那么如果这种偏见，因为将来被人看破或被偶然发觉而消灭了的时候，这些人又会怎样呢？有所发现不一定是有步骤的提高的结果，而在每一种其他事物都没有变化的时候，靠着某种官能的单独运用或者某些明确而不可反驳的论点，也是可以产生的。如果我们开始时欺骗，随后又要维持我们的骗局，那就需要有刑法和报刊检查官以及专门雇佣来撒谎和欺骗的官员。这是传播智慧和美德的多么美好的方式啊！

另外还有一个同卢梭所提出的相似的实例，是政治著作家所十分强调的。他们说：“服从必须经过引诱，否则必须经过厌迫。我们或者必须恰当地利用人类的偏见和无知，或者就得安于利用他们的恐惧来控制他们，完全靠严峻的刑罚来维持社会秩序。为了免除这种痛苦的必然，我们就得使权威带上一种神奇的说服力。公民们不应该以斤斤计较责任的冷淡服从来为祖国服务，而要把忠于祖国当作光荣。为此，不许以轻薄的口吻来谈论长官和上级，不论他们个人的品格如何，必须认为他们由于他们的职位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必须得到荣耀，受到尊敬。我们必须利用人类的缺点。我们应该通过他们的感官来影响他们的判断，而不要把作结论留给靠不住的不成熟的推理。”①

这还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提出来的同一个论点。这一论点认为对事物的正确观察不足以使我们了解自己的义务，并因此提出一个左右逢源的办法，可以同样随心所欲地用来为正义或非正义效劳，但是，肯定看来它是更适合于为后者效劳的。最需要迷信和神秘并且最经常从这种欺骗中获得利益的是非正义。这一论点所根据的假定是青年人有时归罪于他们的父母和教师的。这种假定是这样的：“人类必须保持无知；如果他们知道了恶行，他们就会对于过分爱好；如果他们看出错误的迷人，他们就永远不会再回复真理的朴实。”说来奇怪，这个无耻又不通的论点，竟成了一个非常受欢迎而为大家公认的假定的根据。它使政治家们相信：一国的人民一朝陷于他们所谓的衰老状态之后，就永远不能再赋予以纯洁和朝气了①。

想支配人类的人，可以按照两种方式来影响他们的头脑。第一种是用一种强烈的有支配力量的图画来把握人们的想象，对人们的判断力进行突然袭

① 这是在伯克先生的《法国革命感言》以及许多其他古今著作中关于统治这个问题的最为常见的论点。

① 参见第一篇第七章。

击；第二种是提出明确而不可辩驳的理由，这些理由越经过深思，越分析得细致，也就会越显得有说服力。

人类心理学的最平凡、最普遍、本身最明显的原理之一就是：第一种方式只适合于暂时的目的，而只有后一种才符合于持久的目的。那么，怎么会在目的显然不是暂时性的政治和统治的事情上，人们却一直是这样普遍而热衷地采取那种荒谬的行动方式呢？

这可以根据两种理由来加以解释：第一是立法者和政治家们的缺乏自信，第二是他们的虚荣心和自夸狂。经常要对行为受我们指导的人们讲明道理，乃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而答复反对意见并摆脱尴尬处境也决不是容易的事。这需要耐心，这要求渊博的学识和严肃的深思。为了这个原因，所以父母和教师们，在我们已经谈到的例子中，就为他们的懒惰找到了一个防空洞， 他们宁可用谎言来欺骗青年人使他们服从，也不愿根据他们能够理解的程度，向他们说明事物的真相。政治家内心里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所以用走江湖的大话来代替原则。

但是，走江湖的大话不仅有解决懒惰和无知的优点，它还可以满足使用这种手段的人们的虚荣心。凡是愿意同别人讲道理并诚恳地说明自己所建议的行动的动机的人，就把自己降低到跟别人同等的地位。但是企图欺骗我们并且用一种象煞有介事的外表来使我们符合他的目的的人，则有着一种他是我们的主人的感觉。虽然他的工作并不如一个老老实实打交道的人的工作那样困难和可敬，但他却认为这更使他得意洋洋。他处处欣赏自己的机巧；他由于欺骗的成功而自以为得志并且沾沾自喜地说人类怎样完全成了受他欺骗的傻子。

实行政治欺骗所带来的危害并不是轻微的。

这和人类的健全的智力是完全不相容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是一种天性进步的生物，而且能够无限制地提高。但是他必须沿着理性和真理的朴素道路前进。只要他不离开正路，他的前途就是昌盛有为的；但是，如果他走上歧途，他不久就会走投无路。一个惯于使用欺骗手段的人，会对事物的真相变得一无所知。一个经常受骗的人，就会判断不出什么是公正的和正确的。人类的智力是不能平白地受到玩弄的，如果我们在一件事情上，容许有偏见、欺诈和盲从，人们思想的研究精神就会在一切事情上或多或少遭到削弱。这是一件人所共知的事实，所以凡是建议用欺骗方法来统治人类的人，也就都众口一辞地主张人类在本质上是停滞不前的。

政治骗局的另一个不利之点就是这个肥皂泡随时都有破裂的危险，受骗者随时都会醒悟。如我们已经说过的，玩弄我们的激情和幻想，只能圆满地达到暂时的目的。欺骗中永远有矛盾。从某一角度上看，它似乎有理，但是它经不起从各个角度来进行研究和鉴别。它在某种心情激动的情形下能对我们起作用，但是在理智清醒的时候，它是没有力量的。政治和统治是长远的事业，因此必须建立在经得起考验的基础上。

政治欺骗理论体系把人分成两类，其中一类人替全体去思维和推理，而另一类人则听信上级作出的结论。这种区别并不是建立在事物的本性之上的；在人与人之间并不存在这种理论想当然存在的固有区别。它是既没有根据而又有害的。它所造成的这两类人必须高于人类和不如人类。当我们把一种不自然的独占权委托给第一类人，期待他们认真地为整体谋幸福，那就对他们要求大高了。要求后一类人从不去运用他们的智力或者深究事物的本质

而永远满足于欺骗性的表面，这又是一种不公正的要求。剥夺他们获得更多的智慧的机会是不公正的；从较多数人从事研究以及由于较多的人参加而可能带来的无私的和公正的精神中一定能获得这种智慧。

根据这里进行研究的欺骗理论所应该有的心理状态是多么难于想象地不调和。那些掌握机器实行欺骗的人是否参予骗局的秘密呢？这乃是一个根本问题。涉及到一种新的迷信组织的创立者或赞助者时，时常都要提出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自然会设想：为了把一个机构指导得完善，指导的人就必须深悉这个机构的本质。我们应该设想：如果不是这样，这里所谈的统治者就并不总是知道这种欺骗有多大好处和有什么好处；而且在“盲人骑瞎马” 的情况下，公共福利的情形也不会比那些最主张欺骗的人们所想到的在真理统治之下的情形好多少。可是，另一方面，任何人在一个问题上不能先使自己相信就不可能有力量使别人相信。此外，这个秘密必须在最初或最后向许多人吐露，因而它就经常处在被一般公众揭穿的危险之中。由于这些理由， 发明这种随意领导人类的艺术和推动政治权术的车轮的人，把他的秘密带到坟墓里去其实是再好也没有的事了。

但是，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中会有什么样的品格呢？那些领导人，如果熟知这种政治机器的，就一定会永远忧心忡忡地害怕人类会出乎意外地重新运用他们的智能。他们必然会练习说谎和不断地研究说谎。我们可以假定：他们采取这种欺骗手段，最初是出于极其善良的动机。但是，经常行使蒙骗、伪善和权诈的手段，难道就不会损害他们的品格吗？他们能够不受恶习的影响，保存作为美德的第一个要素的心地纯洁吗？

在这种理论体系下，群众处于两种可怕的灾难之中，一方面是疑心，另一方面是迷惑。即使是儿童，如果父母向他们解释说：对年青人有一种道德准则，而对成年人又另有一种，并且设法骗取他们的服从，我们一般也会看到，儿童会对这种诈术发生怀疑。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任何国家被统治的群众，竟会不如儿童们眼睛明亮。这样就使他们永远动摇于反抗的不满和迷惑的轻信之间。他们有时认为他们的统治者是上天的使者和宠儿，是一种超自然的人类；有时又怀疑他们是联合起来掠夺他们和压迫他们的篡夺者。他们不敢随便解决这个矛盾，由于他们畏惧压迫和绞刑架。

难道这是人类的纯真状态吗？难道这种情况十分可取，因而我们渴望把它永久传给后代吗？如果研究一下这是否可以改善，就算是叛国吗？难道我们确实认为，对于这种情况的一切变革都应该严加反对吗？难道不应该容忍那种试验以求逐渐地几乎不知不觉地废止这种有害的制度吗？

研究这种想成为政治骗局的赞助者的人必须发表什么宏论或写出什么著作，这可能是有教益的。他不能不暗自希望永远不要有这样的机会。他所要做的是延长“有益的成见”的统治。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给自己提出两个相反的目的，即继续欺骗和证明欺骗是必要的。他的著作是写给什么人看的呢？主要是写给被统治者看的；要继续这种理论体系，统治者们是并不需要劝说的。但是当他告诉我们必须把错误当作错误，把成见当作成见来珍爱的时候，他就同时自己揭开了幕布并且破坏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当我们的上级和有识之士的任务仅只是欺骗我们的时候，这个任务是简单而又明确的。但是一旦他们开始著书立说来使我们相信应该心甘情愿地接受欺骗，那就很可以怀疑，他们的体系是在走下坡路了。如果最为伟大的天才和最诚恳而又最善意的赞助者在从事于如此没有希望的工作时，竟不能写出一篇清楚

而很有说服力的文章来，那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维护这样一种理论体系的论点，如果经过仔细检查，必然是能想象得到的最站不住脚的论点。这种论点企图证明我们必须不受理性的支配。证明！ 怎样证明呢？当然必须根据推理。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矛盾的呢？如果我不应该相信从关于事物的真正价值的推理中得出来的结论，那么为什么要相信你那些把受欺骗说成有利的理由呢？你自己把你自己的论点从根本上推翻了。如果我必须在一个问题上拒绝理性的支配，那就不可能有任何原因使我在另外一个问题上又接受这种支配。如我们一再指出的，道德上的理由和诱导，就只在于对后果的估计。什么东西能代替这种估计呢？不是一个与此相反的估计；因为根据道德的本性，讲求道德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考虑到一切后果。并不是任何其他的东西，因为考虑后果是同道德和实践中的智慧唯一直接有关系的事情。一旦我放弃了自己的亲眼见及和亲身理解到的知识，一切劝告、说服或者信念必然都归于无效。如果我有任何理由能够在一件事情上不承认推理和推理的可靠性，那么在一切其他事情上，我就都可以根据这个理由同样予以不承认。在任何情形下，一个人如果有意地放弃使用自己的认识能力，他就注定将永远听命于偶然和任性，并且甚至会一贯不根据示范的结果，而只是根据最荒唐的精神错乱和疯狂的梦想来决定自己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