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体

赞成各种政体的论点——同赞成各种教义的论据相比较。——存在一种最好的政体的证明——根据真理的统一性——根据人性。——根据人的弱点和偏见提出的反对意见。

——建立一种不完美的法典的危险。——各种政体造成的民族习俗。——逐渐改善的必要。——主要是要简单。——宜示真理是主要的手段——宣示真理要由个人，而不是由政权——整体的而不是局部的宣示真理。——我们所希望的进步。

许多政治理论家一向热烈坚持的一个主张是：根据不同民族的性质、风

尚和成见应该建立不同的政权。这些理论家说：“英国的体制适合于这个岛民的深思、粗犷和倔强的性格；荷兰的形式上的缓慢和复杂适合于冷漠的荷兰人；而‘大君主’①的豪华则适合于法国人的活泼。在古代人中还有什么能比纯粹民主更适合于雅典人那种敏锐的智力和旺盛的干劲呢？另一方面，坚强而朴质的斯巴达人则在莱喀古士的严峻的纪律下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立法者的伟大艺术在于非常熟悉他所关心的民族的真正性格，并且发现到底是哪种具体的政权组织最能使那个民族昌盛和幸福。”因此一个根据这些前提来推理的英国人可能说：“我没有必要一定要说英国体制是人类所能想到的最幸福最美好的形式；我也不想去研究法国多少世纪以来使它威名显赫的那种政权的抽象优点。我热诚地对待希腊和罗马那些值得尊敬的共和国。但是，我反对移动这些古代的路标，用我们粗疏的设计来扰乱各个时代的智慧。要把各民族的不同的伟大之处简化成为生硬和不切实际的形而上学式的确切标准，我对于这种吉诃德式的计划是感到骇异的。”①

本书前面各个部分中已经预先提到过这个问题；但是这种论点非常流行，并且在一个浅见者看来似乎很有道理，所以应当对它作个别的研究。

这种观念同某些在宗教上持自由主义态度的人过去所坚持的一种观念有些相似。他们说：“力图使所有的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一律，这对上帝是大不敬的。人心不同如其面。上帝既然把它们造成这个样子；我们可以设想上帝非常喜欢人们用不同的语言、使用不同的称调和以各执己见的教派所容许的不同的热诚态度向他祈祷。”这些理论家就是这样把神圣的真理和堕落的谎言混为一谈，并且认为那个完全是真理化身的上帝喜欢他所创造出来的生物的错误、荒诞和罪恶（因为一切谬误都以这一种或那一种方式产生罪恶）。同时，他们又从事于削弱思想的能动性，而思想的能动性正是人类进步的唯一源泉。如果真理和谬误真地可以同日而语，那么我不屈不挠地为我自己发现真理或者把真理传达给别人，岂不是不值一干了吗？

真理在实际上是单一的和统一的。根据事物的本性，一定存在一种最好的政权形式。一切有见识的，从野蛮无知的沉睡中充分觉醒了的人，都必然

① 指路易十四。——译者

① 这些论点同伯克先生的论点具有某些相似之处，它们并不一定完全相似，我们也没有必要利用伯克对于英国体制的热烈赞扬而趁机对他攻击一番。更不必说，我们对于这个问题作一般的探讨，比对于这个前代有名又有道德的英雄人物进行个人攻击感到更加随便一些。

会起来赞成这种政权形式。如果平等享受大自然的利益这种事本身是好事，那么它对于你和我以及全体人类就一定都是有好处的。把人类维持在愚昧状态中，专制主义可能是有用的，但是它永远不能使人类明智、善良或者幸福。如果专制主义的一般趋势是有害的，那么，它的每一部分就都必然是有害的成分。真理不能是变化不定，以至跨过一个海湾、一条小溪或者一条理想的界限就改变了性质而成为谬误。相反，它在一切时间和一切地点都是同一的。

在一切地方，立法的对象都是同一的，那就是人。人类的相似之处比相异之处要多得多。我们有同样的感觉、同样的推理、判断和推论的能力。使我快乐的原因同样也会使你快乐。我们对于一个问题的见解最初也许不同，但是这种分歧只存在于偏见之中，绝不是不可克服的。常常一件事情最能增进一个人的福利，但也许由于这个人的判断错误而对它最不满意。一个明智的管事人，一定会经常关心他所管理的那些人的真正利益，而不去考虑他所引起的暂时的反对，这种反对不会比产生反对的片面的和错误的理解存在得更久。

哪一个国家会有一个审慎的教育部长，除了使自己的学生公正、明智和有节制以外，还为自己主管的事务提出其他的目的呢？哪里宜这样气候，使得当地居民不去作人而去作酒徒、骗子、赌徒或恶棍呢？在世界上哪里有一个角落，热爱正义和真理的人会发觉自己手足无措和无所贡献呢？如果都没有，那么在一切地方，自由必然要比奴役好，而正直和公正的政权必然要比任何胡为的政权好。

人们也许反对这种意见说：“不是一切地方的人都能够享受自由的。宝剑赠与烈士，红粉赠与佳人。在人类事务中，一切都必须是激进的，要想把人们一下子提高到完美状态，这同我们从经验中得到的关于人性的一切观念都是相反的。雅典的立法者梭伦在为他的法典的不完美作辩解时说：他没有企图颁布那些本身是完美的法律，而只是颁布那些他的国人们所能接受的法律，他所根据的大致就是这种精神。”

棱伦的尝试看来是具有危险性的。象他那种法典有可能具有固定的性质，而看来其中也并没有包含一项改进的原则。他没有想到上面所说的那种逐渐的进步，也没有考虑到从自己那个时代的雅典人中可能产生未来时代的雅典人，他们是可能实现他所能想到的通情达理、坚忍精神和美德的。梭他的制度毋宁是想把他们永久保持在某种程度的完美而不再有所进步。

这一意见对于本章开始时所提到的一个民族的习俗和它的政权形式显然相吻合的说法，提供了一个真正的研究线索。这种说法给那些主张各种不同政权形式都适合于当地情况的人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据。那些理论家不先确定在这两个事物孰为因果，是政权产生于民族习俗，还是民族习俗产生于政权，就使用这种论据，事实上是有些不合逻辑的。总的看来，后一种情况更接近事实。政权的存在也许是由于偶然，也许是由于暴力。世界上最经常发生的革命，都是对民族气质和愿望考虑得最不够的时代①。即使考虑到了，革命建立的政权的真正作用还是要把某些倾向和意见固定下来，否则就会很快地为其他倾向所代替。从一切假定出发，民族特性和国家政权之间存在的相适应的地方，在合理考虑时都将被发现是从后者产生的。

必须承认，在前面引起的反对意见中，那个逐渐改善的原则还是正确的；

① 参见《休谟论文集》第二卷第十二篇。

我们既然接受这个原则，就必须不要让自己的做法同这个原则直接相对立，而应当选择最妥善和最有力的手段来促进这种改善。

人是处在不断进步的状态中的。他不是变好就是变坏，不是改变习性，就是加以肯定。拟议中的政权不是煽风点火以增加我们的欲念和偏见就是逐步遏止乃至消灭这些欲念和偏见。实际上，我们很难设想一个政权会有后一种趋向。政治制度由于其本身的性质都趋向于中断人们的灵活性，并终结思想的进步。一切使缺点具体化的政策都一定是有害的，今天的一个巨大的改善，如果保持不变，在某一未来时期，就会成为国家机体的缺陷和弊病。我们热切地盼望每个人都能明智自处而无需任何强制手段的干涉；因为统治即使处在最良好的状态中也是一种有害的东西，所以，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在人类社会的一般安宁所能允许的情况下，统治越少越好。

促使思想进步的最重要的手段是宣示真理。不是由政权来宣示；因为要非常正确地，尤其是在有争论的问题上，发现什么是真理，是无限困难的事，在这方面，政权和个人是同样容易犯错误的。其实政权更容易犯错误，因为政权的掌管者受到一种非常明显的诱惑，希望依靠无知和盲目信任把现存状态永久维持下去。宣示真理的唯一有实效的方法就是讨论，这样，一个人的错误就可以为别人的尖锐的和严肃的探讨所发现。我们向政权中的官吏所要求的，是至少在公职身份上保持中立。在应该属于推理和证明的领域中，权威的干涉总是有害的。如果权威站在正确的方面，它只能使真理丧失信誉，并且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不相干的考虑上去。如果它是站在错误的方面，虽然它也许不能压制研究精神，却会趋向于把冷静的追求知识变成为激情和骚乱。

“那么，以什么方式来传达真理的原则才能更好地引导到实践呢？把真理的验证全部向人类摆明还是隐瞒起一半呢？还是从部分的揭示开始，然后逐步地达到人们最初所完全无法理解的结论呢？”

这个问题将在下面一章中更加详尽地讨论。现在我们不妨暂时只考虑一下，从这两个相反的办法中可以各自期待得到多大的效果。

一个土耳其或摩洛哥的居民的见解也许是认为把权力交给一个个人的绝对意志或者由他任意处理是利多于害的。如果我想要改变他的见解，我是不是应当用生动的语言向他建议把这种任意处理的办法稍加改变呢？我应该从原则上向这种见解进攻。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就会抵消掉自己的理由的力量。同他的见解针锋相对的原则将会失掉它不可抵抗的力量的一多半。他的反对意见将会显得特别有力。我由于所主张的原则只是一半符合真理而一半是谬误的，他在争论中每一步都会占有进攻的优势，而如果他又是个相当敏锐的人，我就永远也转变不了他这种进攻的优势。

我所需要对这个摩洛哥居民解释的法律平等和正义平等的原则，对于他来说，就同我可能在我们本国宣扬的任何最大胆的政治原则一样新奇。如果这两种情况之间存在有任何明显的差异，我们都可以认为是由于观察者的想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显示出来的规律是适合于普遍应用的。

至于对于政治制度提出来的改革、改革的程度和改革的进程，都必须根据存在于任何国家内的知识程度和社会对于所要进行的改革的心理准备状态来决定。政治革新可以被严格地看成是智力发展的一个阶段。著述和研究本身不能充分达到普遍；群众所能了解到的只能是真实情况的一个大略轮廓；而那些构成著述主要价值的抽象的和大胆的理论，必然仍旧只是少数人所能

了解到的。正是在这里社会制度应该对于比较深奥难懂的理论系统的传播提供帮助。任何重要的真理一旦在积极上进和有智慧的人们思想上占据一定地位时，它就可以安稳而不费力地规定到一般制度中去；因为穷苦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从来不是极力支持维持压迫的复杂制度的人，还因为实际运用朴素的真理正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一个有价值的原则这样实现了，就会为实现更多的原则铺平道路。它将在人们探讨真理的领域的伟大事业中作为中继站，使得人们可以得到新的兴致和鼓舞来从事进一步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