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革命

第一节公民义务

关于支持我们国家体制的义务——不是根据其本身的理由就是根据个人的或地区性的考虑。——关于第一点的探讨。——关于第二点的探讨。

没有一个问题能比实现革命的最好方式这个问题更为重要。但是，在我

们讨论这个问题之前，也许应该先消除某些人头脑中存在的一个困难：那就是，一般说来，我们应当在多大程度上支持革命；换句话说，一个人对于自己国家的体制抱敌对态度有没有道理。

有人会说：“我们在这种体制的保护之下生活，而保护既然是一种好处，就要求我们以拥护它来作为相应的回报。”

对于这种说法我们可以回答说：第一，这种保护是非常可疑的，在我们能够证明它保护我们不受其影响的罪恶中的大部分并不是那个体制的产物以前，我们永远不能充分了解这种保护中包括有多少好处。

第二，正象我们已经证明的那样①，感恩乃是一种罪恶而不是一种美德。我们对待每一个人和每一群人的态度，都应当以他们的真正的品质和能力为基础，而不应当根据只是因为同我们自己有关系才存在的准则。

此外，第三，没有任何动机比在这里提出来的感恩更为可疑的了。对于一个体制，一个抽象的概念，一个想象中的存在去感恩，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如果我努力为我的同胞谋求实质上的福利，那比要我支持一个我认为是充满有害后果的制度更能证明我对于自己同胞的热爱。

号召我支持一个体制的人，必须以下列两个原则之一作为他要求的根据。要求我的支持，或者是因为它是好的，或者是因为它是英国的。

对于在第一种意义上的要求，我们没有反对的意见。所需要的就是证明这个体制确有所说的好处。但是也许有人会说：“尽管这个体制并不绝对好，然而企图加以推翻比维持具有善恶参半的性质的体制会产生更大的祸害。” 如果这一点能得到证明，我当然应该顺从。但是除了通过研究我是无法判断这种祸害的。有人看来由革命带来的害处较大，有人看来较小。有人想象英国的体制充满了的弊端是相当大的，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几乎是白壁无暇。我在这两种相反的意见之间决定取舍并把现存的害处和可能有的害处加以权衡以前，我必须亲自调查一番。但是调查本身就意味着结果是不能肯定的。如果在我坐下来研究以前就决定我应该何所取舍，严格说来，我根本就不是在进行调查研究。为革命而革命的人应该被看作是疯子。因为对于革命的利益和必要有真正信念而希望革命的人，则有权要求我们承认他的公正并加以尊敬。

至于要求我支持英国体制，因为它是英国的，这种论点是没有什么说服

① 参见第二篇第二章。

力的。这和因为我是英国人就要求我做基督教徒，或者因为我是土耳其人就要求我作一个伊斯兰教徒，其性质是相同的。这不但不是一种尊敬的表示，反而证明是对于一切政权、宗教和道德，以及一切人类所认为神圣的东西的蔑视。如果有真理这种东西，它就一定比错误好。如果有理性这种官能，它就应该被运用。可是这种要求则把真理变成一个绝对无所谓的东西，并且禁止我们运用自己的理性。如果人们进行推理和思考，那么，不论是英国人还是土耳其人都将发现自己的政权是可憎的，自己的宗教是虚伪的。如果他必须永远掩盖起理性引导他得出来的结论，那么他为什么还要运用自己的理性呢？如果人类过去总满足于自己偶然出生于其中的社会的状态，又怎么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呢？一句话，或者理性是我们人类应该诅咒的东西而人性应该被厌恶，或者我们就应当运用我们的认识能力，根据自己的认识行事并永远循着真理所指引的道路前进。真理不可能把我们引向祸害，因为功利对于有知觉的动物来讲，乃是道德和政治真理的唯一基础。

第二节实现革命的方式

恰当的手段是说服——不是暴力——也不是怨恨。——发展迟缓是理想的。

我们回头研究一下实现革命的方式。如果说没有一个问题能比它更重要，那么可庆幸的是：也许没有一个问题能够象它那样得到比较圆满的一般答案。一个仁爱为怀的人希望看到的或者愿意予以合作的各个国家的革命，主要在于改变这些国家中人民的想法和性情。改变人们见解的真正手段是辩论和说服。一个有力的论点的最好保证是自由的不受限制的讨论。在讨论的战场上，真理其实一定是胜利者。所以，我们如果要改善人类的社会制度，就必须写作，就必须辩论，就必须交谈，在这件事上是永无止境的；这种努力也是不应该停止的。应该使用一切方法——倒不是为了正面引起人类的注意，或者是为了说服他们采纳我们的见解——而是为了消除一切思想上的束缚并且把知识的殿堂和研究的领域向全世界开放。

由双方使用都有同样成功希望的手段，对于一个有辨识力的人看来，总是可疑的手段。这一理由应当使我们以厌恶的心情来看待一切暴力手段。当我们进入比武场的时候，我们自然就离开了真理的有利地位，并且使决定成为没有把握和变化莫测的了。理性的阵容是坚不可摧的，它以稳健而坚定的步伐前进，什么东西都不能抗拒它。但是当我们放下论据而拿起刀剑时，情况就变了。在野蛮的战争场面和内部争吵的暄噪当中，谁能知道结果会是顺利的还是悲惨的呢？

因此，我们必须仔细地分清什么是教育人民和什么是煽动人民。我们应该反对愤懑、怨恨和狂怒；我们应该要求的只是清醒的思维、清楚的辨识和大胆的讨论。为什么美国和法国的革命是所有各阶层和各种各样的人所一致同意的，几乎没有（如果我们考虑到涉及的人数的众多）一个反对的声音；而对我们查理一世的反抗则把全民族分成两半呢？因为后者是十七世纪的事情，而前两件事情发生在十八世纪末，因为在美国和法国的情形下，哲学已经使某些政治真理的伟大原则获得了发展，而西德尼和洛克以及孟德斯鸠和卢梭已经使大多数有思想和有力量的人认识到被篡夺了的权力的弊害。如果这些革命发生得再晚一些，一定不会有一个公民在另一个公民的手里流一滴鲜血，并且事态发展中也许连一件暴行和没收财产的事例都不会发生。

所以希望自己的同类更生的人应该永远记住两个原则：一方面把每时每刻的进步看作是发明和传播真理所必要的，另一方面在呼吁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以前愿意年复一年地等待。尽管他如是慎重，冲动的群众仍有可能跑在理性的平静而稳定的发展的前边去；而他也不能对于每一次在聪明人认为应该发生革命时期以前几年就到来的革命都提出严厉的批判。不过，如果他坚定地采取审慎的态度，无疑他是会消除许多无效的尝试，并且大大延长普遍安宁的时期的。

第三节论各种理想的改革

改革应该是片面的还是全面的？——不能以片面真理教导人。——关于片面改革的考虑。——反对意见。——反驳。——片面改革是不可少的。——合乎正义的革命的性质

——多么遥远？

拥护社会改革的人，还有一个必定不时想到的问题。“我们应该希望看到这种改革逐步实现还是一下子实现呢？”这两种说法都没有提出恰当的办法。

最有害千真理事业的想法是把非完全的和局部的真理来提请人类的注意。真理从正确的角度看，会产生巨大的效果，但是如果只看到一个局部和不完全的真理，就会使反对真理的人获得无数有利条件。许多反对意见看来将言之成理，只有全面看问题才能加以澄清。凡是限制真理的东西都是错误的；因此这种局限的观点里一定会掺杂有相当的错误。许多想法作为一个巨大整体的组成部分，可能是极好的，但是当这些想法被粗暴地隔断联系时就不但不是极好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成为肯定有害的。在这种前哨战和散兵战中，胜利看来将永远是难以预料的，人们或者可能会认为真理本身并没有多大价值，或者可能会认为人类的智力如此狭小，发现真理乃是一种没有希望的努力。

人们可能断言：“人事中一个最为影响深远的看法是：坏的事情将每况愈下，直到最后祸害达到顶点，不能再存在下去。如果人们没有机会把可能得到的好处和现实中的坏处暗中作一番比较，赞成社会改革的论点就会相对地失去很多力量。一切局部的改革都是治标的，不消灭疾病，而只是在有病的部分移植一块好皮。靠着小恩小惠，——也许只是表面上的局部改革使我们看不到本来应该要求的更高的利益。去掉错误的一部分罪恶，局部改革使这种错误获得新的生命力和更长的寿命。”

但是我们必须谨慎从事，不要把这个论点引伸得太远，认为真理绝对需要某种陪衬，或者认为真理不能靠着自己的光辉使人完全信服，这种想法乃是同进步的真理拥护者不相称的。真正的解决方法，大概在于对改革的来源做一番准确的分析。不论是全部的还是局部的改革，只要是根据全面观点向整个社会提出来的，就应该可以对之相当放心。但是，如果是兴趣在于使弊害永久化的人，所提出来的改革的目的又是想去掉错误的最讨人厌的特点，以便使错误继续下去，那么这种改革就不值得我们支持。社会改革的真正原则在于纠正舆论。不论什么改革，在不注意时偷偷加给社会，或者不是从一般人的思想力量中自然产生的，都是不值得称赞的。在这方面，对于整个民族和个人都是一样的。一个人，不是出于理性和信念、而是由于他的胃口不再嗜好某种纵欲，从而放弃了一种恶习，这个人就称不上有道德。我们应当

追求的目的不是使舆论陷于冷淡和漫不经心，而是给以一种新的生命力。当局部改革出于正当的根源——即社会在获得真理上所取得的进步——

这种改革通常是可以得到我们赞扬的。人是习惯性的动物。逐步提高是人类天性中的一个最明显的规律。所以，当某种巨大好处为社会所充分了解，并能诱使人们愿意获得这种好处的时候，以后它就会反过来在启发智力和产生德行上起作用。我们站在某一个重要真理的文场上，从那里再走向未知的领域，这乃是很自然的事。

的确，在某种意义上，逐步改革是改革和不改革之间的唯一被选择的出路。在无边无际的真理的海洋上，人类中有识之士有如一叶孤舟，他们的航行虽然每时每刻都有获益，却永远不会有个尽头。所以，如果我们停滞不前，一直等到设计出这样一种完善的改革，可以永远不再需要进一步的改革来使它更为完善，我们就将永远无所作为。凡在一般原则上为社会中相当大一部分人所适当理解、并且没有人或者很少有人反对，就可以看作是相当成熟可以付之于实施的。

为了扼要地重述这一章的主要对象，我想再一次地重复指出暴力可能适用于任何一个政治党派的计划，但却不会适用于单纯拥护正义事业的人的计划，即使承认真正的政治家所要进行的改革都是全面的而不是渐迸的，即使在这种意义上，也否定不了前述立场。所需要的全面改革，不是马上的改革而是将来的改革，实际上，我们很难认为它具有行动的性质。它包含着一种普遍的觉悟。人们感觉到自己的处境，也感觉到过去束缚着自己的枷锁象幻影一样地消失了。当真正转变的时机到来时，就不会需要动一刀、抬一指了。改革的敌人将十分孤单软弱，不敢反对人类的普遍认识。

这些想法初看起来好象暗示革命是十分遥远的事，其实不然。人事的性质总使我们感到：重大的变革似乎突如其来，重大的发现似乎出乎意料，好象都是出乎偶然的。在一个青年人的思想成长中，在一个成年人的思想转变中，我的努力会在很长的时间内看来收效不大，往往最后成果会在最想不到的时候表现出来，真理的王国到来时并不大吹大擂。道德的种子可能看来已经死掉，却会萌芽复生。

我们仍以法国为例，法国的伟大政论家的著作似乎在很长时间没有什么产生实际效果的希望。最新近的政论家之一爱尔维修，在他 1771 年逝世后出版的一部著作中，以悲枪的语调叹息他的国家的无望。他写道：“在一切民族的历史中都有些时刻，人民不知道在善政和恶政之间何去何从，徘徊不定，因而感到一种受教育的愿望。这时我们可以比之加以某种方式准备好了的土壤，真理的露珠可以很容易地渗透进去。在这样一个时刻，出版一本有价值的书可能引起最可喜的改革，但是当这样的时刻一旦成为过去，整个民族就会对于最善良的动机也无动于衷，而且，由于自己政权的性质，会愈来愈深地陷于无知和愚蠢状态之中。那时智力的土壤就变得坚硬得不可渗透，甘霖可以普降，也可以湿润土壤的表面，却没有希望使土壤肥沃起来。这就是法国的现状。法国人民成了欧洲蔑视的对象。什么有益的转变也不会使他们重获自由。”①

但是尽管有这种悲哀的预言，革新的事业还是在不断发展中。美国革命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在美国自由完全实现以后不过六年，就开始了法国的

① 参见《人论》序言。

革命。法国是世界上最有教养和最受重视的国家，在其他国家模仿和发展法国的做法并且跟进以前，一定会需要比六年更长的时间吗？如果真正爱人类的人不停地宣示真理并提高警惕反对一切可能扰乱真理正常发展的因素，他们就有一切理由希望早日看到有利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