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民主政体的一般特点

定义。——这种政体被人想象的弊害——无知的人居于控制地位——狡猾的人居于控制地位——不稳定——冒昧的信任——无端的猜疑。——民主政体优缺点的比较。—— 民主政体的道德趋向。——真理的趋向。——代议制。

根据民主政体这样一种统治的制度，社会上的一切成员都只不过被当作

一个人来看待。就成文的规章来说——如果把这个称作规章可以算得恰当的话，因为它不过是对于一切道德原则中最简单的原则的承认而已——一切的人都被看作是平等的。不论谁有才能和财富都不会不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也就无需成文制度来帮助它起作用。

但是的确也有一些缺点看来可能是民主平等的必然结果。在政治社会里，可以假定愚蠢的人在数量上总会超过聪明的人；于是可以推论说：“全体的福利就将完全受无知和愚蠢的人所支配。”当然，无知的人一般是愿意听从贤明之士的，“但是，正由于他们的无知才使得他们不能辨识他们的向导的优点。那些不安分而狡猾的煽动家，常常会比那些动机虽比较纯洁而才能却不太出众的人具有迷惑他们判断力的更优越的条件。再者，煽动家可以永远有效地利用人性的一个支配一切的缺点，而就是重视在眼前的表面利益，而下重视将来的实际利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利用人类的情感。政治迄今一直都提出了全部人类智慧所不能解答的一个谜。诡辩和花言巧语是可以用来使问题更进一步地含混不清的。我们能够认为：没有知识的群众怎能不受其骗吗？难道不会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野心勃勃的捣乱分子所提出来的计划有一种粗俗的吸引力，却是有远见的政治家的严肃而稳健的计划所不能比美的？

“人类幸福最丰富的源泉之一就在于稳健而始终如一地运用某些固定的原则。而动摇不定则是民主政体的特点。只有曾经对自己的原则深思熟虑过的理论家，才能坚持不变地信奉这些原则。而一般群众由于从来没有把他们的思想系统化，于是就受着一切偶然冲动的支配并且易于随风倒。但是动摇不定乃是直接同政治正义相对立的。

“不仅如此。民主政体是放之于人类感情大海里的、一支没有装载压舱底货的笨重的大船。这种不受限制的自由，几乎在刚刚到手的时候就有失掉的危险。在人类事物的这种安排下，野心家认为没有什么可以限制他的欲望。他只要迷惑和欺骗群众就能够夺得绝对的权力。

“从这种情况中还产生另外一种不良的后果。群众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弱点，于是他们越是热爱自由和平等，就越是经常疑虑不安。任何人只要表现出非凡的美德或者对他的国家作出杰出的贡献，他马上就会被指责意在专权。各种各样的条件都会来支持这种指责，诸如：一般的喜好新奇；妒忌功劳，以及群众不能理解比他们优越的人们的动机和品格等。他们会象雅典人那样，讨厌听见阿里斯蒂德斯①总被称为正直。这样，美德就会常常成为无知和猜忌的牺牲品。这样，人类思想在进步到最高阶段时所能想到的一切， 不论多么开明和优美，都会时常为不受拘束的激情和野蛮愚蠢的粗暴意图所压倒。”

如果任何建立了民主原则的地方都不可避免出现这样一种情景，那么人

① 阿里斯蒂德斯，公元前五世纪雅典的政治家和将军。—译者

类的本性的确是特别不幸的。不可能设计出一种不含有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或者民主政体成分的统治形式。我们对前两种政体已经进行了详尽的考察， 看来，不可能有比它们给人类造成的危害更大和更深的了。从它们所依据的原则得出来的合理的和不可避免的结果乃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最不公正、最堕落和最不道德的景象了。因此，如果根据任何证据足以使民主政体也降低到这些既不公正又无理性的丑恶制度的水平，我们对人类未来幸福的展望，就的确是值得悲叹的了。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假定我们不能不采取具有人们加之于其上的一切缺点的民主政体，又不能找到对待任何这种缺点的对策，它也还是要比清一色的其他形式为可取。我们以雅典为例，即使它有过那一切骚乱和不稳定； 有过庇西斯特拉妥①和伯里克利②的得人心而又温和的篡夺；有过那种可怕的贝壳投票流放制度，他们利用这种制度，习以为常地以毫不掩饰的不公正， 不予定罪，就将一些杰出的公民加以流放；有过米太亚得③的入狱，阿里斯蒂德斯的流放和福季翁④的谋杀——即使有过这一切错误，但无可争辩的是：雅典曾出现了比曾经存在过的一切君主制度和贵族制度国家都更为光辉和更值得钦羡的景象。谁能够，只是由于同时存在有一些不法行为，就否认他们对美德和独立精神的殷勤热爱呢？谁能够，只是由于他们有时不能自制和急躁，就不留余地地谴责他们敏锐的心思、灵活的辨识力和热烈的感情呢？雅典人民有过这样非凡的成就，这样优美的文化，他们快活而有节制，华而不奢，在他们中间涌现了世界上所曾经见过的最伟大的诗人、最崇高的艺术家、最完美的演说家和最公正的思想家；难道我们可以拿这样的人民，拿这个产生爱国主义、独立精神和高尚品德的圣地，同那种无情而自私的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的国家相比吗？看来平静无事并非是幸福。有点动荡不安比那种使人类思想最高的智能转向腐败和阴毒的死水要更好些。

在一般评价民主政体的时候，我们判断错误的原因之一，在于我们以为人类就是象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把他们造成的那个样子，并且根据这一点去判断他们在管理自己的事务上的适应程度。如果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的趋向不是破坏它们臣属的美德和智力，它们就不成其为弊端了。最必要的事情在于消除一切阻止人类思想发挥其真正力量的障碍。轻信、盲目屈从权威、怯懦畏缩、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忽视自己的重要性和可能实现的良好作用—— 这一切乃是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民主政体使人类重新意识到自己的价值， 通过消除权威和压迫来教导他们只听从理性的指示，使他们敢于坦率、质朴地对待一切其他的人，诱导他们不再把别人看成是应当防范的敌人，而要看成是应当加以帮助的弟兄。民主国家的公民看到周围国家流行的压迫和不公正时，他们不能不万分珍视自己享受的利益；从而能够最坚决地去决心保卫这些利益。民主政体完全从消极方面来影响人民的情绪，但其效果却是无法估计的。绝不能根据现在看到的人去推断将来的可能改变成什么样子了。如果运用严格而精确的推理，就不应使我们对雅典的成就之多感到惊异，而首先应使我们对它还有这样多的缺点感到不解。

① 庇西斯特拉妥，公元前六世纪的雅典政治家。——译者

② 伯里克利（公元前 490—429），雅典的民主领袖。——译者

③ 米太亚得，公元前五世纪雅典的著名统帅。——译者

④ 福季翁（公元前 402—318），雅典政治家和统帅。——译者

人类进步的道路是最为简捷的，只要求做到言行都符合真理。如果雅典人在这方面再做得多一些，他们就不可能错误到那么严重。诚实而坦率地对待所有的人，执法公正，这些原则一旦完全实行就会产生最良好的效果。它们启发智力，使人敢于通过判断来下决心，并能剥掉颠倒黑白的华丽外衣。在雅典，人们甘受豪华和好表现的迷惑。如果能在他们的体制中找出产生这种缺点的错误，如果能够设计出一种政治社会的形式使人们习惯于朴质而清醒地进行判断，习惯于勇敢地面对真理，那么民主政体在那个社会里就不会再有动荡不安、变化无常和暴乱这些最常见的特点。没有任何东西比真理万能更加可靠，换句话说，也就是没有任何东西比内心判断和表面行为的一致更加可靠①。在真理和虚妄的斗争中双方的力量是悬殊的，前者并不需要任何政治盟友的支持。真理发现得越多，尤其是有关社会的人的那一部分真理发现得越多，它就会越显得简单明了；而且我们会发现：它这样长期地遭受埋没，除了由于成文制度的有害影响外，是不可能有任何其他原因的。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显而易见的理由，常常被认为是造成古代民主政体不完善的原因，虽然它并不象前面所讲的论点那样重要。古代人不熟习委任制或者代议制议会的想法；而我们有理由认为：在这样的议会里常常可以井然有序地处理事务，如果把这些事务交给公民普遍去亲加讨论，就会造成很大的骚动和混乱。②我们靠这种可喜的办法既能获得贵族政体的许多假想的好处，也能获得民主政体的许多实际的好处。国家事务交给有更高的教养和才智的人去讨论；我们不但可以把他们看作是表达他们选民意见的指定中介人，而且还可以把他们看作是在某些场合下被授权代行其事，正象没有学识的父母把管教子女的权力交给比自己成就更大的教师一样。如果选民明智，在政治问题上不放弃运用自己的智力，对代表行使监察权，并且在代表作出充分的解释后仍不能使他接受代表的意见时，他熟习委托另外一个人来代表他的办法，如果具备这些条件，那么，这种想法在适当范围内可能是值得赞同的。

代议制的真实价值似乎在下面一点上。象雅典和罗马人那样庞大而杂乱的人民大会，也许总是必然会产生一些骚乱并且容易产生本章开始所列举的许多民主政体的弊端。一个由群众委托代表组成的代表大会就会避免许多这类缺点。但是代议制的统治必然是不完善的。如前所述①，从文明社会这个抽象概念上讲，这一点乃是值得惋惜的；多数必须压服少数，而少数在提出反对意见和表示异议之后，实际上竟然屈从于自己表示过异议的意见。可是代表制还加重了这种同政治统治分不开的弊害。这种制度使立法权进一步脱离了注定必须守法的人民。因此，代议制虽然是对某些弊端可采的一种对策， 或者不如说是一种缓冲手段，但却不是美好和完善到使我们可以完全信赖的对策，并把它当作是社会秩序所能达到的进步的顶峰②。

这就是民主统治的一般特点；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能就此放开。我们对于能够使我们确定它的各种优点的一切方面，都应该进行最全面的考查。我们即将进而研究人们提出的更进一步的反对意见。

① 参见本书第一卷第一篇第五章。

② 这种制度的一般根据，见本书第一卷第三篇第四章。限制它的价值的例外情况将见于本篇第二十三章。

① 参见本书第一卷第二篇第二章。

② 参阅本篇第二十三、二十四两章关于本问题的进一步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