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进步的三个主要原因的研究

一、著述

著述的益处。——实例。——著述的根本性质。——其缺点。二、教育

教育的益处。——教育软弱无力的各种原因。

三、政治正义

政治制度的益处。——其影响的普遍性——用社会的错误加以证明。—

—罪恶起源。人类思想向一种完美境界的发展，要靠三个主要原因：著述即通过书面或者口头讨论作为媒介来传播知识；教育，即在早期对于并无先入之见的人灌输正确原则的作法；政治正义，即在社会实践中采用某种道德或真理的原则。我们不妨对这些原因的每一项做一番即时的考察。

一、著述

很少有什么手段能够比著述更有力量，同时从发展上看更加有效。我们现在不必去探讨这种现象的原因，事实上十分明显，人类思想遭到了偏见和错误的严重影响。对于同一个问题，不同国家、不同阶级的人之间流行的各种看法，简直难以胜数；可是在这一切看法中，只能有一种是正确的。而著述看来是根除这些偏见和错误的有效方法。

著述使整个思想界对于宇宙体系的伟大原则有了一致的看法，并且在这个问题上根除了浪漫的梦想和迷信的教条。著述也揭示了人类思想的性质，象牛顿在物质问题上那样，洛克和其他人确立一些关于人的原理，并且一般被承认是不容置疑的。讨论已经以相当的明晰性肯定了自由优于奴役，而那些赞成专制主义的投机思想家如梅因韦林、西布索普和菲尔默之流差不多已经绝迹。地方偏见在贸易问题上曾经造成不可胜数的特权和禁令；而理论则已几乎肯定：完全的自由对于贸易的繁荣是最为有利的。如果在许多情形下，核对证据还不能使人产生普遍一致的信念，可是我们必须考虑到，核对证据在产生无可辩驳的理由上并没有失败；如果谬误没有得到政权的威力的保护和推行，其寿命一定会短得多。

如果真理的确存在，就一定会由于不同思想间的冲突而显露出来。智力的不倦的活动有时会产生偏见和错误；但是这些偏见和错误只会是朝生暮死的，而不时出现的真理，则象茁壮的松柏一样，经得起严寒的考验。思想家以自己的推理同别人相比较，其论点的不足之处就会被发现，其匆忙采取的主张也会被推翻，而在他思想没有受到有害的影响下所做出的判断也一定会被证实。这种讨论所需要的只是不受限制的思考和相当充分的不同的各种理论体系和见解。如果我们只是争论怎样才能把一件本身是错误的事情做得最好，我们自然不会有多大进展；但是，当我们一旦相信，没有什么事物是神

圣到不能用研究这块试金石来进行检验时，科学就会以迅速的步伐前进。那些看到研究领域是茫无边际的人，尤其是那些人，他们想到人类思想上存在着无数错误并且是见异思迁的，往往认为这种研究工作是既无益而又没有止境的。但是如果真理终究是实际存在的，情形就不可能是这样。各种错误在其占上风的整个期间将会彼此冲突；那些在若干年代中未曾被人怀疑过的偏见，终会有一天被人发现；可是，如果我们在任何一种科学中发现了哪怕是一项孤立的真理，那也是推翻不了的。

这些就是我们可以引用来支持著述的论点。但是即使我们承认这些论点的全部力量，同时假定真理象是个无所不能的技师，一定能够支配人类思想，但是我们仍旧不能因此得出充分的结论说：仅仅依靠著述就足以达到人类进步的全部目标。著述，特别是那种可以靠它来推翻偏见和使思想更趋坚定的著述，只是供少数人享受而存在的。群众，至少在人类社会的目前形态下，是不能从中得到启发的。为此一般的政治制度必须变得有利于群众；使一切个人都有闲暇来进行推理和思考：并且不应有任何以谬误为基础的公共机构存在来阻碍他们的进步。这种社会形态如果在真理普遍得到传播之前出现不了，至少也会随着真理普遍得到传播之后立即出现。

但是，我们如果把这种社会形态说成是最终的结果，那我们就显然会造成错误的信念。真理的发现是一个范围非常广泛的活动，我们几乎是无法为它规定出界限的。现在看来标志着人类智力极限的巨大界线，当我们越来越接近时，就会象从湖上升起的薄雾一样越来越后退。一定数量的真理就将足以推翻暴政和被篡夺的权力；而这种推翻，反过来又将有助于我们去发现真理。同时，我们又很难确定，在政治改革以前必须事先发现的真理的确切数量。政治上的正义越在我们研究中占居主要地位，偏私和非正义的时期就越会缩短。如果一个民族中的最重大的一部分（或者由于人数多或者由于影响大）都认识到其现行国家制度是显然荒谬的。整个民族也就会很快地乐意于冷静地通过一致同意的方式撤销这些制度。

二、教育

但是，如果著述离开了稳定的政治制度和纪律看来就不足以改造人类，那么，我们也许会认为一般所谓教育是补救著述之不足的一种最有效手段。教育可能具有这样一个有利的条件，可以利用人类思想的本来面貌——就象一片还没有生长莠草的待耕地；一般的并且合理的见解都认为：在还没有受偏见影响的人身上培植正确而善良的性格，比起根除已经成为我们所固有的一部分的那些错误要容易得多。如果错误和不良的教育，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是我们一切堕落的根源，那么不包含这种错误的教育显然应该是最自然的代替之物，并且一定会使受教育者善良而纯洁。

我现在设想一个学生，他既不受残暴性格的驱使，也没有轻浮任性的习气。他从来没有被允许满足过无厌的要求，因此他也就不大会成为一个浮躁、无恒、异想天开的或者非正义的人。他习惯于持有平等和独立自主的想法，所以也就不会是一个受欲念支配、傲慢而盛气凌人的人。他经常看到的是有节制的行动和合理的念头，他也就不会为成见所蒙蔽，不易对事务做出错误的估计，因而对于财富、豪华和奢侈的享受也就不会有过度的欲望。德行在他看来总是令人神往的，是在各种崇高的事业中取得成就的最可靠的手段，

在失望中总是有效的慰藉，而其他一切的成就比起德行来都是望尘莫及的。我们不能怀疑，这种教育一定会有很大的效果。在实际社会中学生所将

看到的景象，和他的先人的德行观念可能使他期待要看到的，很不相同。我们姑且承认，人的思想是可以锻炼得不受现实榜样的影响和奢侈的诱惑。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对于教育究竟是否充分表示合理的怀疑。我们可能找到多少这样的情况，使得一种如此开明、如此坚定、如此热诚的教育计划能够付之实施，并产生这样非常的效果呢？要把学生提高到不受人类错误影响的教育者，本人又必须是在什么地方受教育的呢？如果社会教导我们无条件地崇敬出身、财富和偶然的显贵，他也难以免掉这种崇敬之心。如果社会上充满了阴谋、故意和私心，他也不会完全忘我。如果谬误对于一般人类已经成为一种制度，为慎重的人所推崇、为官长所授意、为道德家所支持①，并且以无数种方式付诸实践，那么个人就不会永远具有敢于保持真诚的纯朴和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如果偏见代替了知识的地位，神秘和欺诈笼罩了法律、宗教、哲学和政治，那么他也不会懂得真理，所以也就不能传授真理；他既不会有判断的标准，所以也就不能把它提供给别人。再者，如果真能找得到这样一个有力量、有修养、出类拔萃的人，那么他就应该教育整个社会，谁又会同意把他用来培育孩子的思想而亵渎他呢？

教育在一般人所理解的意义上，从某种观点来看，虽然是一种具有无限力量的手段，但是在改造人类这一崇高事业上却是极端无力的。教育任务的完成往往是软弱无力、细微末节的。发明家在自己的机器中和哲学家在研究宇宙体系中所要追求的伟大原则，是一些可以从几个简单的数据中产生无数结果的原则。而我所说的教育却同这个相反。教育使用巨大的联合力量和一系列无穷尽的动因，只为了塑造出一个单一的典型。没有一种工作，除非它本身的性质是不切实际的，可以轻易地被认为比纠正普遍的错误和把青年人的思想武装起来使之不受一般习俗的沾染更加困难的了。提出把这个当作目标的最坚强的人，也不大会承担造就超过一个学生的任务，或者最多是极少数学生的任务。从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补救这一根本不利条件的对策呢？只有政治正义，那是一种无所不包的计划，可以直接用来消除反作用和沾染，把成万的人掌握在手里，使教育者和学生在同一个学校里受到教育。

三、政治正义

① 下面这一段是引用苏格兰王国的法官之一、已故凯姆斯勋爵的话： “近来，在海关的宣誓已毫无意义。并不是因为社会变得更邪恶了，而是没有人对宣誓给予任何重视。法国葡萄酒在苏格兰和在英格兰的关税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我们付不起那么高的关税，所以私下允许法国葡萄酒付西班牙葡萄酒的关税就被认为比严格执行法律对于税收更为有利。但是，我们必须宣誓说，我们所运入的是西班牙的葡萄酒，才能使我们有权采用西班牙关税的较轻负担。这样的宣誓最初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因为这样就是直接对公众的欺骗；但是现在既然要求这种宣誓已成具文，宣誓一方和接受宣誓一方对它都没有任何信念，宣誓也就变得同说客气话差不多：先生，我是您的朋友，或者是您的忠实的仆人。”——见《漫谈教育》附录第 362 页，1781 年爱丁堡版。现在我面前正放着一部大主教助理佩利著作的第七版，这部著作曾被用作剑桥大学的教科书。他在这部著作中写道： “有些谬误并非谎言；亦即并非犯罪行为；例如：仆人否认主人在家，犯人不承认有罪，律师断言当事人的案子有理，或断言他相信当事人的案子有理。在这类情况下并没有破坏信任，因为原本就没有人有什么信任。”见《道德和政治哲学原理》第三卷第一篇第十五章，1790 年伦敦版。

我们如果从最广泛的观点来观察社会，既估计到经常限制人类思想发展的那些错误制度，同时又估计到涉及公共和个人利益那些有根有据的见解，

（这些见解也许只需稍加说明即可得到普遍接受）我们就会最明白地看到政治正义的用处。

不论从什么角度来考虑政治正义，我们都不免首先会看到，政治制度正是在教育的效力达不到的那一点上，也就是在作用的范围上，特别强而有力。政治制度会以某种方式影响我们的行为，这一点是难以争辩的。专制的政权会使人柔顺，而自由的政权会使人坚决和有独立精神，这也是十分明显的。任何在社会中付诸实践的原则所可能产生的一切影响，其影响的规模总是很广阔的。这种原则在整个社会或在社会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中产生一种相同的成见。这种原则所提示的动机和产生的刺激都是起作用的，因为这些动机和刺激适合于在人们思想上发生影响，所以必然要影响所有同样作为这些动机和刺激的对象的人。如果其结果是产生德行，德行就不再是一种需要人们所不断加以注意和争论的事情。德行将不是，而且看来也不是为了无私的考虑而对我们个人利益所作的一种牺牲。德行将使过去是正直行为的最凶恶的敌人成为支持和保障正直行为的盟友。

肯定政治制度的效力的另一个理由，产生于一种不完善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某些谬误原则，其影响也是很广泛的。迷信，过分害怕羞辱和错误估计利益，总是具有最广泛的后果的错误。中世纪表现出的迷信的那些影响，诸如逐出教会和禁止举行宗教仪式的可怕和最伟大的君主在教皇脚下的屈辱，在今天看来是多么难以想象！因为表示清白，印度斯但的婆罗门寡妇在丈夫的火葬堆上自焚，还有比这个同欧洲生活方式更不相容的么？错误的观念使重商的国家中成千上万的人把欺骗、虚伪和诡诈当作最正确的手段，还有比这个更可怕的不道德的行为吗？但是，不论这些错误多么强烈，真理的统治一旦建立起来，就会更加无可比拟地强大。为羞耻、迷信和欺骗所驱使的人，将不断处于一种内心斗争的状况，由于一种不由自主的谴责，而不满意于自认为最应该采取的行为。没有人能够和真理这样疏远，以至在自己堕落的时候对于较为正确的原则竟而不作不断的反顾。没有一种社会制度能够错误得这样彻底，以至使我们不再时常产生德行、自由和正义的念头。但是真理在各个方面的表现上都是和谐一致的。

想到这一情况，使我不禁要补充一项结论性的看法：如果政府不给予支持，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错误是否竟而能够令人可怕或者长期存在。人类思想是可以认识观念和观念间的一致和差异的。思想的真正素质及其最恰当的任务就在于正确地辩别这些东西。错误的确会暂时从我们的片面认识中产生；但是，由于我们的认识是不断改变、不断趋于更加肯定更加正确的，我们的错误就一定会是暂时的，而我们的判断也一定会时刻更加接近真理。化体①学说，认为人们吃面包时实际是在吃肉，喝葡萄酒时实际是在喝人血，如果世俗政权不加支持，这种信念是不会维持得这样久远的。人们也不会这样长久地相信：由红衣主教们组成的选举教皇的秘密会议密谋选举出来的一个老年人，竟会从他当选的一瞬间开始，变成了一个纯洁无暇、完美无缺的人②，

① 基督教在领圣餐时认为吃的包面是基督的肉，喝的葡萄酒是他的血；这就是化体学说。——译者

② 这是指天主教中对教皇的看法；他们认为教皇完美无缺，到了 1870 年，这种看法成了一项教义。—— 译者

如果没有税收、赠与和宫廷等来维系这种信念的话。一种政权制度，如果不去支持狂热和伪善的想法，不久就会使它的臣民习惯于正确地思考有道德价值的和重要意义的问题。一个国家，如果不去强迫人们举行矛盾的和不切实际的宣誓、从而不断刺激它的国民从事隐瞒和伪证，一定不久就会以行为坦率和诚实著称。在一个国家中，如果受尊重和受信任的职位不再根据派系私惠和利益来分配，奴性和欺骗一定也就不会长期存在。

这一番话使我们想到对于一种明显的反对意见可以作出的正确反驳，这个意见如不反驳就可能被提出来反对这些原则看来将导出的结论。人们可能说：一个错误的政权永远不敢对道德罪恶的存在提供一个适当的解决办法，因为政权本身就是人类智力的产物，因此，如果政权是邪恶的，其邪恶的性质一定是从某些过去存在的错误中产生的。

这一反对意见中所提出的假定无疑是正确的。一切罪恶都不过是付之于实践井成为我们行为准则的某种错误，但是错误总是会促使其本身暴露的。罪恶的行为不久就会被发现为包含着有害的后果。所以，非正义由于其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长久存在。不过政权“控制着社会的动力，阻碍着社会的运动”

①。政权使我们的错误具有实质的内容和永久的性质。政权颠倒了思想的真正

倾向，在追求完善的境界上，不容许我们向前看，却教导我们向后看；在追求公共福利上，不是促使我们进行革新和改进，却促使我们怯懦地尊敬祖先的决定，好象人类思想本质总是趋向千堕落而不是趋向于进步的。

① 参见洛根：《历史哲学》第 6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