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论贵族政体的性质

贵族政体的不可容忍——其成效要依靠群众的无知。——维持这个政体所必需的防范的手段。——各种不同的贵族政体。——罗马人的贵族政体：它的优点一它的弊病。—

—贵族政体的财产分配制度——维系这种制度的法令——这种制度所造成的贪婪。——根据现在一切事情顺利未反对革新的论点是否正确。——结论。

贵族政体的正确含义，不折不扣乃是凭借政治制度的干预而使人类的不

平等更加固定和更加明显的一种结构。贵族政体跟君主政体同样是以虚妄为基础的，是同真正的事物本性毫不相干的人工的产物，因此也就必然象君主政体一样，要依靠权术和欺诈。但是，它的统治却是建立在比君主政体更为阴暗和更为违反社会的原则之上的。君主常常认为对待大臣和官吏，可以使用阿谈奉承和讨好的手段，而贵族却认为用铁棒来统治就足够了。

两者都依靠人们的无知才能维持久远。如果他们能够象奥马尔①那样，毁掉异教学说的著作，并使人们相信可兰经里包括适合于他们研究的一切东西，这样也许可以把他们的统治延续下去。但是贵族政体在这里又复表现了它的粗暴。君主政体还允许它的臣民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僧侣式的学习。而贵族政体却掌握得更加严紧。如果社会的下层阶级一旦普遍能写能读，它的权力就会终结。要使人们成为农奴和贱民，那就不可避免地必须使他们变成野蛮人。这是一个曾经被人长期热烈地、积极讨论的问题，旧制度的坚决拥护者不无远见地把知识的传播当作最可怕的革新来加以反对。他们的人所共知的意见是：“学会了读书写字的奴才，就不再是他们所需要的被动的机器了，”这句话里就包含着不难据以说明欧洲社会的全部逻辑的萌芽。

这些以自我为中心的篡夺者，他们的害人诡计就在于把人类保持在永久的堕落状态，谁能想到这种阴谋而不为之愤激呢？我们现在就是要在当前研究的问题上来考验一下，“万民为一人而生”这个著名的原理。“统治是为被统治者的利益而建立的，如果它为自己提出任何其他目标，那就是一种篡夺。”两个世纪以前，那些曾经对这个冒犯尊严的学说感到惊恐的人，无疑是“他们那一代的聪明人物”。我们总会发现：那些在任何时代曾经最早唤起对于革新的恐惧并且为这个缘故而被人嘲笑为顽固和胆小的人们，其实是一些具有高于一般的辨识力的人们，他们在那个冒犯尊严的原则里，虽然是不完全地，但却看到了它所必然导致的结果。现在是那些有思想的人在这两者之间选择一下的时候了：或者是完全而无保留地回到那些原始时代的暴政原则上去；或者是采取任何一种同这些相反的原理，不管它初看起来多么中立，都不要软弱而愚蠢地看不到它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结果。

我们并不需要对于各种不同的贵族政体进行一种系统的研究，如果认为以上的理由具有任何力量的话，那么它们在反对一切这类政体上都是同样具有说服力的。贵族政体可以把它的特权主要授与个人，如在波兰那样；或者把它们限制在具有团体资格的一些贵族的手里，如在威尼斯那样。前者更易引起不安和混乱：后者则更为多疑、偏狭和苛刻。长官们可以在他们自己中间用选举方法来补充他们的团体成员，如在荷兰那样；或者由人民来选择， 如在古罗马那样。

古罗马的贵族无疑是曾经存在过的最值得尊重和最光辉的典范。因此，

① 奥马尔——公元 634—644 年的伊斯兰教的第二代哈里发。——译者

似乎可以在古罗马贵族中研究一下贵族政体的优越性可以被提高到什么程度。在他们的制度里，包括有一些民主政体的优点，例如，一般说来，除非由于被人民选任到高级长官的职位上，没有人能够成为元老院的成员。因此， 我们有理由设想大多数的元老都具有某种程度的才能。他们不象近代的那些贵族院那样，在那里，因为不是由选举而是由长子继承制决定他们的特权， 所以除少数新加封的贵族以外，要想寻找有才干的人是徒劳无益的。在古罗马，因为平民一向只能在贵族中间，也就是只能在元老的后代中间，寻找候选人，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最杰出的人材都在那个阶级之内。促成这种情况的一个条件，是由于这个阶级垄断了普通教育和培养智力的机会，这种垄断终于为印刷术的发明所彻底消灭。由此，所有罗马的伟大的学术上的光辉人物，不是贵族就是属于骑士阶级或者他们直系亲属。平民，就其整体来说， 虽然在几个世纪中曾经具有忠实、勇敢、热爱正义和热爱公共事务的美德， 除了格拉古兄弟①外，却不能以他们中间的任何个人给人类增光而夸耀；而在贵族中间，则有布鲁特斯、瓦莱里乌斯、利里奥拉努斯、辛辛纳特斯、卡米路斯、法比里希乌斯、雷格路斯、法比乌斯家族、德修斯家族、西皮奥兄弟、卢库路斯、马塞勒斯、加图、西塞罗和无数其他的人物①。罗马的坚定的英雄们和共和国的最后的光辉的殉难者们由于不断回忆这些人物，对贵族政体抱有感情，这几乎是可以原谅的了。

但是，我们不妨对这种比任何古代和近代的其他贵族政体都优越得多的贵族政体作一种公正的评判。在共和国初建的时候，人们除去选举长官以外， 几乎没有任何权限，而且即使在这里，他们的真正重要性也由于安排议会的方式而被取消了，这样就把全部决定权都给了社会上比较富裕的阶级。除非从贵族中间，不能选出任何地方长官。一切诉讼都由贵族来决定，而对他们作出的判决是不能上诉的。贵族间互通婚姻，这样，就在那个有名无实的共和国当中形成一个范围狭小的共和国，而那个有名无实的共和国就被他们压制在一种卑贱的被奴役状态里。这些篡夺者替他们这些篡夺行为洗刷的想法是：“平民根本是既粗野又卑鄙而且愚昧无知，只有自由民占绝对优势，公平而牢固的统治才能得到保证。”这样，尽管他们违背人类的根本利益，但是他们还是为公益精神和一种对美德的无限热情所激励着。可是，他们的确违背了人类的根本刊益，这也同样是事实，我们不论考虑到支配这种雄辩的伟大的思想面貌，或是要付诸实现的残酷的不容异己的精神，还有什么能够比阿披乌斯·克劳迪亚斯①对于这个问题的雄辩更加使人难忘呢？世世代代眼看着这样一些有德行的人对于那些最公正的要求进行反对，是使人感到非常痛苦的。结果是尽管这些贵族具有难以估计的优越才能，却不得不一个跟着一个地放弃他们依恋不舍的独占权。而在其放弃的过程中，他们使用了最卑鄙的反对手段；他们大家都争着最大声地欢呼对格拉古兄弟所进行的凶恶谋

① 格拉古兄弟是公元前二世纪出身于平民的罗马政治家和社会改革家。——译者

① 布鲁特斯、瓦莱里乌斯、科里奥拉努斯、辛辛纳特斯、卡米路斯、法比里希乌斯、雷格路斯、法比乌斯家族、德修斯家族、西皮奥兄弟、卢库路斯、马塞勒斯、加图、西塞罗等都是出身于贵族的古代罗马的人物。他们当中有政治家、军事家、爱国者和在其他方面著有勋名的英雄人物。——译者

① 阿披乌斯·克劳迪亚斯，是公元前四世纪末的罗马监察官，出身于贵族，曾经使一个被释放了的奴隶的儿子参加元老院，因而引起了贵族们的激烈反对，但他还是采取了一些断然的措施来坚持自己的改革计划。

──译者

杀，罗马人天性中具有那么多的美德，假如不是因为贵族篡夺政权的不义， 他们都会成为怎样的伟大人物呢！他们在历史上留下的不可磨灭的污点，那种征服欲，也是从这个根源产生的。他们在共和国各个时期中所进行的战争， 都不过是贵族的阴谋，把他们的国人引向征服和屠杀的战场上去，借以转移他们对于政治真理的热情。他们象一切政府一样懂得用这种手腕去混淆群众的视听，使他们相信：毫无理由发动的敌对行动只不过是出于自卫的需要。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贵族政体是同所有制的极端不均紧密连系着的。除非一个人的才能用在增进普遍利益上；任何人都不能成为社会的有用的一员。在一切社会里，生产品，也就是满足其成员需要，提供其成员方便的手段，都有一定的数量。在一切社会里，至少大多数成员都通过其个人的努力对于创造这些产品有所贡献。以一定的平均程度使他们分享这些产品，岂不是最恰当和最公正的吗？把各种奢华和享受的手段都积聚在少数人手里，完全破坏多数人的安乐、朴素而小康的生活，岂不是最为有害的吗？可以计算出来，即使在一个君主立宪政体之下，国王作为他的职位的薪俸所得的收入也等于五万人的劳动①。我们再从这一点出发来作一番估计，并且计算一下他的大臣、贵族、那些对贵族竞相效尤的富裕平民、他们的亲族和从属们所分得的收入吧。在这种国家里，社会的下层阶级由于贫穷和过度劳累的折磨而精疲力尽，那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当我们看到一省的财富都铺张在一个大人物的餐桌上我们对于他的邻居们没有面包来满足辘辘饥肠，还能感到惊奇吗？

难道人类的这种状态，必须被当作是政治智慧的最高成就吗？在这种状态之下，崇高的美德是不可能不极端稀少的。不论是上层阶级还是下层阶级， 同样都要因为他们的反常处境而堕落。姑且暂时抛开上层阶级不谈，由于贫穷而引起智力减退的倾向不是至为明显的吗？明智的人为他自己和同他福利攸关的人所期望的局面，乃是一种有劳有逸的局面，劳而不至耗尽体力，逸而无怠惰之虞。这样，积极而勤劳就会成为人的爱好，身体保持健康，而思想也会由于习于运用而不断提高。如果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分配得公平合理， 这就会成为全人类所共有的局面。把二十个人中的十九个变成牛马，毁灭那么多的思想、使那么多的美德无从实现，并且根绝那么多幸福的可能，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制度更应该遭到反对呢？

也许有人会说：“这个论点同贵族政体这个问题无关；处境的不平等是财产制度的必然结果。”的确，迄今为止许多缺点都是从这种制度曾经存在过的最简单的形式中产生的；但是这些缺点不论达到什么程度，却是由于实行贵族政体而更加严重了。贵族政体使财产的流通轶出常轨，如果循此常轨， 它一定会，至少是轮流地，使社会的各部分都获得成果和快乐：并且经常注意不使极少数的人获得财产的积累。

贵族政体在使固定财产不易获得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对于获得这种财产的刺激。人们都常常有一种追求荣誉和卓越成就的渴望，但是所追求的目的并不完全限于财富，而是各种各样，诸如某种艺术上的技巧、风度、学识、才能、智慧乃至美德。而这后几项的爱好者对于其目标的追求，也不见得不如渴望获得财富的人追求财富时那样殷切。假如政治制度没有超乎财富的自然影响更使它变成为获取尊荣和崇敬的手段，财富就更加不会被错认为是一

① 劳动力的平均价格以每天一先令计算。

种普遍的欲望。

在这个问题上，最值得真正遗憾的是这样的错误：有些人生活舒适，行止无缺，他们常常欢喜大叫大喊他说：“我们认为事情象现在这样就很好；” 并且猛烈攻击一切改革计划，说它们是什么“抱有幻想的人的空想，是那些永远不知道满足的人们的诡辩。”是真的很好吗？社会上这样一大部分人被迫处于赤贫状态，他们无知到愚蠢的程度，并且由于罪恶而令人厌恶，他们永远无衣无食，被驱使去犯罪，最后成为富人制定来压迫他们的无情法律下的受害者。如果问一声，这种状况是否可以改善，这难道是煽动叛乱吗？高喊“一切都很好”，只是因为我们自己生活舒适，却不顾别人可能遭到的灾祸、堕落和罪恶，这难道不最应使我们感到羞愧吗？

有一种错误无疑是有害的，这种错误已经在影响某些改革家，引导他们总是喜欢采取激烈和仇恨的手段，使他们过分容易接受骚乱和暴力计划。但是，如果说：我们应该明白温和和宽宏大量是谋求公共福利的最有效的手段， 那却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对于现存的灾难熟视无睹，或者放弃我们要消灭这些灾难的最热烈的愿望。

当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的拥护者被驳得再无话可说时他们常常求助于这样一个论点，那就是民主政体的本质是有害的，他们告诉我们：“前两种政体本身无论多么不完美，但是为了适应人类天性的不完善，它们则已被证明是必要的。”这就要留待曾经研究过以往各章中的论点的读者来加以判断了。究竟有多少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使我们有义务屈服于这些复杂的罪行呢？ 同时让我们进而考查一下那种常常被人描绘成为十分可怕的民主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