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三、新时代赋予历史教育的伟大使命
1919 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随着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中国的史学研究与历史教育也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正像毛泽东同志在 1940 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总结的那样：此时，“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
20 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⑤
新的时代赋予历史教育以崭新的历史使命。
还在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在那场“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即运用唯物史观等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有力地驳斥了胡适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传播，胡说什么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谬论。这场斗争的胜利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使无数革命者和广大人民群众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其中也包含着唯物史观的教育，更多的人们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来观察、分析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观察、分析中国的现实。
1927 年到 1937 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些反动文人配合蒋介
石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对革命人民进行了文化“围剿”。关于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些反动文人打着研究中国历史的旗号，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社会肆意歪曲，提出了种种的谬论，如， 有的认为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经过奴隶社会；有的说：“不是奴隶社会先于封建社会，而是封建社会先于奴隶社会”；有的干脆说：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即是资本主义社会了，等等。尽管说法不一，但是其目的都是明确的，就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进而否认马克思主义适合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否认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抹煞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
⑤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97—698 页，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
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他们的这些谬论立即遭到了进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驳斥和反击，并以其胜利而结束。郭沫若、吕振羽、邓初民、侯外庐等老一辈史学家在这场斗争中，站在最前列，以他们的宏观史学巨著，有力地阐明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真实进程，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并且说明了中国现实的社会性质和革命任务。这是一场思想战线上的论战，同时也是政治战线上的论战。它还是对中国人民的一次深刻的历史教育；通过这次教育，革命者和广大人民群众具备了科学的历史知识基础。
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十分重视用历史教育党的干部和全体军民，把历史教育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和阶段。
第一，通过历史教育，提高我们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鼓舞全民族奋起反抗帝国主人的侵略，建立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毛泽东同志在 1940 年 1 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地指出：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
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①。为此，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 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课本，作为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历史教育和革命教育的教科书。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同志概括了我国的悠久历史和优秀的民族传统，说：“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主要地是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己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 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讲到近代，毛泽东同志说：“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他还列举了十个方面的史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07—708 页，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
实，说明帝国主义列强是怎样地使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种压迫手段，使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接着，他讲了近代中国百年来的革命运动，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②
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是怎样以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历史以及中华民族的优秀遗产和革命传统，教育全党干部和广大的革命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面前，增强民族自信心，同仇敌忾，拯救祖国，并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进行到底。这个历史的和革命的课本以及当时革命史学家们的许多历史著作，在当时对我国人民所起的巨大教育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第二，历史教育有利于更好地认清我国国情，做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发展起来的“左”倾错误给党和革命带来极大的危害。抗战初期，原来犯“左”倾错误的王明又犯了右倾错误。这些错误的思想根源都是脱离中国社会的实际，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更是如此，其损害也最大。为了系统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对党内历次“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认识和总结，在 1938 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便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的任务，接着，从 1942 年春天开始了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从思想上反对主观主义，即反对理论脱离实际，主观脱离客观，马克思主义脱离中国国情的错误学风。
为了彻底纠正这种学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强调必须认真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实事求是”，“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种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射中国实际的“的”的“有的放矢” 学风，才是正确的学风。
毛泽东同志曾经极其深刻地阐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学习、研究历史与了解、深谙国情的关系。他说：“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①“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②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能不能够庄意学习、研究
② 以上均见《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21—632 页，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08 页，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
②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 499 页。
历史，是能不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科学学风的重要态度问题。他说：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学风，“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而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则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 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③
因此，毛泽东同志严肃地批评当时的情况，在研究历史方面，“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⑤。他提出具体的建议：“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⑥并且明确地宣布：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 号召干部和党员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
整风运动的伟大胜利，巩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并进一步成熟起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从此，中国共产党真正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的正确道路。与此同时，全党和全体革命人民的历史教育工作也获得了丰收，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第三，通过历史教育，为现实的革命运动提供历史借鉴。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十分注意借鉴历史，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教育全党和革命人民，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粉碎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围剿”，以弱胜强，毛泽东同志援引了不少我国古代的著名战例，以为借鉴， 教育党和红军。例如，在 1936 年 12 月所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同志说：“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剑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左传》关于‘曹判论战’的全文一引者按）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
③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 757、759 页。
④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 755 页。
⑤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 756 页。
⑥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 760 页。
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①同样，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也一再地援引了我国古代的著名战例，以为经验， 用于当时的反侵略战争，如，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 年 5 月）中，他针对如何打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围攻，指出：“在反围攻的作战计划中，我之主力一般是位于内线的。但在兵力优裕的条件下，使用次要力量（例如县和区的游击队，以至从主力中分出一部分）于外线，在那里破坏敌之交通，箝制敌之增援部队，是必要的。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 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 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②在《论持久战》（1938 年 5 月）中，他为了阐明在战争中指挥员主观指导的重大作用，援引历史上的中外战例说：“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中国如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外国如拿破仑的多数战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内战，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③等等。
在 1938 年 11 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为了批判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为会议所作的法论中指出：在统一战线中，“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 是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线而当作不可缺少的一环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断看的。一句话，是积极的”。“把让步看作纯消极的东西，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许可的。纯消极的让步是有过的，那就是第二国际的劳资合作论， 把一个阶级一个革命都让掉了。中国前有陈独秀，后有张国秦，都是投降主义者；我们应该大大地反对投降主义”。①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提到的“第二国际的劳资合作论”和中国党内的陈独秀、张国焘的投降主义，以及它们给党和革命造成的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失，都是中外历史上的惨痛教训，它对于全党同志更加深刻地认识王明的错误及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有着莫大教育意义的。
另一次意义深远的全党历史教育是在 1944 年进行的。1944 年，郭沫若为了纪念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 300 周年，写了《甲申三百年祭》这一论著。书中总结了李自成农民军进入北京，推翻明王朝后，由于骄傲自满，一些领导人生活腐化，而最终导致失败的过程及教训。该书脱稿于 3 月 10 日；重
庆《新华日报》从 3 月 19 日开始分 4 次连续刊载。当时，延安正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进行关于党的历史的讨论。4 月 12 日，毛泽东同志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他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 187—188 页。
②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 398 页。
③ 《毛泽东选集》四卷台订本，第 458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38 页，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
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不久，林伯渠同志由延安飞抵重庆，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决定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并且已经在延安和各解放区普遍印发的消息，亲自告诉了郭沫若。同年 11 月 21 日，毛泽东同志又写信给郭沫若说：“《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②
史鉴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但是，像党和毛泽东同志将其发展到如此
的深刻程度，使之教育全党和革命人民，实在是前所未有的。
第四，通过历史教育，澄清人们的错误观念，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武装人民群众。
毛泽东同志针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现实，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十分清楚地指出：“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③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政治、经济斗争的同时，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文化，宣传革命的文化，历史教育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1944 年 1 月 9 日，毛泽东同志在《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大太少爷小姐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④这里，毛泽东同志对《逼上梁山》这一历史剧的肯定、赞扬，寄托了对一切历史教育的期望，要通过历史教育把被以往旧史学家们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还“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本来面貌。
1944 年前后，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开明士绅李鼎铭，把李
健侯写的《永昌演义》修改稿推荐给毛泽东同志评阅。毛泽东同志认真地阅读了一遍，“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然后给李鼎铭写了信。信中热情地鼓励作者李健侯，说他“费了大力”，自己读后“获益良多”，请李鼎铭向他表示“深切之敬意”；同时，亦委婉地表达了不能够同意作者只“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的观点，指出“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而“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最后，毛泽东同志提出建议，“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 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①毛泽东同志殷切地期望用唯物史观教育人民，并把这一点作为历史教育重要作用的心情，溢于言表。
正是在党中央指导和毛泽东同志的具体关怀下，当时解放区的史学家们
② 以上均见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 146—147 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1 年 10 月版。
③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 655 页。
④ 1982 年 5 月 23 日《人民日报》。
① 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 178—179 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1 年 10 月版。
编写出了一批运用新的唯物史观作指导的通史和专史。它们在用历史教育人民和干部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例如，此时范文澜编著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等史学巨著和何斡之准备写的《中国民族战争史》等， 都曾经得到毛泽东同志的直接指导和关怀。
1940 年秋，范文澜在延安讲授中国经学简史，毛泽东同志亲自去听课。后来，范文澜将其讲义的提纲，送请毛泽东同志审正。毛泽东同志很快地在 9 月 5 日给范文澜回了信。信中鼓励他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在毛泽东同志的鼓励关怀下，范文澜发表了他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并根据毛泽东同志信中提到要重视对近代史研究的建议，下决心研究近代史，先后写了《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中国近代史》等许多史著。《中国通史简编》是
范文澜 1940 年到延安后开始着手编写的，当时，曾就这部书的写法，请示过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建议他用夹叙夹议的方法写作，这部书写作中完全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中国通史简编》出版后，毛泽东同志读过很满意，“《中国通史简编》的资料多，让人愿意看下去”，建议以后可以写得再大些，写它三百万字左右。1939 年 1 月，何斡之把他想编写一部《中国民族战争史》的设想和编写计划写信告诉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于 1
月 17 日及时地给何斡之回了信，加以鼓励，“看了你的信，很高兴的。⋯⋯ 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对于他的具体设想，毛泽东同志也提出了具体的意见，特别是要他注意在书中痛斥历史上的民族投降主义者，赞扬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并说这“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②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对于史学工作和历史教育，继续给予极大的重视；我国的史学工作和历史教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
早在 1950 年，毛泽东同志即向史学界提出了“惟觉中国的历史学，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势将徒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结果”③的意见和要求。在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史学研究和历史教育领域掀起了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高潮。这无疑地为新中国的历史教育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质量的坚实保障。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史学著作、历史通俗读物、历史博物馆、各种历史刊物、历史名胜古迹，或是大批出版、建立，或是得到了维修、保护，其工作量之大和数量之多，都远远地超过了旧中国。这些就为我国的群众历史教育工作，创造了一个十分广阔的天地，使我国的历史教育呈现出了空前的繁荣昌盛局面。
在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仍然始终把党内历史教育摆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1953 年，中央组织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写信给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嘱托他将《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基本经验总结， 印发给中央有关领导人和参加会议的代表学习、研究、讨论。①1958 年，我
② 以上均见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 169—176 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1 年 10 月版。
③ 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 199 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1 年 10 月版。
① 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 9 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1 年 10 月版。
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全党、全国即将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 毛泽东同志明确地向全党发出“学点历史”的号召②，在党内和全国掀起了学习历史的新高潮。在建国后许多党的重要会议上，毛泽东同志都讲到历史， 使用了许许多多生动的历史事实教育全党，启迪人们更好地认识现实和党所承担的艰巨任务。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毋庸多论，这些对于新的历史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好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使命，有着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更加重视历史教育，一方面拨乱反正， 对“文革”前和“文革”中在史学领域和历史教育中“左”的思想、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错误观点，加以澄清、批判，使历史教育牢固地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基础上；一方面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弘扬中华文化，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提高中华民族素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国情教育，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时代高度，加强历史教育工作，增加中小学历史学科的课时，提高历史教育的地位。
当前，我国的历史教育正肩负着新时代赋予的伟大历史使命，以各种形式繁荣、发展起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目标，发挥着自己特有的作用。①
② 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 202 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1 年 10 月版。
① 本节内容中涉及中外史学史部分，多参考《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上海辞书出版 1983 年版）和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