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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二、历史教育的发展、兴旺
文字的出现，是人类历史的重大进步，从此人们结束了“结绳记事”或口口相传的原始状态，进而发展到以文字为媒介和交流工具的崭新时期。在这以后，人们便把自己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随时随地地用文字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对于后人来说无疑地便是历史了！也正是在此时，史书亦产生出来，并且日益得到发展，成为向当时人或后人进行历史教育的重要工具。我国最早的史书，据文献记载主要有两种体裁。《汉书·艺文志》说：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又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当时，史书一种是记言体，最早的是《尚书》：一种是记事体，最早的是《春秋》。就这两种史书的目的而言，一是为了让“古之工者”即统治者谨慎自己的言行，一是为
了向广大的群众“昭法式”，即彰明、树立“王者”的榜样，以让世人仿效。这里，显然都明确地揭示出了它的历史教育作用。直到春秋时期，人们仍然牢记着这些史书巨大的历史教育功能。《国语·楚语》记载，楚国的大夫申叔时向楚庄王讲述如何教育太子时，就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抑恶焉，以戒劝其心。”孔子教育弟于的“六艺”就有《尚书》和《春秋》。他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疏通知远，《书》（《尚书》）
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①
后来，史书的体载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有纪传体的《二十四史》，编年体的《汉纪》、《资治通鉴》等，纪事本末体的《资治通鉴纪事本末》、
《宋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等和典制体的《通典》等，此外，还有会要体、学案体、纲鉴体、图表体等等。在我国，史书的数量、卷数之多， 也是世界上所罕见的。仅被清代乾隆定作“正史”的二十四史就有 3229 卷，
约 4500 余万字；《资治通鉴》有 294 卷、《明实录》为 2909 卷、《清实录》
为 4355 卷；乾隆时编纂的《四库全书》所收入的图书竟达 79070 卷。史书编撰的繁荣，同时也就带来了我国历史教育的兴旺发达。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还逐渐地形成了为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人编写不同层次史书，借以更有针对性地施教的情况。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明确地是供帝王们阅读的。在《进资治通鉴表》里，他说：臣“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 臣常不自揆，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他还说：“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宴，时赐省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史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很清楚，在司马光看来，帝王们是需要了解历史的，然后从中可以“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以资于治道，但是，由于帝王们“日有万机”，政事繁忙， 无暇周览自《史记》、《汉书》以来“文字繁多”的浩瀚史书，于是乎便专门地“删削冗长，举撮机要”，“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 恶可为戒者”，为他们编写了该书。梁启超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治通鉴》是“绝好之皇帝教科书”⑧。
反之，清人吴乘权等撰的《纲鉴易知录》，则是根据刘恕的《通鉴外纪》、金履祥的《通鉴前编》、朱熹的《通鉴纲目》、商辂的《通鉴纲目续编》和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等书，摘要删繁，编成的一部从传说中的盘古到明末的史书。因其内容简要，故名《易知录》。这部史书明确地是为青少年学习历史入门使用的，照吴乘权自己说，编写该书就是为了“以课童子”。很显然，无论从历史教育的对象或是其层次高低来看，《纲鉴易知录》与《资治通鉴》都是不同的。
童蒙教育一向受到我国古代人们的重视，因此一批异彩纷呈的蒙学教材便也应运而生了。这些教材有的是综合性的，兼收自然、社会等方面的知识和道德伦理的说教、薰陶，有的则是专门性的，以某一个方面的专门知识为其内容。综合性的童蒙教材，里边往往包含有丰富的历史教育内容。其中， 最具有代表性的《三字经》和《千字文》即是如此。
《三字经》相传是南宋王应麟最早编撰的，后来不断有人为之增补，直至民国初年。王应麟，淳祐年间的进士，历任南宋政府的西安主簿、太常博士、秘书郎、著作郎、起居舍人、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尚书兼给事中等官职，是个非常博学的学者。在《三字经》里，关于历史教育的内容，大致
① 《礼记·经解》。
⑧ 李维：《罗马史》：罗伯茨的英译本，《人人丛书》1926 年伦敦版，第 1 卷，第 2 页。转引自郭圣铭
《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4 页。
有两类。一类是把历史知识与品性教育融汇在一起的，如，书中写的“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孟子的母亲），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昔仲尼（孔子），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赵中令（赵普），读鲁论（《论语》）， 彼既仕，学且勤。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指汉代的温舒编蒲草抄书和公孙弘削竹简抄书）。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指东汉时孙敬吊起头发和战国时苏秦用锥刺腿刻苦学习的事）。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指晋朝人车胤用萤火虫光照映读书和孙康借屋外雪光看书）。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指朱买臣边砍柴边读书和李密骑牛走路时仍在牛角上挂着书本）。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指宋代的梁灏82 岁时考中进士）；彼既成，众称异，尔小生，宜立志。莹八岁，能咏诗，
泌七岁，能赋棋（指南朝的祖莹 8 岁作诗和唐朝的李泌 7 岁时写赋）；彼颖悟，人称奇，尔幼学，当效之。蔡文姬，能辨琴，谢道韫，能咏诗（蔡文姬， 东汉人；谢道韫，东晋人，都是才女）；彼女子，且聪敏，尔男子，当自警。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指唐朝的刘晏 7 岁时即考中“神童科”， 做了官）；彼虽幼，身已仕，尔幼学，勉而致，有为者，亦若是”等即是。这里讲的都是历史上有名的人物，写出他们品德上的一个故事，既给了儿童历史知识，又经过画龙点睛的评议，潜移默化地向儿童进行了教育、薰陶。
另一类则是专门讲授历史发展进程的。民国初年增订本的《三字经》， 就很系统地把我国自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民国成立的历史，做了简要的勾勒。书中写道：“考世系，知终始。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唐有虞，号二帝，相揖逊，称盛世。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夏传子，家天下，四百载，迁夏社。汤伐夏，国号商，六百载，至纣亡。周武王，始伐纣，八百载，最长久。周辙东，王纲坠，逞干戈，尚游说。始春秋，终战国，五霸强，七国出。嬴秦氏，始兼并，传二世，楚汉争。高祖兴， 汉业建，至孝平，王莽篡。光武兴，为东汉，四百年，终于献。魏蜀吴，争汉鼎，号三国，迄两晋。宋齐继，梁陈承，为南朝，都金陵。北元魏，分东西，字文周，与高齐。迨至隋，一土字，不再传，失统绪。唐高祖，起义师， 除隋乱，创国基；二十传，三百载，梁灭之，国乃改。梁唐晋，及汉周，称五代，皆有由。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辽与金，皆称帝，元灭金，绝宋世。莅中国，兼戎狄，九十载，国柞废。太祖兴，国大明，号洪武， 都金陵。迨成祖，迁燕京，十七世，至崇祯；权奄肆，寇如林，李闯叛，神器焚。清太祖，膺景命，靖四方，克大定。由康雍，历乾嘉，民安富，治绩夸。道咸间，变乱起，始英法，扰都鄙，开海禁，交互市。继粤匪，创天理， 民遭殃，如汤沸。有良弼，国再造，靖寇氛，疆土保。同光后，宣统弱，我中国，地日削，传九帝，满业没。革命兴，意气雄，废帝制，效大同，立宪法，政共和。愿同胞，勿操戈。古今史，全在兹，载治乱，知兴衰。读史者， 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这里，仅仅用了 500 字左右，就象是写出了中国历史的一部“小纲鉴”。毋庸置疑， 在其字里行间有些观点是错误的，如对历代农民战争的诬蔑，但是，必须肯定，它既有清晰的历史脉络，也有读史方法的启迪，又押韵上口，便于记忆， 无疑地是非常适合于当时儿童历史教育的教科书。
《千字文》系由南朝梁武帝时（约公元 6 世纪初）的周兴嗣编写而成；
全书都用四言韵语，总共 1000 个字，亦是旧中国广泛流行于民间的一部影
响很大的童蒙教材。书中涉及到的历史知识颇多。如，书中讲了我国远古时代、夏商周三代以及后世的一些著名历史人物：“龙师火帝，鸟官人皇（龙师指伏羡氏，火帝指神农氏，鸟官指少吴氏，人皇亦为传说中的古‘帝王’）， 始制文字，乃服衣裳。推位让国，有虞陶唐（指舜和尧禅让）。吊民伐罪， 周发殷汤（指周武王姬发和成汤建国）。”“磻溪伊尹，佐时阿衡（指在磻溪垂钓的吕尚和伊尹，他们曾分别辅佐周文王、周武王和成汤）。奄宅曲阜， 微旦（指周公旦）孰营？桓公匡合，济弱扶倾（指齐桓公称霸诸侯）。绮回汉惠，说感武丁（指绮里季帮助汉惠帝保住太子位和傅说辅助商王武丁中兴）。”“晋楚更霸（指晋文公、楚庄王相继称霸），赵魏困横（受困于连横）。伪途灭虢，践土会盟。何（指萧何）遵约法，韩（指韩非）弊烦刑。起剪颇牧（指吴起、王翦、廉颇、李牧），用兵最精。宣威沙漠，驰誉丹青。九州禹迹，百郡秦并（指秦始皇兼井六国，实现统一）。”在这里，也像《三字经》一样，既讲了历史知识，简单地勾画了自远古到秦王朝建立的历史， 又寓教于史，在讴歌一些历史人物的同时，渗透进了儒家的忠君、仁爱，建功立业的伦理教育。《千字文》还很注意我国古代光辉灿烂的文化，这是它的一个很大特点。书中先后提到的有“孟轲敦素，史鱼秉直”；“嵇琴阮啸”； 恬笔伦纸，钧巧任钓。释纷利俗，并皆佳妙”等等。既有思想家孟子、嵇康、阮籍，史学家史鱼，也有科学家蒙恬、蔡伦乃至发明翻车的马钧；书中肯定他们或是给人以有益的教诲，或是便利了群众的生活。显然，这里也是意在教育儿童要学习这些古人，利国利民。
专门性的一些童蒙教材有的就是专讲中国历史的，如，北宋玉今撰的《十七史蒙求》等。这些书的历史教育目的和实际作用，更是再明显不过了。
在西方，历史教育的发展、繁盛，也是随着文字的出现、史书的大量编纂而同步进行的。
古希腊被人们誉为“历史之父”，同时也是欧洲第一位大史学家的希罗多德，生活在约公元前 484—前 425 年。他编写的《历史》（亦称《希波战争史》）一书影响很大。究其编写目的，即是要向世人施以历史教育。他从因果报应、宿命论的角度，通过大量的珍贵史料，要告诫人们，像一些专横的帝王如克洛苏斯、大流士、薛西斯等，都是以兵败身死而告终，但是，那些曾经在历史上做过好事的人，却永远受到了大家的尊敬、怀念，正是通过这些，希罗多德借以奖善贬恶，让后人知所取舍，从历史中得到教育和启迪。另一位古希腊的大史学家修昔底德，约生活于公元前 460—前 400 年，著名的史著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他在书中更少有迷信的色彩，教育人们不要把日蚀、月蚀、地震、风暴等自然界的现象，看作是什么人间吉凶的征兆； 甚至，他引导人们看待历史发展要注意经济因素，说：“如果没有充裕的财库，要想支持一个长期的战争是不可能的。”他在自述中，曾经明确地表示， 他写的史书不求以词章见重于一时，而是要垂鉴于后世，着眼于对于孙万代的历史教育。
古代罗马的史书著述不但十分丰富，而且往往更直截了当地阐明自己的历史教育目的。还在罗马共和国时期，生活于公元前 2 世纪的波里比阿，写
过一部 40 卷的《通史》。他在书中就十分注重历史的因果关系，指明对人的教育作用，应该是历史的价值所在。著名罗马帝国时期的史学家李维（公元前 59—公元 17 年）在其写的《罗马史》（全名为《罗马自建城以来的历史》）中明确地说：“研究研究过去的事，可以得到非常有用的教益。在历
史真相的光芒下，你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各种各样的事例。你应当把这些事例作为借鉴：如果那是好的，那末你就模仿着去做；如果那是罪恶昭彰而最后身败名裂的，那末你就要引为大戒，竭力避免。”①他的整部书中，都贯穿了追述罗马建国的艰辛和对以往罗马历史辉煌的讴歌，其目的即在于要唤起罗马人的爱国热情。另一位同样属于罗马帝国时期大史学家的塔西佗（约公元 55—120 年）曾编写有《年代记》（或称《编年史》）、《历史》和《日耳曼尼亚志》等多部史著。在其史书中，着力点却是要暴露罗马专制政体的黑暗，因而对于后世反抗罗马专制斗争的影响颇大。他曾阐明自己编写史书的宗旨，说：“我认为，历史之最高的职能就在赏善罚恶，不要让任何一项嘉言懿行湮没不彰，而把千秋万世的唾骂，悬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
②
在世界中古时代，诚如恩格斯所说的：“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
③历史学及历史教育亦然，它们也成了神学的“科目”和工具、手段。如，
当时，世俗的史书倍受压制，不是束诸高阁，就是被付之一炬，与之相反， 所谓的“基督教史学”则受到了青睐。基督教史学家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就公然地说：一部历史就是“上帝”的信徒和恶魔“撒旦”的信徒之间的斗争史。“上帝”的信徒要建立人间天堂，“撒旦”的信徒则是要把人间变为地狱。一切世俗的国家都是罪孽深重的，只有基督教会才能带来和平与幸福，要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起一个永恒的世界性的“上帝”之国。这些当然是非常荒诞的！
但是，即便如此，它们要用历史教育人们的目的还是十分明白的。尽管这种“教育”己是被歪曲了的和不科学的。圣·奥古斯丁力图通过他所写的史著，向人们证实，应该拥戴教会，使教会的权力高于一切世俗的权力；教会应该统治全世界。
14、15 世纪，在西欧的封建社会母体里，意大利和西欧其他少数地区的一些城市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的最初萌芽。而后是新航路的开辟、早期殖民掠夺的开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西欧逐渐地成熟、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一场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也悄然兴起了。史学是这场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起到了用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封建思想、教育群众的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的史学家们普遍地反对基督教的史学观点，认为历史应当是“人世”的历史而不应该是什么“天国”的历史，把以神为中心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变成为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的历史。他们纂述历史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拥护新兴的资本主义，并为其蓬勃发展寻取历史的营养、教益。如， 生活在 1469—1527 年，被恩格斯称为“文艺复兴”时代“政治家、历史家、诗人”、“军事著作家”①的马基雅弗利，就曾经潜心研究了李维的《罗马史》，并写成《论李维》一书。在书中，他把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史事，一一
① 李维：《罗马史》：罗伯茨的英译本，《人人丛书》1926 年伦敦版，第 1 卷，第 2 页。转引自郭圣铭
《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4 页。
② 《塔西佗全集》，丘奇与勃罗德里布的英译本，1942 年纽约版，第 137 页。转引自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8—49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51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45—446 页。
地与当时最先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现实情况加以比较。他的目的是希望人们能够从中获得教益，在古代罗马的历史中受到启发，进行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他在另一部史著《佛罗伦萨史》中，还把古罗马与 14、15 世纪的佛罗伦萨作了对比，希望人们能够从中找到像古罗马那样， 由佛罗伦萨统一意大利，建立起一个强大国家的道路。《论君主》（一译《霸术》）是他的又一部史学名著。这是马基雅弗利专门写给君主们读的，和前述我国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很相似，是给君主们提供历史教育的“教科书”。书中着重地讨论了“君主国是什么？它有什么种类，怎样获得，怎样维持，以及为什么会丧失”等等。“十六世纪三十年代起，《君主论》风靡一时，但在五十年代末被列为禁书，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才得以恢复名誉，进而风靡世界，四百多年来，《君主论》在西方成为历代君主和统治者的案头书，也成了后世一切统治阶级巩固其统治的治国原则。至本世纪八十年代，《君主论》被西方国家舆论界列为当代最有影响的世界十大名著之一。美国前全国图书馆协会主席罗伯特·唐斯还撰有《改变世界的书》的小册子， 而《君主论》即其中之一。”②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我国近代的历史教育。1840 年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开始了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进程。尔后，列强纷至，一次一次的侵略战争、一个一个的不平等条约，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的身上。“亡国灭种”的灾难威胁着每一个中国人。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民开始通过一切方式，展开了反对外来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势力的斗争。一方面是无数的民族英雄、爱国将士拒侮抗敌、血洒疆场，广大的中国人民掀起一次次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一方面则是无数先进的中国人努力地在寻求“救亡图存”的道理和道路，千方百计地要使祖国摆脱掉灾难、屈辱，走上富强的道路。他们著书立说，翻译、介绍国外的新学说、新书籍，出版报刊，大力地传播先进思想，进行宣传教育，旨在对人们振聋发聩。在这其中，史学革命和历史教育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关于这一点，1902 年时，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有一段话说得十分好。他说：“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 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攸攸万事，惟此为大。”虽然，他在这里对历史教育的作用有些夸大其词，但是，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当时的先进人士为了救国图强，对于历史教育寄予了多么大的期望！正像马克思说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胸。当人们好象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③
可以看到，在近代中国，历史教育的发展明显地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第一，目的十分明确，“经世致用”；为民主革命，用历史教育民众。近代前夕，统治着我国史学领域的是“乾嘉学派”。这个学派导源于明
② 引自姜义华等着《史学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 年 11 月版，第 6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603 页。
末清初的顾炎武，而盛行于清朝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 年）。他们继承我国古文经学的训沽方法，加以条理发明，研究的重点在于整理古籍和考究史料。虽然，这个学派开始时也以根据经书和历史立论进而达到“明道救世”作为自己的目的，但是，后来实际上却陷入了故纸堆中，从“经世” 转入“避世”，为考据而考据，脱离现实的一切斗争。
早在清朝嘉庆、道光年间，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国势日衰，给了中国包括史学界在内的学术界以极大的震动。先进的人们开始抛弃烦琐考据的乾嘉学风，转而使其研究与著述能够“经世致用”，以图有补于挽救已经出现了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在这些人中，魏源是佼佼者之一。
还在鸦片战争之前，魏源（1794—1857 年）就已经厌烦了那种支离破碎，专“以考博为事”的乾嘉学风，斥责其“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①。他认为史学犹如“药物”，应该“立乎今日以指往昔，异同黑白，病药相发”，②能够医治社会的弊端。道光六年（1826 年），魏源为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即是他这个思想的具体体现。该书专选道光以前凡于治政之道、国计民生有益的经世论文，分成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等八部，编辑成书，旨在使一些历史资料，转化成为当时的“治术”，发挥历史的经验、借鉴作用，以教育当世。鸦片战争后，魏源先后写了《圣武记》和《海国图志》等重要的史著，使他的经世致用宗旨在史学和历史教育中有了更新、更高的体现、贯彻。
《圣武记》成书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即《南京条约》签订之时。书中采用纪事本末的体裁，历述有关清朝建国、平定三藩、戡定回疆、镇压农民起义以及处理蒙古、西藏事宜等史实，并且从中总结了清朝的兴衰原因，建议应采取练兵之方、整军之策、筹饱之法、应敌驭夷之略等项重大措施。光绪四年（1878 年）申报馆排印时，又增补了他所撰写的《道光洋艘征抚记》。该书专一地记述了鸦片战争的经过，其中揭露了道光帝的昏聩、琦善和耆英的腐败无能及向侵略者屈膝投降的丑态，对于广东三元里及沿海沿江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进行了颂扬。《圣武记》的写作用意十分清楚，是在通过清王朝的盛衰，尤其是在军事上的强弱对比，给人以历史启迪，要求国人振奋精神，使中国国富兵强，称雄于世界；并从中求得当前御夷、反对外来侵略的良策。在书中，魏源明确地提出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把外国之长技变为中国之长技的警世主张。
《海国图志》是魏源受林则徐的嘱托而写的一部世界史地名著。它最早刊行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到咸丰二年（1852 年）又增补为一百卷。书中利用了林则徐所编的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并采集了历代史志和明以来岛志中的资料，编撰而成。它叙述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情况，尤其详于英国本上及其作为侵略中国基地的印度、新加坡等的情况。书中也讲了西方国家船舰、枪炮、蒸汽机、火车、银行等知识及东方民族和美国反抗英国殖民者的斗争经验。《海国图志》继《圣武记》中的思想，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很显然，魏源这部史地著述的目的就是要以世界历史的知识教育当时的中国人，希望人们能够从中寻出解救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的道路。
① 《魏源集·武进李申耆先生传》。
② 《魏源集·明代食兵工政录叙》。
与魏源同一时期或稍后一些时间的著名史书，还有夏燮（1800—1875 年）撰的《中西纪事》、何秋涛（1824—1862 年）撰的《朔方备乘》和姚莹撰的《康◻纪行》等，它们都和魏源的著述一样，有着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旨在用历史呼唤国人，反抗侵略，御侮图强。如，《中西纪事》记述了列强侵略我国而发动的两次鸦片斗争的史事，对于英、美、法、俄等国家的侵略罪行，进行了揭露；给清政府的一些投降派以无情谴责， 同时，也歌颂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英勇斗争。《朔方备乘》所述为有关我国蒙古、新疆和中亚、东欧等地区的大事；在其卷首列有“圣洲”、“圣藻”和“圣武述略”等，用心在以唐、元和清朝初年的功业激励清政府， 反对侵略，抵御外侮。书中特别注意中俄关系问题，寓意颇深。《康辅纪行》是作者数次赴西藏的见闻杂记。书中除了记述我国西藏的史地外，还涉及到了英、俄和印度等国的情况，敏锐地指出，英国阴谋侵略西藏，提醒清政府加强沿海和边疆地区的防务。
到了上世纪末，随着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及继之而来的各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的危机更加深重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更是大大地加深了一步。戊戌变法运动即是在这个时候掀起的一场力图挽救祖国危机、救中华民族于水火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在这场运动中， 我们可以看到维新派的志士们是怎样比以往更加“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甚至“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很好的例子便是，这时候康有为写了《孔于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书，假托孔子改制，用孔子的旗号、学说，宣传变法思想，以为变法的理论基础。他还注重世界历史，用世界各国历史上重大的改革事件，教育维新派，为光绪帝寻求维新变法的经验、教训。康有力在《上清帝第六书》中，大声疾呼：“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为此，他在变法期间亲自撰写了《日本变政考》、
《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考》、《法国革命记》、《日本书目志》等有关世界历史的书著。其中，康有为尤着力于对与中国相近、也有相似情况的日本历史的研究。《日本变政考》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定稿井进呈光绪皇帝。这部编年体史书，记述了日本明治元年至二十三年（1868—1890 年）期间的维新变革过程，对于日本当时的议会、宪法、官制、选举等方面的改革尤详。康有为总结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时，条理虽多，但其要点则为“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等等。这些对于在“百日维新”中光绪帝所颁的上谕，有极大的影响。《日本书目志》以《汉书·艺文志》的形式，把康有为早年收集的大量日本人著译的介绍西方和有关明治维新的书籍，编为简目，并对每书撰写了提要。它是与《日本变政考》相辅相成、彼此配合的一部了解日本近代史的目录书。
在维新变法酝酿时期，类似的史学名著还有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韬的《法国志略》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法国志略》以纪事本末的体裁，搜罗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有关法国历史的资料如日本冈千仞著的《法兰西史》，日本监辅著的《万国史记》以及《西国近事汇编》等和报刊有关资料，编撰而成。书中记述了法国开国纪元、王朝递嬗、路易十八复位、新建议院、法英姻盟和战、法英助土攻俄、法奥战和始末，以及关于法国的疆域、首都巴黎、
郡邑、藩属等等史事、情况，目的是让国人以法国的强盛道路为鉴，求得自身的富强之道。《日本国志》是一部典制体的日本史，除简略地介绍了日本的古代史外，重点在写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百务并修，气象一新”的历史情况。它成书于光绪十三年（1887 年），正值戊戌变法前夕；书中详细地征引日本原始资料，包括维新以来的政令、图表、条例等，其目的十分清楚， “意在借镜而观，导引国人知所取法”。正因如此，此书一出对当时中国的变法维新运动影响极大。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梁启超还写了一篇《波兰灭亡记》，于光绪二十二
年（1896 年）刊载于《时务报》上。该文专述波兰两次被瓜分灭亡的历史， 旨从反面教训告诫清朝政府，如不变法图强，便会灭亡。该文对当时的维新变法运动起了不小的激励作用。
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证明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在中国是行不通的。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政府，才是解救中国危亡的良药。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运动在中国大地上悄然而起了。在这场革命运动中，革命派人士更是十分注意利用历史这一得力的手段和工具，展开思想宣传活动。
章太炎（1869—1936 年）是当时最杰出的革命宣传家之一。他在 1903
年 5 月 27 日于上海《苏报》上发表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曾轰动中国， 在革命派中一时广为传诵。在这篇驳斥康有力反对革命，强调必须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的奇文里，章太炎大量地征引了中外历史上的事实，作为自己立论的有力证据。他用清朝历史上经济剥削、掠夺，政治上行专制统治， 大兴文字狱等史实，说明其残酷乃“万国所未有”，必须将其推翻，中国方能进步、振兴。他针对康有为说的“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因而不能革命的谬说，征引西欧和日本的历史，论述了“流血”并非只是革命才有，改良和行立宪照样要有。“既知英、奥、德、意诸国数经民变，始得自由议政之权。民变者其徒以口舌变乎？ 抑将以长乾劲弯飞丸发◻ 变也？⋯⋯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为立宪所无可幸免者。”他还引述了中国明末李自成起义的史实为例，说明只有革命才可以启迪民智，驳斥了康有为所谓的中国人民“民智未开”，不可以进行革命的荒谬言论。他说：李自成开始是“迫于饥寒，揭竿而起，固无革命观念”，“然自声势稍增，而革命之念起”，于是革命的思想、口号便也毅然地提了出来。由此可见，“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章太炎曾经计划过以革命的“新思想”写一部《中国通史》，“约之百卷”， 目的一是“以发明社会政治衰微之原理为主”；一是“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其欲以历史启迪、教育民众的用心是良苦的！
为了使革命思想能够深入民众，这一时期，革命派很注意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尽力地使历史教育通俗化、大众化。这应该是当时历史教育的一个特点。在这方面，著名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1875—1905 年）做得最为突出。他在《猛回头》一书中，用十分浅显易懂的文字和唱词形式，列举出丰富的世界各国历史事实，教育人民必须起来推翻清朝政府，进行革命，同时也要铲除帝国主义列强对于中国的奴役和掠夺。如，书中警告人们说：如不进行革命，使国家自立自强，“怕只怕，做印度，广土不保”；“怕只怕， 做波兰，飘零异域”；“怕只怕，做非洲，永为牛马”；“怕只怕，做南洋， 服事犬羊”。该书一经刊印，影响颇大，可以想见，其中所讲印度、波兰、
非洲、南洋等国家、地区的近代悲惨历史，对于我国人民的迅速警醒，当是多么的切肤和贴近！
此时，革命派为了唤起人民的革命意识，投身于革命运动，在历史教育中于详今略古外，尤其注重于有关革命史的教育。其中陈天华写有《中国革命史论》。从现存的该书《绪论》和《秦末之革命》两篇看，该书极力地歌颂、赞美了中国的秦未农民战争和十八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用中外历史事实论证中国的前途必是国民革命。马君武编译的《法兰西近世史》影响亦很大。该书成千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分为六个部分，介绍了近代以来法国历史的各个方面，意在教育人民从法国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各方面的进步、发展，得到激励和启发，奋起革命，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此时，还有刘成禹撰写的《太平天国战史》。书中对这次近代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战事记之甚详，并且做了一定的总结，如指出太平天国在林凤翔、李开芳失败以后没有再继续派军北伐是一个严重的失策。作者的意图很清楚，希望用太平天国的失败为辛亥革命提供历史惜鉴，包括军事上的经验教训。孙中山十分重视这部书著，专为其作序，并称它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十三年一代信史。”
第二，历史教育的视野极大地拓宽，内容大大地为之丰富。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史书著述和历史教育的内容基本上局限于中国史的范围。虽然其中也涉及到一些中外关系的史实或关于外国历史的记述，但是，一是少得可怜；一是始终也未能够突破中国史的框架。基本上只是中国史教育的这个局面，一直没有根本的变化。应该说，这种情况是与人类古代社会各个国家、地区大体上都是独立发展的，世界上各国、各地区的联系并不是必然的和绝对的历史实际相符合的。
但是，从 15 世纪开始的西欧一些国家对新航路的开辟及随之而来的欧洲资本主义对亚、非、拉广大地区、国家的殖民掠夺，整个世界的联系被大大加强了，从此，任何一个国家、地区要想使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的状况是根本不可能存在了。近代中国的情况同样如此。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使英国用炮舰敲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从此便被卷进了世界资本主义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漩涡之中。这种客观情况，使得一些先进的中国人猛醒。他们非常敏锐地看到，再像从前那样只了解中国，只从中国历史上“列祖列宗”们的功业中去汲取营养是远远不够了，必须“睁眼看世界”，或是出于“知已知彼”，先了解侵略者然后可以对付之；或是出于学习的目的，期望能够从世界历史，尤其是世界上一些先进国家的近代史中寻求医治中国沉疴的良药。当然，也有的是要从世界历史上遭受殖民者凌辱、奴役而致亡国濒于“灭种”的一些国家、民族那里， 得到惨痛的教训，以激励国人，避免中国蹈其覆辙。这样，研究世界历史， 把世界历史也做为历史教育的组成部分，便成为近代先进史学家们的一个重要课题。
从现有的材料看，鸦片战争以后，有关世界历史的专著、译著，简直就象是雨后春笋一般，一下子涌现出来，呈现在中国人民的面前。
最早注意世界历史的人，当推林则徐和魏源。前己述及，还在鸦片战争前，林则徐于广州禁烟时，即已命人将英国人慕瑞著的《世界地理大全》译为中文，然后亲加润色，编成《四洲志》一书。书中简述了世界五大洲三十
多个国家的历史、地理等情况。魏源的《海国图志》一书，充分地利用了《四洲志》，同时又参考其它的资料，撰成后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于东方唯一的一部有关世界史地的巨著。它不仅对于中国人了解世界，接受世界历史教育， 起了重大作用，而且影响及于日本。道光三十年（1850 年），《海国图志》传入日本，使日本人扩大了视野，从中了解到西方各国的情况。尤其是在明治维新前后，人们从该书中获得了有关国际法和立宪政治等的知识，这对明治维新运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此后，一批各种各样的世界历史书著或译著即在中国相继问世、出版了。
其中，著名的属于世界通史性质的有：清末上海作新社译自日文的《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世史》及《世界文明史》。它们都被收入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由作新社印行的《政法类典·历史之部》。这套译著比较系统地叙述了上起世界各文明古国的起源，下迄英、美、法资产阶级革命及西方殖民主义者势力东侵，是一套贯通古今、较为完整的世界通史。其《世界文明史》则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分别讲了原始民族“非文明史”的时代、东洋文明、欧洲文明等，宗旨在于阐释人类社会精神文明变迁的轨迹，探究各个国家、民族文明发展的特征及兴衰原因。当时，还有以“万国史”冠名的世界通史，如《万国史纲》（日人元良勇次郎等著，邵希雍译，1903 年出版），简明扼要地叙述了世界的上古史（公元 476 年以前的古代东方、希腊、罗马史）、中古史（从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 15 世纪末）和近代史（15 世纪末到 19 世纪末）。《万国历史》（作新社编译， 1902 年印行），亦是把世界历史分为古代、中世、近世三个时期，旨在说明人类历史进化的道路，其中尤其以史实揭露了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东方的侵略、掠夺，并对当时中国民族危机日深一日的状况，深感忧虑。《万国史略》（作新社编译，1903 年出版），分上古、中古、近世、现世四个时期， 记述了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重大史事，文字简略，颇似一部世界史大事记。《万国通史》（英国李思与清末蔡尔康、徐草臣、曹曾涵合译，光绪末年印行），特点是分编分国叙述世界历史，如，续编专述英、法两国历史；三编专记德、俄两国历史等。《万国史记》为日人冈本监辅用汉文编著，成书于 1879 年。其书特点系分洲编纂，记述了世界各大洲内各国的历史与制度、地理、风俗及人情；书中于各国的政治利弊和国家兴亡十分重视，尽力地探究其因果规律。该书曾在中国广为流传，影响较大。
属于国别史的书著和译著，较为重要的除了前边已经提及的王韬的《法
国志略》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外，此时还有：沈敦和撰、光绪十八年
（1892 年）刊印的《英法俄德四国志略》、《法兰西国志略》、《俄罗斯国志略》和《德意志国志略》四篇，叙述了欧洲这几个主要强国的历史、疆域、政治、军事、物产、风俗等诸多方面。梁廷楠著、成书于道光年间的《合省国说》，叙述了从美洲新大陆发现到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中美《望厦条约》签订时的美国历史，为中国人最早编写的美国史。《俄史辑译》， 徐景罗译，光绪十二年（1886 年）成书。它从俄罗斯国家的兴起一直记述到清咸丰六年（1856 年）时俄国的历史，是当时我国能够见到的较早较全的一部俄国史。《俄罗斯国纪要》，系林则徐在禁烟运动被革职后谪戍新疆伊犁时所辑，光绪十年（1884 年）刊印。书中对俄罗斯的历史尤其是它向外扩张、侵略的历史，均有简略记述。从中可以看出，林则徐对俄国侵略的
严重性，已有警觉，并深感忧虑。《德国合盟纪事本末》，徐建寅撰，光绪年间刊行。书中叙述了从莱茵联盟到德意志帝国建立的有关 19 世纪的德国历史，为中国较早的德国近代史。《日本源流考》，王先谦撰，成书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以编年体裁记述了日本自开国到明治二十六年（1893 年）的历史。《日本地理志》，原为日人中村五六等编纂，王国维译，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出版。该书以日本的畿内、东海、东山等道为经，以叙其各道的地理、历史等情况为纬，编辑成书。书中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 颇有记述。
此外，一些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专题史或重要人物传记，也在这时不断地出版问世了。其中，关于政治的，如《万国近政考略》，邹弢编辑，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出版，其中有《沿革考》、《军政考》等部分，是一部有关近代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制度沿革的专史；书末还附有世界历史大事记。《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宋教仁译编，初载于《民报》，专一记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包括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各次世界性的大会以及马克思及其学说、马克思与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派别的斗争，等等。《欧洲列国变法史》，法国赛那布原著，许士熊译成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书中专记近代英、法、意、俄、德、葡、荷等欧洲国家的政体革新及政治得失。
《欧洲族源流略》，王树楠撰，成书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该书简
述了欧洲一些古今民族的源起、种属、分支、分布、风俗及其迁徙兴亡情况， 强调旧而愚的旧民族敌不过新而智的新民族，旧族只有复兴才能生存发展， 提出中国必须努力自新，方可避免遭受列强的侵略瓜分等。关于军事的，如
《欧洲列国战事本末》，王树楠撰，成书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按照希腊、罗马、意大利、土耳其、法国、德国、荷兰、西班牙、英国、俄国等国，记述其古今的主要战役，是当时一部罕见的世界战争史。在军事上， 日本一直为那时的中国人所注意，沈敦和所撰《日本师船考》和姚文楝所撰
《日本地理兵要》两书是其代表。前书光绪二十年（1894 年）出版，专一研究日本的海军情况，对日本战舰如“吉野”舰等的装备、马力、炮位、排水吨位等记述甚详，书中还附有日舰的照片。后书光绪十年（1884 年）刊行，以“道”为单位，重点介绍了日本的山川、港湾、岛屿、关卡要隘等军事地理方面的知识，是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较为详细的日本历史地理尤其是军事地理的专书。关于世界名人传记，这一时期突出的有黎汝谦等译编、成书于光绪十一年（1885 年）的《华盛顿传》，林纾等译的《拿破仑本纪》
（有清末京师学务处官书局校印本），此外，还有王树楠撰、光绪二十二年
（1896 年）成书的《彼得兴俄记》（专记俄国彼得一世执政以后的事迹） 和梁启超撰、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出版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以马志尼、加里波第、加富尔的生平事迹为主，兼及意大利资产阶级复兴运动的始末）。
必须说明，以上所列的只是从 1840 年以后到本世纪初（清末），我国关于世界历史研究、著述或译著、译编的一个大致情况，当时还有不少是以游记、类编等形式出版的世界史书著，此处不再赘记。仅此，我们亦不难看出，这半个多世纪，中国人对于世界历史的了解、认识已经是远远超过了过去的几千年。这一变化足以给中国人的历史教育注入完全崭新的内容；它确实大大地拓宽了中国人的视野，在从历史教育的角度“睁眼看世界”上，是向前迈开了多么大的步伐。
第三，人们开始接受了新的史观，历史教育的水平已经今非昔比。
史观如何，一直是决定史学和历史教育质量、水平的一个关键问题。中国古代的史学在史观上，也有过某些进步的表现。如《左传》中的“国将兴， 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依人而行”①，“天道远，人道迩”
②的近乎人、神并重，实则重于人的反天命、带有唯物成份的史观；《史记·货
殖列传》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等在一定程度上从经济方面着眼分析历史问题的唯物主义因素，以及韩非把人类社会分作不断发展、进步的“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的辩证观点，等等。但是， 笼罩着整个我国古代史学的史观却是“天不变，道亦不变”③和“三王（夏、商、周）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④的静止、凝固的或循环论的形而上学观点，英雄尤其是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唯心观点。这里还包括了“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神化帝王的观点。
这种情况到了近代，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首先，外来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朽使得中国民族危机日深，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史观；只有“变”才能够跟上世界潮流，才可以使图强救亡的思想被越来越多先进的中国人所掌握。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龚自珍、魏源等人就已经感受到了危机的存在，并且提出了变革中国的主张。龚自珍（1792—1841 年）敏锐地指出，中国的社会已经到了“衰世”，“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燧，为疫病，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⑤。如何改变这种局势呢？他明确地提出了必须变革的主张：“自古及今，法无不改， 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①；“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②。魏源于此时也大声疾呼：“天下无数百年不变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③，“变古愈尽，便民愈甚”④，认为社会改革、人类进步乃历史发展之必然。
鸦片战争后，由于国势日衰，内忧外患日甚一日，这种要求变革的思想更加强烈了。它不仅表现在戊成变法的实际运动中，而且在人们的历史观上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进化论的史观取代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史观和历史发展循环论的史观，成为近代中国史学和历史教育的主导思想。
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深刻地指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
①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② 《左传》昭公十八年。
③ 《汉书·董仲舒传》。
④ 《史记·高祖本纪》。
⑤ 《龚自珍全集·平均篇》。
① 《龚自珍全集·上大学士书》。
② 《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著议第七》。
③ 《魏源集·筹鹾篇》。
④ 《魏源集·治篇五》。
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严复翻译了英国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并加了 29 条按语，取名《天演论》。该书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正式出版，阐发了生物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学说，将其用于人类社会历史，明确地提出了历史进化论的观点。这部译著一出，便对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所持的理论基础，即是这种历史进化论。梁启超直截了当地提出，“法何以变”？变法的道理何在呢？ 在于“天地之间莫不变”，“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他还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界规律，分析中国社会，认为中国要想“保国”、“保教”，乃至于“保种”，就必须变法⑤。
前边提及的康有为所写《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鼓吹变法的著作，都是以历史进化论为其思想核心的。他在该类书中，根据东汉何休注
《公羊传》阐发的所谓人类社会经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公羊三世说”，把它与变法运动结合起来，推演出了人类社会进化须经“君主立宪”阶段的道理。康有为在《论语注》一书中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这种看法。他说：“人类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部落，而成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至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盖自据乱进化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世，⋯⋯盖推进化之理而为之。”很显然，康有为所要持的是历史进化论，所不同的是他巧妙地给进化论穿上了一件古老的中国圣人的外衣，而且是在 19 世纪末中国半值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维新变法的新剧。
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使君主立宪的政治方案在中国宣布破产。一场以推翻君主专制和清王朝统治为宗旨的辛亥革命在中国大地上掀起。在史学领域里，与之相适应的则是，“民史”观点逐渐地取代传统的“君史”观点； 旧史学和历史教育中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创造历史的思想，受到了越来越激烈、深刻的批判。
章太炎针对改良派把光绪皇帝吹捧成自尧舜以来中国未有之“圣明之主”，要中国人把扭转历史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的帝王史观，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荒谬绝伦的。章太炎轻蔑地直呼光绪皇帝不过是“载■小丑，未辨菽麦”。反之，如前所述，他却热情地歌颂了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领袖李自成。陈天华在《中国革命史论》中，不仅热情地称秦末农民起义为“秦末之
革命”，完全把旧史书污蔑农民起义为“盗”、为“寇”的历史颠倒过来， 而且在论述中尤其重视这次起义中众多群众的参与作用。他说：这次起义“未数月而遍及天下”，“亡秦之功，不得以归之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而必以之归于多数之共亡秦者”。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对“民史”观更是作了痛快淋漓的发挥。他专门为《太平天国战史》一书作序，盛赞太平天国英雄们反抗清政府的赫赫功勋。他十分重视那些“因官吏的勒索敲榨而无力谋生”且又“人数最多”的广大劳动人民的力量，断言他们“将以日益增大的威力与速度进行革命”①。在关于英雄与时势、个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
⑤ 以上均见《饮冰室合集·变法通议》。
①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 63 页，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
孙中山也有着很正确的看法。他以美、法两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为例，指出： “（华盛顿与拿破仑）二人之于美法革命，皆非原动者，美之十三州抗英之后，乃延华盛顿出为之指挥，法则革命起后，乃拔拿破仑于偏裨之间。苟使工人之易地而处，想亦皆然，是故华拿之异趣，不关乎个人贤否，而在其全国之习尚也。”②很明显，在这里孙中山是把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归之于时势和人民群众，而不是归之于某些个人或者英雄的。
历史教育在史观上的更大改变，是在 1919 年五四运动的前后，因为正是此时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我国。在史学领域里，人们不仅系统地接触了唯物史观，而且开始用这种科学的史观指导历史的研究和教育工作。李大钊同志是这一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先驱者和代表人物。还在五四运动以前，李大钊同志即在其写的《民彝与政治》一文中，阐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他说：“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制民彝”；“历史上之事件，固莫不因缘于势力， 而势力云者，乃以代表众意之故而让诸其人之总意总积也。是故离于众庶， 则无英雄。离于众意众积，则英雄无势力焉”③。五四运动后，李大钊同志在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程，并先后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等文章，编写了《史学要论》专著，更加系统、全面地宣传唯物史观。
尤其需要提出的，李大钊同志此时明确地指出了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历史教育，对于当时中国人民的觉醒、中国的改造所具有的巨大作用。他曾经深刻地说：“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这一线贯下来的时间里的历史的人生，是一趟过的，是一直向前进的，不容我们徘徊审顾的。历史的进路纵然有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返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我们既认定世界是进步的，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即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地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④。
必须看到，史观的进步、科学，使得我国的历史教育，从根本上进入了完全崭新的阶段。
第四，近代学校开办，中小学历史课程成为历史教育的重要途径。
清朝政府于光绪三十年（1904 年）公布了我国近代的第一个学制，即
《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其中，包括有《初等小学堂章程》、
《高等小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等具体文件。按照这个学制，小学教育（含初等小学与高等小学）为 9 年，中学教育为 5 年，总共 14 年。无论小学，还是中学，都设置有历史课程：初等小学为“历史”，高等小学为“中国历史”；中学为“历史”。另外，在“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的“大学堂”（文学科大学）中亦设有“中国史学”和“万国史学”。
在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后，以孙中山为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开始对
②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 153 页，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
③ 《李大钊选集》第 48 页，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
④ 《李大刽选集》第 506 页，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
教育进行一系列改革，以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
1912 年 9 月，颁布了新的“王子癸丑学制”。其中小学 7 年，中学 4 年；无论小学还是中学均设有历史课。另外，在以造就小学教员为任务的师范学校，也设有历史课程。
这样，历史教育在青少年中，便以完全正规的课程形式进行了。当时， 中小学的历史课虽然还处在创立时期，但是，都已经制定了明确的教育目的、任务，有固定的课时，并且配有相应的专门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和历史教师。历史教育尤其是对青少年的历史教育，日新月异，收到了前所未有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