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习一点搜集、鉴别史料的方法

既然史料对于历史教育是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从事历史教育工作，就必须学会一点搜集和鉴别史料的方法，懂得一点关于目录、版本、辨伪、校勘、考据等的知识和技巧。

目录。目，指书名或书中的篇目名；录，又叫叙录，是对这本或这部书籍的说明、介绍。这些再加上按照一定的方法对书籍加以分类，便形成了目录书。目录书是我们查找、搜集历史资料的重要工具。清代学者王鸣盛在

《十七史商榷》一书中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著名史学家、前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在《与毕业同学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中更加具体他讲了目录学对于明了书籍情况，并从中搜集历史资料的重要作用。他说：“目录学就是历史书籍介绍，它使我们大概知道有什么书，也就是使我们著作仓库里有什么存货要调查研究一下。⋯⋯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17 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86 页，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

^{⑥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91 页，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

^{⑦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86 页，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

目录学就好像一个帐本，打开帐本，前人留给我们的历史著作概况，可以了然。古人都有什么研究成果，要先摸摸底，到深入钻研时，才能有门径，我自己所需要的资料，也就可以容易地找到了。”⑧

目录书大致可以分作综合性的和专题性的两种。综合性的目录书较为主要且具有实用价值的，如，清代乾隆年间由永瑢领衔纪昀实际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它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收入乾隆及其以前的图书约 3400 种、近 80000 卷，尚有“存目”图书 6700 多种、90000 多卷。可以说，基本上囊括了乾隆及其以前的我国重要书著。经、史、子、集四大类于每类下又分成许多小类，更便于人们查找。每部书还都有著名学者写的对该书介绍、评价的提要，便于读者对该书了解。以其史部为例，其下就分有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证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这 15 小类。我们通过这部目录书，据类查找所需图书，再依该图书搜集需要的史料，十分方便。

再如，《中国丛书综录》是又一部大型目录书，成书于 1959—1962 年，

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分三册，收入我国 41 家图书馆所藏丛书 2700 多种，

共有著录图书近 40000 种。第一册为《总目分类目录》，有“汇篇”、“类编”和《丛书书名索引》等部分，其后还附有《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第二册为《子目分类目录》，系根据第一册所收丛书中几万条子目编成。第三册为《子目书名索引》和《子目著者索引》。一般地使用该目录书，都是先查阅第三册，根据找出的页码，再查第二册，了解某书的卷数、作者和收入何种丛书，最后查阅第一册，了解该丛书的收藏图书馆，从而惜阅使用。专题性质的目录书，如，由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的《七十六年史学书目》。该书收入了从 1900 年到 1975 年出版的有关史学

著作共 9000 余种，包括了史学理论、历史研究法、通史、专史以及史料学等各种史著，是查阅本世纪史学书著的一部很实用的目录书。此外，属于专题性的目录书还有戏剧史方面由中国戏曲研究院编的《中国古典戏曲总录》

（共八编，如《元代杂剧全目》、《明代杂剧全目》、《明代传奇全目》等），音乐史方面由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编的《中国古代音乐书目》，自然科学史方面由刘铎编的《古今算学书录》、王雍编的《中国农书目录汇编》，等等。这些对于我们搜集某一专题的史料，了解此一类古书情况，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与目录书相近似的还有一种索引书，对我们搜集历史资料，也十分有用。有人把索引书细分了一下，又有“书语索引”、“书名、类目索引”、“篇名索引”和“人名索引”几种。⑨

书语索引类的书，著名的如叶绍钧（圣陶）编，开明书店 1934 年出版

的《十三经索引》。该书 1957 年又由中华书局重印。它是一部查找十三经中所有语句的工具书。所谓语句并不是按我们理解的一句话加句号为限，而是以“讽诵时之一停顿为一条”，更加细致。如《论语》中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句即析为“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三条。

^{⑧ 见《中国青年》1961 年第 16 期。}

^{⑨ 参见吴小如等：《中国文史工具资料书举要》，中华书局 1982
年出版。}

每条均按其第一个字的笔画多少编入卷首的笔画检字表。⑩我们按此“表” 即可查出该句在《十三经索引》书中第几页，然后即可在该页中见到此句出自十三经的某书、某篇、某章，甚至于其下的某节。我的一友人为了弄明白

《诗经·伐檀》中的“不稼不穑，胡取何三百廛兮”一句中“稼”、“穑” 二字在先秦经典中的真实涵义，查阅过《十三经索引》，于是二字都在何经书中出现过，当时的原句，出在何书何篇，一目了然，便很容易明白所谓“稼”、“穑”乃是务农或经营农业的意思，并非是“体力劳动”之谓。在先秦时期，体力劳动是“力”字，所谓“君子务心，小人务力”是矣！这个“力”字的涵义也是从《十三经索引》中查到的。

书名、类目索引书，如钱亚新编的《太平御览索引》。

《太平御览》成书于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由李昉等编，共 1000 卷；

有 1960 年中华书局影印的四部丛刊本（精装四册），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百科性类书。全书分 55 部、4558 类，引书较多（据马念祖《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统计，为 2579 种），大多整篇整段地征引原文，内容丰富，不但保存了大量历史文献资料，而且为我们查找资料，提供了很大方便。其 55 部卷目如下：天部、时序部、地部、皇王部、偏霸部、皇亲部、州郡部、居处部、封建部、职官部、兵部、人事部、逸民部、宗亲部、礼仪部、乐部、文部、学部、治道部、刑法部、释部、道部、仪式部、服章部、服用部、方术部、疾病部、工艺部、器物部、杂物部、舟部、车部、奉使部、四夷部、珍宝部、布帛部、资产部、百谷部、伙食部、火部、休征部、咎征部、神鬼部、妖异部、兽部、羽族部、鳞介部、虫豸部、木部、竹部、果部、菜部、香部、药部、百卉部等。

阅读、使用《太平御览》一书时，《太平御览索引》能够给我们提供参考。该书分两个部分。一部分为《太平御览》的书名、编者、年代、取材、部类、版本等；一部分为《太平御览》全书的总目、类目和子目名称的卷数索引，为查找、使用《太平御览》所需资料提供便利。

篇名索引书，如把史学论文篇目分类编成的索引书，就对我们查找自己需要的论文资料很有帮助。张传玺主编的《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手册》一书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年 7 月出版）曾提到 22 种这类索引书，值得参考。兹选几种，予以介绍：

《中国史学论文索引》（上、下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和北京大学历史系合编，科学出版社 1957 年 6 月出版。全书

选用定期刊物 1300 余种，收入论文篇目 30000 多篇，均属从清末至抗日战

争前夕（约从 1900 年 1937 年 7 月）发表的。

《中国史学论文索引》（第二编上、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华书局 1979 年 8 月出版。全书选用杂志 960 多种，收入论

文篇目 30000 多篇。均为 1937 年 7 月—1949 年 9 月发表的。

《中国古代史论文资料索引》，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和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资料室合编。全书收入 1949 年—1974 年期间发表的论文篇目约 30000 余篇。
《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论文索引》（1949 年 12 月 1980 年 10 月）、

《隋唐五代史论文索引》（1949 年 12 月—1979 年 12 月）、《两宋辽金夏

^{⑩ 见上书第 303 页。}

元论文索引》（1949 年 12 月—1980 年 12 月）、《明清（鸦片战争前）史论文索引》（1949 年 12 月—1981 年 6 月）。以上四本中国古代断代史的论文索引书，均由云南昆明师范学院历史系资料室编。

《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1949 年—1974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文物出版社 1978 年 12 月出版，该书引用期刊杂

志 184 种、报纸 50 种，收入论文篇目 7000 多篇（以上均见该书）。

关于人名索引的书，如《二十五史人名索引》，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开明书店 1935 年出版，1956 年中华书局再版。该书收入了从《史记》到《明史》等二十五史的列传、附传中的全部人名，以四角号码编排而成；每个人名之下均注有见于某部史书、某卷和开明书局版二十五史的总页数。《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索引》，张忱石等编，中华书局 1980 年出版。该书依据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二十四史，以四角号码为检索，在每个人名下均注有见于何部史书、何卷、页数等。我们知道，在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中，一个历史人物常常见于多传之中，甚至见于多部史书中，如《史记》与《汉书》、《后汉书》与《三国志》就多有重传现象，我们了解某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时，如果能够使用以上等类的人名索引书，只须一查，便可将其有关的史料、记载尽览于眼前，这比起一部书一部书、一卷一卷地尽去翻阅，显然不知要方便多少了。

版本。在隋唐之际发明雕版印刷术以后，书籍的刊行、流通方便多了；一部古书可以一般再版，可以在不同的机构（如政府、私人、书商等）、不同的地方（如四川、南京、福建等），以及不同的时间、朝代，一刻再刻。这样就出现了每部书的众多版本问题。由于种种原因，这许多的版本在其纸张、墨色、字体大小、装帧，尤其是书籍的内容是否完整，文字是否经过了精勘、精校，尽少讹误等许多方面，都会有高下优劣之区别。因此，我们在搜集史料时，就不仅要找对书，还必须尽量选择好的版本，这样才可以确保史料的质量。

关于如何识别版本的优劣，前人有过许多的见。如，清代张之洞在其《辅轩语·语学》一书中说：“善本（即好版本，引者注）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缺之本也。善本之义有三：一曰足本，二曰精本，三曰旧本。”他所提的这些标准，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

选择好的版本古籍使用时，有些专一研究历代版本的工具书可兹参考。如《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3 年重印出版。该书为邵懿辰、邵章、邵友诚一家几代人陆续编著而成。它依据清人纪昀所编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20 卷）一书所收的书目，对于每部书均罗列其各种版本，并间或加以评注。前人称该书于版本上之精细，“如数家珍”。这样，该书就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古籍的众多版本及其优劣的一些线索，可供我们选择使用时加以参考。

辨伪。这是鉴别史料真伪的一项重要工作。“辨伪”的含义可以很广，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文中说：“辨伪法先辨伪书，次辨伪事。”

①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不少的伪书。据近人张心澄写的《伪书通考》统计，伪书经部的有 73 种，史部的有 93 种，子部的有 317 种，集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 150 页。}

部的有 129 种。伪书的情况亦有所不同：有内容伪的，如全部伪的，像《孔子家语》，就根本不是春秋时孔子所作，纯系魏晋时期的经学家王肃为了与其他学派论争时得势而伪作的；有部分伪的，像《庄子》名为战国时庄周著，实际上只有其中的《内篇》是出自庄周本人，而《外篇》与《杂篇》皆为庄周后学所作，如果用其内容研究庄周的思想，显然就不恰当了；也有在时间和作者上是伪的，如《黄帝内经》原说是距今四千年前的黄帝所写，但是，经过今人研究，大致意见是其成书于西汉初年，且与传说中的黄帝井无瓜葛。

可以想见，如果对于历史上的古籍，不加辨别地区分其真伪，随便使用，

必然会难辨正误；倘若把伪书当作真书使用，所搜集到的史料只能够是错误的，据此得出的历史结论亦自然难以真实而无法使人信服。不言而喻，辨伪工作对于搜集、鉴别史料，是十分重要的。

关于辨伪的方法，前人已有所总结，应该加以学习、借鉴。

明代的胡应麟在所著的辨伪专书《四部正讹》中，较系统地提出了辨别伪书的 8 种方法，即“辨伪八法”。具体内容为：

“核之《七略》，以观其源”。《七略》是西汉刘歆写的一部我国最早的目录书，后亡佚，但是，其基本内容被保留在《汉书·艺文志》中。所谓“核之《七略》”，即是看一看《汉书·艺文志》中有无著录，用以判断其书的真伪。
“核之群志，以观其绪”。“群志”指二十四史中有的《艺文志》或《经籍志》。它们都是历代的重要目录书。“核之群志”，即是查看一下这些《艺文志》或《经籍志》中对于某书是否有所著录，借以了解某书历史上的保存、流传情况，判定其真伪。
“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即是看一下同时代别的书著或者人物的言论中是否提到或引用过某书，借以明辨该书的真伪。
“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即是查看一下在后世人的著述或言论中是否提到或引用过某书，借以从中判断某书的真伪。
“核之文，以观其体”。文指书中的文字，“核之文”即是看一下某书所用的文字、语词是否当时的文体，通过这点定其真伪。
“核之事，以观其时”。即是通过某书中所述之事，看看它是否合于历史的实际，借以判断该书的真伪。
“核之撰者，以观其托”。这是对某书作者的考察，看看是否有误或是否假托于古人以自重。
“核之传者，以观其源”。查一查传播该书的人，用以明辨书籍真伪。

近人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又提出了“若干条鉴别伪书之公例”，即所谓的“辨伪十二法”。其内容与胡应麟的“辨伪八法”可互为补充、发展，并且多举例以兹说明。在我们辨别伪书时，值得参考。

一些前人于具体辨伪上曾经做过很多的实际工作，写有辨伪专书。这些都是前代学者辛勤劳动成果。我们在辨别伪书时，如果能够对其加以使用、参考，是可以事半功倍而少走许多弯路的。

例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明代胡应麟《四部正讹》，所辨古书遍及经、史、子、集四部，达 70 余种。张心澄的《伪书通考》（商务印书馆 1957 年出版），更充分地吸收了前人的辨伪工作成果，无论其说法异同，都给予全录或做节录，并一一注明出处，最后则以“按语”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意见。该书所辨

之古书，遍及经、史、子、集、道藏、佛藏等六部，达 1105 种。

校勘。古人又称校雠，西汉刘向对此解释说：“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①由于雕版印刷术发明后，版本日多，其中难免在古书文字的刻版上版版出现问题，不外乎脱、衍、倒、讹几种情况。这就需要经过校勘予以纠正，否则以错传锗，很难保证选用的史料是正确的。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曾经引用陈垣发现的由于古书版本不同而出现文字错误的两个实例，很能给人以启发。该书说：“近代学者里，陈垣先生是很重视校勘的。他曾指出沈刻本《元典章》的《新纲目》中有‘颁行四方已有年矣，一语，据元刻本，‘颁行’系‘板行’之误。‘颁行’，应指朝廷颁行，而‘板行’则是地方上刻版印行。这一字之错，关系到《元典章》全书的法律地位。陈先生说，这是‘一字之误关系全书’。陈先生又指出《通鉴》胡注对韩偓的评语：‘世固有知之言之而不能究于行者，韩偓其人也。’‘而不能’，元刻本作‘而不行’。全文应是：‘世固有知之言之而不行。究于行者，韩偓其人也。’这可以说，一字之误关系到对一个人一生的评价。上举两个例子虽都属于比较少见的，但可反映出校勘在文献研究上的重要性。”②关于校勘工作的重要，陈垣也明确地指出：“校勘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③校勘是否精细，实则关系到我们鉴别史料工作的优劣。

应该说，前人于校勘上下过不少的功夫，有些版本的史书业已经过了“精校细勘”，如中华书局标点本的二十四史，即是都经过了专家学者的校勘，其成果斐然。拿《史记》来说，中华书局在标点时，就先认真地分析了现有的各种版本：“现存最早的本子有南宋黄善夫刻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中。此外有明嘉靖、万历间南北监刻的《二十一史》本，有毛氏汲古阁刻的《十七史》本和清乾隆时候武英殿刻的《二十四史》本。其中武英殿本最为通行，有各种翻刻或影印的本子。”但是，最后他们还是选定了“用清朝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刊行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

（简称金陵局本）作为底本，分段标点”。所以如此，是考虑到“这个本子经张文虎根据钱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时本加以考订，择善而从，是清朝后期较好的本子”。在《史记》全书的最后，中华书局还专门写了一篇《（史记）点校后记》，“把关于点校方面应当向读者交代的分别说明如下”。这次标点的工作是由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等做的，并经过了中华书局编辑部的“整理加工”。①

像这样，我们在搜集、鉴别史料时，只要是注意选择好的本子，充分利用前代学者的校勘成果，即可以省却自己不少的时间和精力。

但是，尽管如此，自己直接了解、掌握一些校勘工作的知识和方法，也还是必要的。

现在，人们常常使用的校勘方法是陈垣在《元典章校补释例》中所提出的“校法四则”，亦称“四校法”。兹摘要于下：

“一为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

^{① 《昭明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风俗通》。}

^{② 白寿彝：《史学概论》，第 101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7
月出版。}

^{③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校勘篇》。}

^{①
以上引文均见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的《出版说明》和《点校后记》。}

旁。⋯⋯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它数法。”

“二为本校法。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决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予于《元典章》曾以纲目校目录，以目录校书，以书校表，以正集校新集，得其节目讹误者若干条。至于句字之间，则循览上下文义，近而数页，远而数卷，属词比事，低牾自见，不必尽据异本也。”

“三曰他校法。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

“四为理校法。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若《元典章》之理校法，只敢用之于最显然易见之错误而已，非有确证，不敢借口理校而凭臆见也。” 5.考据。又称考证，是指对史料、史事的全面鉴别真伪的工作，唯此才

有可能获得真实可靠的史料，使史学研究和历史教育建立在信史的基础之上。陈垣在《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序录》中说：“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郭沫若在讲到乾嘉学派的考据学时也说过：“乾嘉时代，考据之学虽或趋于繁琐，有逃避现实之嫌，但罪不在学者，而在清廷政治的绝顶专制。聪明才智之士既无所用其力，乃逃避于考据古籍。此较之埋头于八股文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不可同日而语。欲尚论古人或研讨古史，而不从事考据，或利用清儒成绩，是舍路而不由。就稽古而言，为考据。就一般而言，为调查研究。未有不调查研究而能言之有物者”。② 对于搜集、鉴别史料而言，考据的重要性，是明明白白、毋庸置疑的。

那末，如何对史料或史事进行考据呢？

首先，前述的目录、版本、辨伪、校勘等工作，都包含了考据的工作在内，且又都为考据工作做了准备，或者说是考据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目录”可以为我们提供更详尽的书籍。供我们阅读，从中搜集更多且有用的资料，而避免由于孤陋寡闻，闹出笑话。赵光贤在其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里举了一个陈垣纠正梁启超考据史实上的错误，即是很好的例证。书中说： “过去讲玄奖法师西行之年，一般都说在唐贞观三年，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对这个问题提出质疑，举出很多理由，证明玄类出行在贞观元年秋。其主要理由是史书载玄类出行的第二年，路过现在中亚细亚的西突厥，见过西突厥国王叶护可汗。而《新唐书·薛延陀传》说：‘贞观二年突厥可汗见拭’。故梁认为玄奘首途当在贞观元年，否则到西突厥见不到叶护可汗。梁觉得他的新说‘殆成铁案’。陈先生举出许多理由，对梁说逐条辨驳，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法师所见的叶护是肆叶护而非统叶护’。他引《通典》

^{② 郭沫若：《读随国诗话札记》。}

和《册府元龟》：‘贞观元年，⋯⋯时统叶护自负其能，无恩于国，部落咸怨，⋯⋯为其伯父所杀而自立，是为莫贺咄屈利俟毗可汗，⋯⋯国人不附，⋯⋯时统叶护之子咥利恃勒（按：勒字当作勤，‘特勤’是官名），亡在康居，泥孰迎而立之，是为乙毗河钵罗肆叶护可汗。’据此，陈先生认为：贞观元年统叶护己被杀，即令法师在贞观元年出游，到西突厥也不及见统叶护。贞观四年肆叶护统一西突厥。所以玄类三年秋出游，第二年见到的正是肆叶护。问题在于贞观元年被杀的是统叶护，而玄类所见的是其子肆叶护，一字之差，铸成大错。这个例子说明，考证务要谨慎小心，能够找到的书，一定不要遗漏。”③

“版本”的作用，前边已有例说，此处不再赘述。“辨伪”与“校勘”，一个是辨析书籍的真伪，一个是纠正书中文字的正误，其本身就都直接关系到所用史料、史实的正确与否，是考据工作的重要环节与手段，更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了。所以很好地运用这些方面的知识，掌握其方法、技巧，并把其运用到辨别史料、史实的工作中去，自然也就是在做考据工作了。

其次，是要搜集掌握尽量多的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的材料，并要有一定的逻辑修养。其实，这一点是更为重要的。考据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翔实的材料与正确逻辑推理的有机结合。赵光贤在他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讲了他考据明末农民战争中的“荣阳大会”，便是一例。他说： “《明史·李自成传》载，崇祯八年（1635 年）正月，十三家七十二营农民军曾大会于荥阳，商讨如何抵挡官军。李自成在会上提出了‘分兵定向’ 的策略，从而取得了此后的一系列胜利。这一说法似乎已成定论，为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的同志所津津乐道。但是此说是很可疑的。《明史》的这一记载，采自吴伟业的《绥寇纪略》。这部书是吴伟业根据他所见到的有关明末农民战争的公私记载，综合、整理而成的，并不是他在农民起义过程中亲身经历的记录，就是说他的书不是根据第一手材料写的，而是抄录第二三手材料而成。因此我们不能到此止步，草草下结论。当时还有两部记载明末农民起义的书，作者都与吴伟业同时。一位叫郑廉，曾参加过农民军，他写的《豫变纪略》，记录他在军中的见闻，可是只字未提荥阳大会，这样的大事难道他竟一无所知？还有一位叫戴笠，他写的《怀陵流寇始终录》，是一部明末农民起义的编年史，也未涉及荥阳大会一个字，这是很可奇怪的。《绥寇纪略》中有关荥阳大会的记载颇有可疑之处，如书中所列十三家农民军首领，与当时情况不符。焚烧皇陵的农民军首领扫地王、太平王以及闯塌天等著名将领都不在十三家之列，而名声不大的横天王、革里眼、左金王等反在十三家之列。而且，该书所记根据李自成提出的‘分兵定向’的策略，各家出师活动的方向，也与诸书所记不合。⋯⋯荥阳大会的主要人物是李自成，要解决荥阳大会的疑难，必须从李自成的活动着手。为此，我们查阅了大量当时官僚给明帝的奏疏，这些都是第一手材料。我们从这些材料中发现，李自成从崇祯七年入陕之后，一直在陕西、甘肃一带活动，直到崇祯十一年冬以前没有出关，所以不可能在崇祯八年初到了河南和安徽。据此可以断定，所谓‘荥阳大会’是不可信的，崇祯八年农民军焚皇陵，九年与卢象升大战于滁州等战役均与李自成无于”。①

^{③ 赵光贤：《中国历史研究法》第 139 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8 年 5
月出版。}

^{① 同上第 142—143 页。}

赵光贤先生的上述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其详细论证还可见于他写的《明末农民起义史事丛考》（《社会科学辑刊》）1981 年第 5 期）。当时，我也参加了搜集、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资料的工作，与赵先生在一起搞，也从明末清初人彭孙贻所撰专一记载明末农民起义史事的《平寇志》（亦名《流寇志》）一书中查到，崇祯八年率领农民军焚烧安徽凤阳皇陵的是扫地王张一川，与《明史》所记系李自成、张献忠等所为，决无干系。

从上述关于“荥阳大会”这一重要史事的考据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资料必须翔实，假如单单依靠《明史》或《绥寇纪略》，就会得出错误结论，而多掌握些资料尤其是可靠的重要的资料，如《豫变纪略》、《怀陵流寇始终录》、《平寇志》以及大量当时官员向明廷的奏疏（此类资料多见于文集中）等，反复排比，情况就会截然不同。第二，要有较强的逻辑推理的功力。如赵先生考据这个问题至少是从三个方面做了推理，一是为何当时许多重要书籍不记荥阳大会；二是据《明史》所说由于荥阳大会才有了“分兵定向”，而后则有李自成等焚烧皇陵，可是事实上焚烧皇陵的不是李自成等人，反倒是没有参加荥阳大会的扫地王张一川等所为。三是，根据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证明，李自成等人当时都在陕西与明军作战，根本没有过河进入河南，那么又怎么会出来个十三家七十二营在河南召开荥阳大会呢？我觉得这个第三点尤其有力，也就应了是逻辑上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道理。

再次，要有广博的知识，包括天文、历法、地理等的知识。例如，有的学者考据武王伐纣的时间、赤壁之战的地点、春秋时楚国“云梦”泽的情况，以及中西交通史所记海洋中的岛屿、地名等等，常常都是要在充分利用历史文献资料的同时，运用广博的知识，最后才给予解决或提出新见的。

最后，需要有理论修养。理论不仅可以指导我们分析史料，得出科学的结论，而且在考据史料的工作中也是非常必要、不可或缺的。如有的学者在讨论北宋历史一些问题时，提出：北宋的记载要比南宋的记载可靠，因为是当时人所记，并将其作为一项原则用来衡量北、南宋的史书与其他文献的真实性。我们姑且不说具体史书的评价，仅就上述“原则”恐怕就很可商榷。恩格斯讲过，当历史事件还在进行的时候，我们对此往往很难产生明确的认识，这是因为历史事件的一些重要因素还处于“潜在活动状态”，“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鉴别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对其明确的认识。②北宋发生的历史事件，限于信息传递手段的落后和其它种种原因，当时人的记载未必能够全面、准确，许多情况也可能鲜为人知，未及披露出来，有的则可能正以讹传讹，尚未得到澄清，这些恰是因为其尚处于“潜在活动状态”；反之，到了南宋，已是“在事后”了，倒是有“可能得到”更多的“材料”并给予“鉴别”。南宋的记载不但不一定不如北宋当时人的记载可靠，反而有可能是相对地全面和准确的。其实，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很普遍的常识。看来假如没有一定的理论修养，即便是考据工作，也是会出问题的。

再如，有些搞考据的学者一味地相信“第一手材料”，这自然有其道理，

但是，假如对一些与农民军直接作战军官的奏章或者某些人的墓志铭这些“第一手材料”过于迷信，也就难免会上当受骗。这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如果我们从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观点去看这些奏章或墓志铭的话，就会发现其中往往掺杂了“胜利”时，标榜自己、美化死者，而在“失败”时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591 页。}

诿责任、解脱罪责的言辞，因而其所记史实也就难免会有失真之处。不然，曾国藩何以下了那么大的功夫来篡改李秀成的供状原稿，以致于今天我们对

《李秀成自述》所记史实部分，仍然有许多的疑问而不敢贸然全部相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