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历史教育的特点、途径和方法

第一节 历史和史学——历史教育的源泉和依托一、历史教育的源泉和内容——人类的历史实践活动

从前章关于历史教育现象的起源和发展的内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追根溯本,历史教育的源泉及其内容是历史;如果没有了这个源泉和内容, 也就没有了人类的历史教育。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也正是历史教育与其它教育现象有所不同、互相区别的最根本所在。因此,在研究、确定历史教育的途径和方法时,有必要先明确一下有关历史的某些基本特点。

什么是历史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句名言: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 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①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到,如果单单谈到“历史”的话,它是指的一切客观世界的发展过程,既包含自然界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自然史,同时也包含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即人类以往的实践活动,亦即人类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讲了上述话以后,紧接着就说:“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 很清楚,我们常说的历史,应该指的是人类史,也就是人类以往的社会实践活动。正是这个人类史,构成了历史教育的源泉和内容。

作为人类社会历史现象,与世界上其它现象比较,有着自己的一定特点:

第一,有了人,才有了人类社会的历史。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由人类以往的一切社会实践活动所构成的,人是历史存在的前提条件。“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②“‘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③已显然,如果把人,把“有生命”、“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个人及他们的活动,从历史上“抽” 掉,那么,一部人类社会的历史便也不复存在了。

第二,只能够是“一度性”。

正像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词中写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类历史犹如江河一样,一旦东流入海即一去不复返了。它具有一度性的特点。人类社会历史是不能够再现和重演的。

第三,与自然史相比,有其复杂性的一面。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著名的书中曾说:“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

(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 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2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4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18-119 页。

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④正是这样,在自然史上一切“活动”受着规律的支配,但是,所有这一切“活动”都是在无意识、无目的地进行着,因而相对地表现为“简单”一些。而人类的社会历史活动却不同, 它除了受着规律的支配外,还要受着“有 意识的”、有“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所左右,因为历史归根结底是由人的活动所创造的。“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⑤与自然史相比,人类社会历史会给人以更多的变幻莫测、扑朔迷离的感觉,要显得复杂得多。

第四,具有多样性和统一性。

人类历史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所走过的历史道路,千差万别,纷坛复杂,而没有任何的雷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得十分深刻。他说:“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⑥关于历史发展的这种多样性,列宁曾经以帝国主义各国和各国建立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作了具体的说明:“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下一致需要的托拉斯和银行,甚至在现代帝国主义条件下,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也具有各种不同的具体形式。至于美、英、法、德等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形式,虽然基本上相同,但它的形式是更加不一样的。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表现出这种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 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⑦

但是,人类历史又具有统一性。这就是说人类历史尽管于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表现出了较大的发展差异,但是,它们却同时又存在共同的一致的东西。其实,这即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例如,随着金属货币的采用,一系列的规律发生了作用,这些规律对于借金属货币进行交换的一切国家和历史时期都是适用的”。⑧当然,如果细分的话,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即规律性,又可以分成几种类型:第一种,能够适用于人类社会历史的一切发展阶段,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如,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统一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43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18-119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892 页。

⑦ 《列宁全集》第 23 卷,第 64-65。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187 页。

规律;人类历史总是由低级向高级逐渐演进的规律;历史归根结底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规律,等等。第二种,仅仅适用于某一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 却并不能够适用于一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如,关于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的规律,就只在人类历史上的阶级社会中起作用,却并不能够适用于无阶级的社会。第三种,只是适用于某一个社会或者某一种社会现象的规律。例如,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民族资产阶级既有革命性又有妥协性的规律,就不一定适用于其它某些国家的资产阶级。

历史的多样性都寓含着历史的统一性,同样,历史的统一性又只能够是

通过历史的多样性才得以体现。如果抽去了历史千姿百态的多样性,历史的统一性便无从谈起了。它们这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在哲学上便是矛盾的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正像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所说的: 矛盾的“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每一种物质的运动形式又具有自己的个性即特殊性。“这种情形,不但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在社会现象和思想现象中也是同 样地存在着”,共性“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

第五,具有必然性和偶然性。

人类历史的发展总是受到一定的必然性所支配的;这种必然性生动地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一点正像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的:“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个别时代和个别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即使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期望的目的,在表面上,总的说来好象也是偶然在支配着。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 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但是,人类历史的整个发展进程又是始终充满了偶然性的。“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未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⑩

诚如前引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说的,历史发展的偶然性总是受着历史的必然性所支配的,历史“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 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但是,历史的必然性又必须通过历史的偶然性作为其表现形式。恩格斯在讲到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时,对这点论述得十分精辟。他说:“在这里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43 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93 页。

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 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这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 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末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 1850 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学家就证明,已经有人力求做到这一点,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做到这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然被发现。”①

在这段话里,恩格斯清楚地告诉我们,一方面,历史的必然性始终在历史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另一方面,历史的必然性又总是要通过那些“纯粹是一种偶然”的历史人物才能够体现出来,要“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

不仅如此,偶然性在历史发展中还不仅仅是历史必然性“消极”的表现形式,它对历史必然性的实现还会起着加速、延缓、或好、或坏的积极“推动”作用。正如马克思在《致路·库格 曼〈1871 年 4 月 17 日〉》的信中所说的:“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迟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①正是因为偶然性的历史作用,一些历史人物对于历史的发展曾经起了十分

重大的推动作用,而另一些历史人物却阻碍了历史发展的进程。这一点就成为我们评价历史人物重要的理论依据。

第六,时空观念。

恩格斯说:“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②人类社会历史亦然;它赖以存在的基本形式同样是时间和空间,如果没有了时间和空间,历史亦将变为“非常荒诞的事情”。

时间在人类社会历史上,表现为历史的年代,即世纪、年、月、日。正是这个“时间”能够把历史上的事件、人物、制度以及现象,联结起来:或是纵的联系,前因后果;或是横的联系,“同年共事”,互相影响、制约, 然后构成历史的整体。

为了很好地表现人类社会历史的这一时间观念,在历史教育中除了坚持叙述历史要严格地按照时间发展先后次序外,还要注意使用一些年表,如《历史大事年表》、《中外历史大事对照年表》、《中国朝代顺序表》、《帝王世袭表》等等。

空间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则表现为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制度和历史现象所赖以发生、发展和存在的地域,即地理环境。也正是这个“空间”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506-507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91 页。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成为人类社会历史多样性的一个因素;同时也使得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在空间上得以彼此联系起来,构成人类社会历史的整体。因此,研究、认识历史,进行历史教育,一刻也离不开地域观念,离不开人类历史发展所赖以存在的地理环境。

要想很好地表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体现出历史存在的空间观念,很重要的手段便是历史地图。白寿彝在其主编的《史学概论》中,从史书编纂的角度明确地指出,史书必须“注意对历史地图的运用。史书记地, 最好附以必要的历史地图。谭其嚷同志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我国历史地理学者近年最重要的科学成果之一,对史学工作很有用处。现在的历史书,一般多不附历史地图,这是史书记地方面的一个重要缺陷。”①白先生这里主要谈的是史书编纂,其实就整个历史教育而言,同样地需要“注意对历史地图的运用”,如,下边章节中将要谈到的历史教育的方式和方法, 其中“参观、访古、凭吊”就应该有历史地图与之相配合,现在有的叫“旅游图”或某地“名胜古迹图”,这样可以使参观者对历史遗址、遗迹有一个清晰的地理概念,加深理解历史,而不致于昏昏然。其中的“历史读物”, 更是须要附以相应的历史地图了!下边章节讲到对青少年进行历史教育的主要途径——历史教学时,无论是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还是历史课堂教学,亦都反复强调了历史地图(或是教科书的插图、地图册、填充地图册,或是历史地图挂图)运用的重要性,究其原因,都是依据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这一特点,考虑到“空间”乃是人类社会历史“存在的基本形式”的规律。

在历史教育运用历史地图时,依据人类社会历史的特点,应该注意一些问题。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从史书记地的角度概括了几个方面,很精辟,我觉得对于我们从事历史教育、编著历史读物和运用历史地图,同样是很有启发和参考价值的。这几个方面主要是:“首先要注意历代建置的变化。汉州、唐道、宋路、元省,这是大的变化;其下,或含郡、县,或含州(府)、县,有二级制,也有三级制,都应有所交代。其次要注意常见的地理概念。山东、山西、山左、山右、关中、关内、关外,关东、关西、关左、关右, 河东、河西、河南、河北、江东、江西、江左、江右,等等,都是史书上常用的地理概念;沿用这些概念,必须注明其原意,才不会给今天的读者造成误解。第三要注意同地异名与异地同名。如今天的北京市,春秋战国称蓟, 辽称燕京,金称中都,元称大都,明称北京,1928 年改称北平,1949 年又改称北京。这是同地异名。如就‘北京’这一地名来说,唐、五代指太原府, 北宋指大定府,金先后改称临潢府和大定府为北京,明初以开封府为北京, 旋又建顺天府为北京,即今天的北京市。这是同名异地。这两种情况都是大量存在的,不应相互混淆。第四要注意古今地名未变而管辖范围已有很大差别。如上海,在宋仅是一镇,元设为县,1928 年设上海特别市,1930 年改为上海市,而现在的上海市则辖十区、十县。如扬州,相传为古‘九州’之一,泛指我国东南地区;汉唐时期为州名,辖境相当今安徽淮水和江苏长江以南及江西、浙江、福建三省,湖北与河南的少数县份;隋唐以后改为州、路、府名,辖境相当今江苏扬州市、泰州市、江都、高邮、宝应等县;1949 年析江都县城区置扬州市,此即今天的扬州市。类似这样的情况,史书记地时应有所说明。第五要注重实地调查。以往史书上记载的地名,实指何地,

① 白寿彞主编:《史学概论》第 170-171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在解释上有时含混,有时有错误,须经过实地调查,加以核实。如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 年),北宋与西夏大战于永乐城,双方兵力总计不下 50 万。历来有关记载都说永乐城在今陕西省米脂县西南永乐村。有的学者经过实地调查,认为永乐村是一个狭窄、缺水的小山沟,不可能是几十万大军决战的地方,而米脂县的马湖峪才是永乐城故址。⋯⋯可见实地考察,不仅可以发现以往史书记地的错误和疏漏,还可以进而认识到历史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生活影响的程度。第六要注意对历史地图的运用。⋯⋯最后,我们今天在史书里记地,应当比古人有更高的要求,这就不只是从地理沿革上要求,而且还要把地理环境作为历史发展的自然条件。马克思重视自然条件在社会生产上的作用。他在讨论劳动过程的时候,把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规定为:‘有目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是劳动生产的自然条件;劳动资料,也是离不开自然条件的。马克思在另外一个地方,又说:‘撇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他在论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说:‘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①。马克思的这些话说明了包括气候在内的自然条件对于社会生产的重要性,说明了控制并利用自然力的必要性,这对我们的史学工作都是有指导意义的。我国历史上有不少重大问题。如广大国上的统一, 各民族间不平衡的发展,封建社会发展的迟缓,南方北方经济地位的消长等, 都可以从马克思的这些论断中得到启发,从而作出科学的说明。”②

第七,人类史与自然史有着密切的关系。

前面我们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但是,就在同一本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说:“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正是这样:

首先,人类社会的发展脱离不开一定的自然条件。自然界的现状和变化影响着人类史的进程。尽管我们不能深入地研究人们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自然条件,如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等,但是,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条件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众所周知,正是一些大的河流(尼罗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印度河、黄河等)哺育了世界上最早的一些文明古国。可是,有时一场地震或火山爆发而毁灭了一些很繁华的古老城市或文明的现象,在历史上也并不是罕见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专就自然条件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做了细致的分析,说:“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例如,可以用英国同印度比较,或者在古代,用雅典、科林斯同黑海沿岸的地方比较。”①具体到自然条件影响及于一些古代国家政权的特

① 以上所引马克思语,见《资本论第 1 卷,第 202、560、561-562 页,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中译,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② 白寿 彞主编:《史学概论》第 168-171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560 页。

点,马克思也曾经做过具体的说明。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说: “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以及其他国家,都是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②

同时,人类的社会历史活动也对自然界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特别区分人和动物对于自然界的影响:“如果说动物不断地影响它周围的环境,那末,这是无意地发生的,而且对于动物本身来说是偶然的事情。但是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动物在消灭某一地方的植物时,并不明白它们是在干什么。人消灭植物,是为了在这块腾出来的土地上播种五谷,或者种植树木和葡萄,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可以得到多倍的收获。他们把有用的植物和家畜从一个国家带到另一个国家,这样把全世界的动植物都改变了。”①他还批判了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指出:“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例如,德莱柏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学家都或多或少有这种见解)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 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②

这里讲的是人类对于自然界的积极影响,通过自己的活动,改变着自然

界,使其“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然而,人类对于自然界还有着另一种影响,即破坏自然界,对其施以消极的影响。例如,滥伐森林、捕猎某些动物,造成水土流失,使良田变成沙漠和造成自然界的生态的不平衡;人为地使河流决堤,造成河道破坏、泛滥成灾等等事实,在历史上就屡见不鲜。恩格斯在 1853 年 6 月 6 日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曾就英国侵略者占领印度后,给印度自然条件造成的巨大破坏做了透彻的阐说,指出在印度的英政府把公共工程(管理再生产)部门完全抛开不管,结果使印度的农业完全衰落了。过去耕种得很好的整个地区成了不毛之地;并指出这一事实说明,一次毁灭性的战争足以使一个国家在数世纪内荒无人烟,文明毁灭。

什么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内容呢?

正如前面谈到的,应该说人的存在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有了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才有了人类的全部历史。但是,这种人类创造历史的社会实践活动,却“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①“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 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64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15-51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51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4 页。

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②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即是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作用,乃至对自然的征服, 其表现出的能力是生产力。人类的社会关系,就是在与自然斗争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们在生产中的关系,即生产关系。很显然,正是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发展变化和交互作用,便构成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最基本内容。

马克思在其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内容,做了非常精辟的阐述。他说:“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③

可以看到,所谓人类社会历史的内容,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首先是人们

的社会物质生产力,同时是与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然后是由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社会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及竖立于其上的上层建筑,并且“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种变革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即意识形态的一切形式。因此,我们常说历史带有综合性的特点,它包括了人类社会的一切实践活动,有生产的、物质的、科学技术的,也有政治的以及意识形态的。

既然,历史教育的源泉和内容就是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那么,我们弄明白了人类历史的特点及其内容,在认识和进行历史教育的过程中,就会有的放矢,收到更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