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掌握运用理论分析历史问题的方法

前面已经谈及，要想让我们的历史教育不只是停留在对于历史表面的现象进行认识上，有一定的深度，使受教育者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能够认清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就一定要有理论的指导，并且能够运用理论去分析历史事实，从中得出科学的结论。这就需要我们掌握一定的运用理论分析历史问题的方法。下面择其主要的，作些介绍：

首先，要学会阶级分析与历史分析的方法。应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的最基本方法。

由于在“一个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意向同另一部分人的意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历史告诉我们，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经常进行斗争⋯⋯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①于是我们就需要找出一个理论，能够正确地认识这些事实，而对于阶级社会的历史，这个理论便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人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饨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①

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认识和分析人类的阶级社会，就会发现：

第一，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1888 年，恩格斯在英文版上于此加注，指出：‘确切他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引者）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不仅如此，“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第”；这种情况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改变，“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②

尽管世界各国、各民族历史上内部阶级和阶层的称谓不同，且不断地发展变化，但是，上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讲的人类社会被划分为阶级，阶级内部又有阶层，以及阶级斗争等内容，是适用于整个人类阶级社会历史的，中外咸同，无一例外。因此，无论对于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无论对于历史上的事件、人物、制度还是现象，都要用这个观点作指导进行观察和分析，

①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586—587 页。

①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58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50—251 页。

透过“迷离混沌”的表面现象，揭示其历史的本质。

第二，阶级斗争是文明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

正如恩格斯在《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一文中所说的：“至于‘阶级斗争’，那末它不仅使我们回溯到‘中世纪’，而且还回溯到古代各共和国——雅典、斯巴达和罗马所发生过的内部冲突。所有这些冲突都是阶级斗争。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 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①之所以如此，恩格斯讲得也十分明白。他说： “如果我在英文中也像在其他许多文字中一样，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②

显然，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来分析中国历史和世界

历史上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包括由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向另一个更高阶段的经济形态的转变，如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等，同时也包括在一个社会形态历史进程内部的不断前进更新，如中国封建社会里旧的腐朽封建王朝的覆灭和接着新王朝所产生的社会“大治”等等。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由阶级斗争推动的，它既是这一切重大历史事变的“终极原因”，同时亦是其“伟大动力”。

运用历史的观点考察问题，即历史的分析方法，对于历史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同样也是十分重要的。

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 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③“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斗争形式问题。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提这个问题，就等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①这些思想为我们历史地看待与分析一切历史问题，提供了最基本的指针。

在这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同样地为我们作出了楷模。

对于奴隶制，人们一般地都出于义愤谴责它的残忍性，从现代的条件看， 认为它是一种非常荒谬的事情。但是，恩格斯用历史的眼光来分析奴隶制， 把它“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就充分地肯定了它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他说：“有一点是清楚的：当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须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力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在古代世界、特别是希腊世界的历史前提之下， 进步到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社会，是只能通过奴隶制的形式来完成的。甚至对奴隶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因为成为大批奴隶来源的战俘以前都被杀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56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89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512 页。

①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673 页。

而在更早的时候甚至被吃掉，现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②他又说：“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慧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认、同样又为人所必须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③

关于战争这一历史上的现象，列宁对之所作的历史的分析，对我们的启

发是很大的。他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一文中说：“我们认为必须历史地（根据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各个战争。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 它们虽然像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有利于人类的发展，有助于破坏特别有害的和反动的制度（如专制制度或农奴制），破坏欧洲最野蛮的专制政体（土耳其的和俄国的）。因此，必须研究当前这一战争的历史特点。”

①

很清楚，我们在历史教育中必须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这些观点， 对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生活过的历史人物，以及存在过的各种制度，都坚持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把它们放到一定的历史环境里，还它们以历史的科学的地位，这样才能既不盲目地崇古，也不是简单地用今人的标准菲薄古人。

其次，学会历史比较方法。

从 80 年代以来，我国越来越多的人在史学领域里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研究人类的历史，并且出现了比较史学的分科。

说到底，所以需要运用同时也可能有历史比较的方法，是因为如前所述， 历史自身存在着统一性和多样性。因此，历史比较方法的运用，便可以使人们能够更好地认识人类历史的共性与个性、普遍规律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历史发展的特殊道路。

正像有的同志所说的，在古代史学中人们已经广泛地运用了历史比较的方法，只是这时还缺乏系统理论的自觉指导。以《史记·李将军列传》（卷一零九）为例，其中就多次地运用了历史比较方法。

其一，比较了李广所处的几个时代。书中说：“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萧关，而（李）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 秩八百石。尝从（文帝）行，有所冲陷折关及格猛兽，而文帝曰：“惜乎， 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这里讲了两个“时”， 即时代，一个是汉文帝“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内外战争很少的时代，因此不能够充分地使用李广“善骑射”及勇猛格杀的才干，“惜乎”！另一个则是“高帝时”，即秦末刘邦起兵、楚汉战争及汉初剪平异姓王之时，这个时代不同于文帝时，基本特点是战争频繁且十分激烈，按刘邦的话说“乃公居马上得之”的天下，靠的就是武力、争战，因此，他期望的是“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很明显，在那个时代李广若是能够施展才干，自然是“万户侯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22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220 页。

①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668 页。

岂足道哉”。同一列传后边接着又写了孝景帝和武帝时，由于与匈奴开战， 李广遂又显露其“才气，天下无比”，“以力战为名”，“（李）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他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通过汉初几个时代的比较，我们不仅看到了刘邦、文帝、景帝、武帝几个时代的特殊性及李广在其时的不同活动特点，同时也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时势造英雄”这一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

其二，列传中突出地比较了李广与程不识两个将军的不同治军方法。“程不识故与李广俱以边太守将军屯。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伍行阵，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 未尝遇害。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刁斗，士吏治军傅至明，军不得休息， 然亦未尝遇害。不识曰：‘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而其士卒亦快乐，咸乐为之死。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是时，汉边郡李广、程不识皆为名将，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程不识⋯⋯为人廉，谨于文法。”可以看出，司马迁是偏爱李广的，但是， 通过比较方法，程不识与李广治军的不同特点十分明显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谁也不能够否认程不识在治军上严谨而有方。这一点在《资治通鉴》里，就得到了司马光的充分肯定。

其三，列传中实际上从与匈奴的战术、战绩及其后果等方面，比较了李广与当时的名将卫青、霍去病等人的不同，尤其联系到当时的时代特征，指出李广虽“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但最后结果是“引刀自到”且终生未能封侯的原因。通过比较，既给了李广以评价，也隐约地从时代和李广个人主观上寻觅了其“失败”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更是在其著作中，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广泛地运用了历史比较的方法。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基佐（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英国革命史讨论）（1850 年巴黎版）》中，就从英国“资产阶级与大部分大土地所有者之间建立了长期的联盟，而这种联盟使英国革命在本质上有别于用分散土地来消灭大土地所有制的法国革命”，比较了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并且通过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个根本不同特点的比较，解开了“英国革命的保守性的谜”。①通过这个比较，我们还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 解决封建大土地所有制，是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共性、统一性，而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两国则各有各的道路和方式，各有各的特殊性。

列宁十分注意比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发展情况和特点，然后据此确定无产阶级政党的不同政策和策略。他说：“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英美工人运动的言论，同有关德国工人运动的言论比较一下，是大有益处的。如果注意到德国和英美两国，资本主义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资产阶级在各该国全部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形式各不相同这一事实，那末这种比较的意义就更加重大了。⋯⋯从工人政党的实际政策和策略观点来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共产党宣言》的作者针对不同国家的民族工人运动所处的不同阶段决定战斗的无产阶级任务的典范。”①

关于历史比较的类型，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意见。从以上征引的例子中， 我觉得有以下两个思路，可以作为我们进行历史比较的参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251 页。

①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693 页。

第一，分作侧重寻找相异点的比较，侧重寻找相同点的比较和既寻找相同点又寻找相异点的综合比较。②

第二，从时间与空间，整体与部分出发，分作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宏观比较与微观比较。③

应该看到，历史比较方法如果在历史教育中能够加以很好的运用，其效果将会更佳。如马克思指出的“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④我们要使广大的青少年认识新中国成立后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伟大光辉成就，就必须与旧中国做比较，让他们了解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里，中国人民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经济是如何地残破不堪，民不聊生，中国人民蒙受着怎样的屈辱和灾难。这样，青少年们才会真正地体会到新中国得来之不易；真正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才能够使中国走上富强康庄大道的真理。同样地，我们要使广大青少年认识为什么今天我们比西方某些发达国家在经济上落后，也只有通过近 300 年的中外历史比较，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比较了这段历史，青少年们就会看到，是封建制度长期的黑暗腐朽统治使得中国从十四五世纪以后逐渐地落后于西方，特别是 1840 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疯狂地掠夺我国的财富资源，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 一方面养肥了他们自己，使他们的经济发展起来，一方面则使得我国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贫穷落后道路。以 1895 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强迫清政

府签订的《马关条约》为例，仅赔款一项即为 2.3 亿两白银，规定年息 5 厘，

必须在 3 年内付清，而当时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才只有 8000 多万两，于是只好向各帝国主义国家以极高的利息和其他各项附加条件借款。这对于各帝国主义国家无疑地是一种资本输出和赚取高额利润的大好机会，所以当时就出现了俄、法、英、德等国争向中国“借款”的一幕幕闹剧。这一切极大地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导致了中国经济更加落后乃至陷入万劫难复的深渊。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利用中国这笔巨额赔款及利息，大量地投资到国内的钢铁工业和军火工业，一跃而富强起来。这只是近代列强强加给中国数不清的不平等条约中的一例，像《中英南京条约》，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辛丑条约》等等，那一个不是强迫中国向其“赔款”， 又有哪一项“赔款”不是巨额的？！如果再加上近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的其它侵略和掠夺手段来作历史的比较，那么中国为什么落后了，而某些发达国家的经济为什么发达起来，不是就很清楚而昭然若揭了嘛！

② 参看黎澍、蒋大椿主编：《马克思恩格斯论历史科学》第 434 页，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1 月出版。

③ 参看姜义华等著：《史学导论》第 201 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年 11 月出版。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第 28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