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遗产与历史教科书的编写

我国历史悠久，史学遗产非常丰富。留下来的历朝史书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其中有的本身就是历史教科书。如，孔子所著编年史书《春秋》，是作为他私学教授学生的用书。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的念头起于做宋英宗侍臣之时。他说：“光承乏侍臣，尝从容奏旧史文繁，自布衣之士鲜能该通，况天子一日万机，诚无暇周览，乞自战国以还讫于显德，凡关国家之兴衰，系众庶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诠次为编年一书。”很明显，司马光写的《资治通鉴》，是专一给宋代帝王们编的一部提供治乱兴衰经验而又简明扼要的历史教科书。清人吴乘权等编写的《纲鉴易知录》也是一部历史教科书。但是，它不同于《资治通鉴》，不是为帝王编的，而是“以课弟子已耳”，是给青少年读的。更多的史书虽然没有明确其为历史教科书，但是在长期流传之中，亦一直起到“垂训”，“戒惩”的作用，从广义历史教育的角度看，也是一种教育人的读物。正是这些史书，在我国封建社会里，成为人们获取历史知识，承受历史启迪与陶冶道德情操的重要源泉。我国老教育家、曾任教育部副部长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林砺儒说过：“研究教学法应以科学史及科学研究法为据。科学史是人类认识这一类事物的经历；而科学研究法正是对这类事物的最有效的认识方法。那么，教学法当然要从此导引出来，方有理由。舍此将流为空谈。”对于我国史学史及史学遗产进行认真研究总结，很好地继承其中的精华部分，无疑地将对今天编写历史教科书，给以宝贵的借鉴和启示。

一、教科书的体裁和结构

我国旧的史书体裁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完善过程，最先只有“记言”、“记事”两种。《礼记·玉藻》：“（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记言、记事这两种体裁后来发展成为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等几种基本的史书体裁。一直到近代，这些体裁才被新的章节体所代替。我国最早以章节体编写历史书的是夏曾佑（1863—1924）。他用章节体编写了《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自上古至隋）。1933 年商务印书馆重版时改名为《中国古代史》。以后，章节体遂成为我国史书包括中学历史教科书所采用的主要体裁。

但是，应该看到，我们现在所用的章节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对国外史书体裁和我国旧史书体裁作了继承吸收，而后出现的。它的按照历史发展层次关系的问题排比史事的方法，与我国古代的类书十分相近，而其叙事又采取了纪事本末体的方法。再就其具体的结构而言，许多旧史书体裁的优点它都做了吸收和包容。

章节体的叙事方法既是纪事本末的形式，势必就应该很好地考虑吸收旧史书纪事本末体于叙事时，按照时间顺序，详其首尾，有始有终，生动具体的特点。旧史书中纪事本末体所记每事的题目都很具体，力戒空泛，而且用字简洁概括。如，首创纪事本末体的袁枢在《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中，就用了“七国之叛”、“孙氏据江东”、“太宗平突厥”、“安史之乱”、“祖逖北伐”、“桓温伐燕”、“隋讨高丽”等题目。这里显然有作者封建正统思想在起作用，在使用题目中的动词时，明显地加了褒贬含义，但是，其立题的文字具体概括却是可取的。今天编写历史教科书在大小标题子目的文字表述上如何更具体而不空泛，更简练而能概括课文，是可以对之借鉴的。

章节体既采纪事本末体的纪事方法，就势必不可避免地带有纪事本末体的一些缺点。如，纪事本末体虽也按照年代顺序排比叙事，但是，由于照顾到每一题目的始终，就难免割裂同一时间内各个方面史事的联系，不利于人们从横向社会上去总体地考察一个时代。这一点在我们教科书中是存在的。关于唐太宗贞观年间的历史，由于受限于这种写法，而要分散在“贞观之治”、“唐代经济发展”、“唐前期的民族关系”、“隋唐时期的文化”等几个课题中进行叙述，学生很难掌握这一时期历史的总貌。再如，纪事本末体也写历史人物，但是囿于以记事为主，只能采用于记事中带人的写法。这样，人物形象就常常不够丰满，重要的历史人物不能“树”立起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有时出现一个历史人物，只是近乎空洞的人物名字，而缺乏有血有肉的灵魂的活生生人物形象，就不能不说是带有这种弊端的痕迹。为克服这些编写上的弱点，我们可以在历史教科书中适当地吸收旧史书编年体和纪传体的某些长处。

编年体史书最大的特点是以时间为中心，按照年、月、日的顺序叙述史

事，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能够使“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从而让人们能够看到同一时间内发生史事的横向关系，对历史有个总体知识。这一特点恰恰可以弥补章节体采用纪事本末方法记事的不足。联系到今天的历史教科书，就可以考虑在课文正文之外，适当地引入编年体成份。如，增强书后大事年表的份量，不但把它作为史事年代的备查工具，还更多地当成加强同年发生史事横向联系的重要部分。大事年表也可以考虑不止在一册教科书后附录，而是穿插在中国古代史每个或几个朝代之后、中国近现代史每个时期之后或世界史一个历史发展的大阶段（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予以附录。还可以在教科书中编写一些专题史事年表，如，中国古代史某些重要帝王政绩表；中国近代史某一重大历史事件大事年表；世界史某一重要国家大事年表或几个国家史事对照表

（如“英、美、法资产阶级革命对照表”）等。在这方面，还可以参考纪传体史书的某些编写方法。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中心，基本用一人一传或数人合传的形式组织历史内容。这样，在突出了人物活动的同时，也如同纪事本末体史书一样，割裂了同一时间下史事、人物的内在联系，难于一下子见到一个时代的历史总貌。纪传体史书正是考虑到这些不足，于是采取了本纪编

年和列表的方式，予以弥补。纪传体的本纪其实就是以一个帝王为中心，按照年月日顺序，简要地排列其统治期间（也就是该王朝中一个时代）的大事编年。如果将一系列“本纪”连接起来，便能成为一部简要的王朝编年史。纪传体一般地还有表的部分，如《史记》有表十篇，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大事年表性质的，像《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等，起到“年经事纬，纵横互订”的作用。另一类是人物的年表，亦可称专题年表，如《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可以与列传互相补充。有本纪，有表，纪传体史书的缺陷就部分地得到了补偿。历史教科书在采用纪事本末体叙事方法同时，注重一下大事年表和专题年表的编写，其实也正是这种纪传体史书编写方法的灵活运用，参考纪传体史书的如是部分，对编写教科书将是有益的。

为了增强学生对中国古代王朝、帝王的时间观念，香港和台湾的一些中学教科书每每在叙述一个王朝史事的前边或后边，放人一个该王朝的“帝系表”，用划“一”的方式将该王朝的所有帝王按其先后次序列出。如“西汉帝系表”：

高祖刘邦—惠帝刘盈—文帝刘恒—景帝刘启—武帝刘彻一昭帝刘弗陵一宣帝刘询一元帝刘奭—成帝刘骜—哀帝刘欣—平帝刘衍—孺子婴，这其实就是史书中本纪和表某种形式的综合利用。它对于加强同一时间发生史事的横向联系是有作用的。但是，香港、台湾历史教科书的“帝系表”，大多拘泥于一朝一代帝王的完整性，而失之烦琐。我们高等学校历史系用书中常常插入这样的“帝系表”，是为了满足历史专业学生掌握历史知识的需要，而中学历史教科书由于每个朝代涉及的帝王有限，因此就不必要插入这样详细的“帝系表”。但是，在历史教科书中采用多种形式，注意在重要王朝中，列出其主要帝王的名字和世袭关系，还是可以考虑的。

在总体上按照章节体，采用纪事本末体叙事的情况下，还可以适当地吸收编年的方法叙述某些史事。如，有的香港中学历史教科书在写到近代中国“洋务运动”时，在叙述它的起因和主要代表人物后，用编年方法列出同治某年建了某厂，某年又建了某厂；光绪某年建了某厂，某年又建了某厂，等等。这种在“纪事本末”之中放入一定程度的“编年”，作为一种叙事方法，很有可取之处。它有利于使学生看到某一历史事件纵的发展进程；既掌握了基本史实，又能看出它的逐步发展，这种编写方法过去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没有用过，今后可以考虑在叙述某些重大战争过程，某一重大历史现象过程（如“工业革命”）等时，予以适当采用。

关于加强历史人物的编写，纪传体史书给予我们的借鉴更大。纪传体史书写历史人物，一人一传或多人一传，详其生平事迹，常常其本身就是一篇人物传记史实。人物在纪传体史书中，大多被树立起了栩栩如生的形象，使读者能够通过人物的活动，看到有血有肉又有灵魂的人类历史。

归纳起来，纪传体史书在写人物上，有如下的特点：

写人物的具体活动。如《史记·李将军列传》，对于李广这个被匈奴称之为“汉飞将军”的历史人物，就非常具体地叙述了他与匈奴打仗 70 多次的战斗生涯，有的概述，一笔带过，有的则详细加以描绘，读者读后，对于这位 60 多岁西汉御匈名将一生的主要事迹，印象很深，不会有一点人物空虚苍白的感觉。
写人物的形象。如《史记·高祖本纪》在写西汉第一个皇帝刘邦时，

不仅着墨于他从参加秦未农民起义入关灭秦，到与项羽逐鹿中原争衡天下，建立西汉王朝以及建国后的种种措施，使得西汉 200 年基业得以奠定的一生主要政治活动，而且通过他少年时与人饮酒眠娼，不事产业，后来与项羽争战时怎样善用人才，灵活多变，称帝后怎样侮弄儒生，又怎样衣锦还乡，向他父亲及乡间父老夸耀自己等等史实，活灵活现地写出了刘邦既有雄才大略，处处高于项羽的创业帝王形象，也写出了他流氓无赖、不拘小节的一面。经司马迁的记述，刘邦这个历史人物跃于纸上。

记言与载文。如《三国志·诸葛亮传》不仅写了诸葛亮一生的活动事

迹，而且记述了他不少的言论。其中尤为详尽地记述了他与刘备在隆中的对话。在这篇著名的《隆中对》中，诸葛亮清晰地向刘备分析了东汉末年各个军事集团的特点和全国形势，并且提出了夺取荆益，出兵中原，建立霸业乃至重兴汉室的方略。“传”中对于诸葛亮的一些奏表亦全文写入或节录。如全文写入《前出师表》，节录了向后主刘禅所上的关于自己死后，“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的表章。言为心声，有了诸葛亮的言、文，诸葛亮就不但有形而且有声了，他的深远志向，超人谋略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就能够生动地呈现于读者眼前。

写旁人对人物说的话或议论。如，《三国志·诸葛亮传》写诸葛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管仲、乐毅”之后，马上引用当时人对他的评论说：“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颖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写诸葛亮出隆中以后，刘备与之“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以后，也引用刘备的话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写刘备兵败夷陵，在永安托孤时，引用刘备对诸葛亮说的话： “君（指诸葛亮）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当诸葛亮对之说：“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后，又引用了刘备给刘禅的诏书说：“汝与丞相（指诸葛亮）从事，事之如父”。写到诸葛亮出军五丈原，继而死之，蜀军退回成都时，引述当时与诸葛亮交战的敌方统帅司马懿“案行其（指诸葛亮）营垒处所”后赞叹他说：“天下奇才也”。这些旁人对诸葛亮说的话或者评论，无疑更加衬托出了诸葛亮的高大形象。
写情节和场面。这方面在纪传体史书中是很突出的。人物活动的情节在史家笔下常常是曲折多变，甚至险象丛生。如，《夫记·高祖本纪》写刘邦在楚汉战争中的历程，时而大败，时而再起，而最后终于完全压倒项羽，取得了最后胜利；《史记·李将军列传》写李广一生勇猛剽悍，多次险些丧生于匈奴骑兵的箭下，命运独乖，坎坷艰难，终身未得封候，最后在卫青的逼迫下壮烈自尽身亡，等等，都在情节上很下功夫的。场面也是写得各有特色。如《史记》写刘邦、项羽“鸿门宴”暗藏杀机的宴会场面；写巨鹿之战时楚军与秦军激烈厮杀的场面；写项羽该下被围、四面楚歌，不得不与美人虞姬分手的悲壮场面；写韩信被刘邦拜将登台时的隆重威严场面，等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把人物置身于一定的情节和场面中，人物才能活起来，给读者以真实的历史感，使读者仿佛与人物同时深临于历史环境之中。

作为中学历史教科书必须要简洁，每册乃至每节的课文不可文字过多，以适合中学生的阅读使用，同时，还要考虑采用章节体，以纪事本末形式叙事，从而有利于学生更有层次地掌握课本内容，看到史事之间的因果关系，认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因此，不能也不应该像旧的纪传体史书那样，采用

人物传记的形式编写。但是，在考虑到“‘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时，编写历史教科书却应该也必须突出对于历史人物的叙述和描写。唯有如此才可以把历史写得具体，而不会使之成为抽象的社会学公式。在这方面，纪传体的史书诸如以上写人物的种种笔法，完全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

二、教科书的语言文字表达

历史教科书的文字表达，说穿了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写史实，如何叙述史事；一个是如何写分析，如何写史评，在这两个问题上，旧的史书都有自己业已形成的方法，可以提供我们借鉴。

关于写史实、叙述史事。治史者不可避免地会碰到对于史实、史事是写得具体明白点好还是写得凝练含蓄点好，这样两种写法孰取孰舍的问题。

孔子编著的编年史书《春秋》深含“惩恶而劝善”的“义”，向以微言大义，“寓褒贬，存善恶”而著称。一部叙述 242 年历史的史书，只用了 18000多字，可谓简单概括矣！文字凝练而又包含丰富的知识量，有的甚至只有标题而无详细的内容，是它的特点。但是，《春秋》不适合于人们阅读，尤其不能满足初学历史的读者学史需要是很明显的。所以，后世出了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专为《春秋》作注，实则是补充具体史实，丰满其具体内容。这个道理前人已经认识明白。唐朝人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总叙》中，针对有的儒生认为只要读了《春秋》就可以了解当时历史，而知“褒贬” 的情况说：“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儒者好为大言，动曰舍传（指公羊、谷梁和左氏等“传”）以求经（指《春秋》“经”），此其说必不通”。后来的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和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等基本上都是既有博大的知识量，而又于每条史事中具体地细其始终，详其内容，不再叫人看不出历史“事迹”而给人一些凝练乃至只是标题的“知识点”了。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旧史书在写法上趋于成熟的表现。

借鉴我国史学史，继承优秀史学遗产，我们今天的历史教科书尤其是青

少年使用、阅读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应该选取这两种写法中的哪一种，不是不言而喻吗！

关于叙事与评析的关系，旧史书创立了“寓论断于序事”和“太史公曰” 相结合的好的文字表述方法。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六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叙述了史事而于其中“寓”含论断，这确实是司马迁作《史记》的重要笔法。他写李斯，先写他在家乡看到厕所中的老鼠偷食人粪便还胆战心惊地“首鼠两端”，而粮仓中的老鼠爬在仓顶吃得肥头大耳，却因无人骚扰而悠闲自得时说：“（看来）贤与不肖在所自处耳”！以后，又按照司马迁的看法写了李斯逢迎钻营，投机取巧地度过一生的种种事迹（见《史记·李斯列传》）。看来只是叙事，可是一言一字都无不寓含着司马迁的评析，认为李斯的一生正是在他所说的“贤与不肖在所自处耳”的指导思想、伦理标准的摆弄下度过的。《史记》的其它诸传也都是用这种笔法写就的。司马迁在写史表述方法上所树立的这个楷模，成为我国后世旧史书写史所一直遵循的基本方法。

既然这样，是不是旧史书只有叙述史事，而没有直接了当的评析之语呢？

不是，史家对史事的评析之语比比皆是。

一种形式，是通过叙事中旁人的话，来对立传人物作出评析。这一点在前边论到纪传体史书写人物的特点时已经述及。其实这仍然是“寓论断于序事之中”的写法。不过是寓论断、评析于古人口中，而在叙事时道出而已。另一种形式，是由编年史书的史家自己出面说话，加以评析。这种形式

在《史记》里是于每篇之后加“太史公曰”，在《资治通鉴》里是在重大事情叙述完加“臣光曰”。“太史公曰”和“臣光曰”都是作者的史评，话不多，却有“画龙点睛”之妙！如同样是记叙了西汉武帝时李广为将待士卒宽舒，而程不识为将治军甚严的史实，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后的“太史公曰”中说：“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及（广）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显然是肯定李广而贬程不识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十七的“臣光曰” 中却说：“《易》曰：‘师出以律，否臧凶’。言治众而不用法，无不凶也。李广为将，使人人自便。以广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为法。何则？其继者难也；况与之并时而为将乎！⋯⋯小人⋯⋯以程不识为烦扰而乐于从广，且将仇其上而不服。然则简易之害，非徒广军无以御虏之仓卒而已矣！故曰‘兵事以严终’，为将者，亦严而已矣。然则效程不识，虽无功，犹不败；效李广，鲜不覆亡哉！”明显地肯定了程不识，而对李广的做法加以批评。两位史学家对史事迥异的是非观，一清二楚。

今天的历史教科书在叙史与评析史事上，对于旧史书的“寓论断于序事之中”与“曰”的笔法不妨加以参考。这样，对于避免教科书中一些空发议论或者只见史事又缺分析的表述方法，肯定是有益的。当然，评析不一定非拘泥于纪传体史书的放于“传”后的方式，而可以穿插于史事叙述当中，所谓“夹叙夹议”，像司马光的“臣光曰”一样。

三、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