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继承和创新

我国史学遗产中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史学家在编写史书时总是不断地有所创新。从“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两种形式，发展到编年体和纪传体； 编年体又发展为通鉴体，更演变出了纲鉴体。纪传体也由《史记》的通史发展到《汉书》的断代史。由于人们苦于编年体一人一事常缀于多年多月，首尾不相连贯，而出现了纪事本末体。唐时，杜佑著《通典》又发明了专一记述典章制度的政书体；刘知几著《史通》，后来王夫之著《读通鉴论》和《宋论》，又发明了史评体。其它如史考体、学案体、图谱体、方志体，等等， 更是不胜枚举。这种不断创新或由于时代的变化，或由于所叙历史内容决定， 或由于纠正、弥补前人史书体裁的弊端，原因不尽相同，但是其精神在我们今天编写历史教科书时却是应该吸取的。我们不但在教科书的内容上要不断地把史学界研究的新成果吸收进来，经常更新，而且在编写形式和叙史方法上也要不断地做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这样，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才可以永葆青春。

但是，也要看到，我国史学遗产中还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新的史书编写总是十分注意对以前史书的吸收和继承。有的是父子相承，如司马迁就是继承他父亲司马谈编史的计划和遗志而写就了《史记》；班固在编著《汉书》时，更是充分地吸收了他父亲班彪所作的《史记后传》和当时其它人写的续

《史记》之作。有的则是吸收了前人的精华而熔铸出了自己的体裁和写法， 如司马迁创造的纪传体与当时能够见到的《世本》关系就很大。据后人辑的

《世本》看，其中就有帝系、纪、世家、谱、传等几个部分。显然，司马迁

《史记》中的本纪、列传、世家、表等部分是参考了《世本》，而以之为依托的。至于从总体上看，无论是一种史书体裁的本身发展，还是各种史书体裁之间的渗透，都无不体现出了各种史书之间的相互吸收与继承。这样，就在我国史书编著的长河中，表现了新旧相因的连贯性。这一点，我们今天编写新的历史教科书时，也是要给予考虑和吸取的。我国历史教科书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算起，包括试用、移用和自己编写，已有近 40 年的历史，它已经形成一套原则、体例和方法，凝聚了研究者和编写者的多少艰辛血汗，又孕含了多少宝贵经验。我们对于这些都要充分地吸收，切磋切磨，而不能简单化地一弃了之。从连贯性这一点出发，已有成果应该是新编历史教科书的基础，不断创新，则是它应该为之努力奋斗的方向。（收入《历史教学社会功能的探讨——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论文集》（第三集），中国地图出版社 1989 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