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史论结合——历史教育的原则和必由之路一、历史教育必须坚持史论结合

史论结合是历史研究的一条重要原则，同样地，它也是历史教育的一条根本性的原则。

史，我们一般指的是史料；论，则指的是理论，也即是我们所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处理好历史教育中的史与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在历史教育中，如何更好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科学认识论的问题。

我们前边讲过，历史教育实质上是一种认识活动，是人们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活动。因此，它要取得良好的效果，就必须严格地遵循人们认识事物的规律，而不能够与之相违背。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对这个认识规律和过程阐述得十分清楚。他说，人们的正确认识都要经过两个阶段，“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①他又说：感性阶段要解决的是认识事物“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 而理性阶段才解决对于事物“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的认识。

②

历史教育同样地要遵循着认识的这两个阶段，而且要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统一于整个的教育过程之中。

历史教育的感性阶段，即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由于历史所具有的“一度性”的特点，是不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依靠实验或观察等手段进行的；因为无论如何，历史是不能够重演或再现的。它唯一“感觉”、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办法，只有依赖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的或多或少的痕迹，即史料。如，人类历史遗址、遗迹。像北京西南周口店的北京人遗址，通过对其考古发掘，不但了解了当时北京人生活的地貌环境、同生的动植物，而且通过发掘出的北京人遗骨化石，他们制造和使用的旧石器以及用火痕迹，认识了北京人的体型面貌，当时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等。再如，历史的文字记载，像历史上的史书、档案、文集等等；它们不仅数量庞大，浩如烟海，汗牛充栋，而且往往能够详细、具体、生动地通过文字记述，把历史上的事件、人物、制度、现象栩栩如生地反映在今人的面前。这部史料对于我们感性地认识当时人类的社会历史最为重要。此外，还有口头史料，即限于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目击者、闻者还停留在口口相传的历史资料；民族调查资料，即对于仍然处于早期历史发展阶段的民族进行调查而后整理、记述下来的材料。像摩尔根所写的《古代社会》， 就是他对于印第安人的调查材料，其中所记述的印第安人的原始社会生活情况，对于我们认识整个人类社会的这段历史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正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的：“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历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86 页，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86 页，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

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③

因此，可以这样说，没有史料也就没有历史教育所必须经过的感性认识历史的阶段；翔实的史料是我们历史教育的必要前提和基础。“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④，同时，进行教育包括历史教育，也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

但是，只停留在感性阶段，历史教育并没有完成它的认识过程，还必须使之上升到理性阶段的认识才行。“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 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⑤。这是因为“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⑥“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⑦

很显然，我们要在历史教育中，引导人们把片面的、零碎的史实联系起

来，“由此及彼”地揭示其内在的因果关系和历史发展规律；要想让人们能够透过史料的表面现象认识历史的本质，“由表及里”，就非得有理论的指导不可。对于历史教育，详尽地占有史料是重要的，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指导，同样也是重要的。而唯一正确的途径就是史论结合，既坚持在历史教育中运用翔实的史料，让史实说话，又坚持用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对史料做出应有的分析，引导人们从历史事实中去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掌握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去观察、分析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说，在历史教育中单纯地堆砌史料，为趣味而趣味，或者是脱离丰富、具体、生动的史实，只是空喊口号、“贴标签”等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不可取的，应该予以坚决的摒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