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教育的凭借和依托——史学

从历史教育的发展史，可以看到，史学与历史教育几乎是同时产生的一门学科，而且在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不可分割的联系和关系。

首先，历史教育是史学的重要功能之一。这一点我们从史学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即可明晰。一般说，史学研究的成果要想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和效益，大体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整理出资料或论文，提供给国家决策机关，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6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82-83 页。}

作为制定政策时的参考。另一种则是撰写成论文或编著成史书将其发表、出版，对人们进行历史教育，从而发挥自己的功能。第二种方式是更为经常和大量的。关于这方面的事实，从本书的第一章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许多，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同时，一切历史教育归根到底都是要凭借史学，并以史学作为自己依托的。历史教育说透了不过是把史学的研究成果，以一定的方式，转化成为社会教育的活动。

例如，史学研究的视野、观点和史实的辨析，就决定了历史教育的视野、观点和选材。《春秋》作为史学成果在当时是很大的，它开创了我国编年体史书的先河。但是，囿于孔子对历史的看法，《春秋》大抵只能算是一部政治史，而关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文化等丰富的内容，则语焉不详或者干脆不记。有人对于《春秋》的内容作了大体的统计，“其中征伐占百分之四十，会盟占百分之二十，朝聘占百分之二十，灾异（日月食、星变、虫灾、地震、山崩、雨、霜、雹、冰、水旱、异鸟、陨石）占百分之十”。①而其史观，又是出于维护西周以来的统治阶级等级秩序“贬天子，退诸候，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②它要做的是把已经“礼崩乐坏”的现实，重新以“正名”的手段，恢复到西周的当初。其选材由于受到了列国纷争、分裂割据的局限及其“寓褒贬，存善恶”笔法之约束，显得十分简要，以致需要后人为之作“传”，才能尽达其历史的本来面貌。像这样一些情况，在孔子把

《春秋》作为六艺之一以教育弟子的时候，显然是要受到影响的。《春秋》的成就与不足必然地要决定着当时历史教育的功效与不足。毋庸赘论，这是昭然若揭的事实。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和以后，史学研究发生了根本性质的革命，诚如列宁所说，马克思“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他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 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并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确切判明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排除了人们选择某一‘主导’思想或解释这个思想时所抱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马克思对这一切都注意到了，并指出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途径，即把历史当作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①

如上对史学产生巨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势必同样地也会作用于历史教育，使历史教育在吸收利用史学研究的成果上，产生质的根本变化。

^{① 李宗邺：《中国历史要籍介绍》，第 45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②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①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586 页。}

史学研究的科学化必然带来历史教育内容的科学性。这是不言而喻的。

再如，史学研究的一切新的成果，都会及时地被反映到历史教育中，使历史教育得到不断的充实和更新。

拿历史分期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史学界广泛地开展了中国史上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问题的讨论，目前虽然仍是众说纷坛、意见分歧，但是，较为公认之说是分界于春秋战国之际，于是在历史教育中基本采纳了这一说法。关于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期，以前人们是以 1919 年的“五四”运

动为界，现在则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大多数人都将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定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我们看到，这两种意见及其变化，都曾经在历史教育中得到相应的反映。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曹操、左宗棠、刘步蟾等不少历史上著名的人物，史学界的评价都有过较大的发展变化，先是贬多于褒；而后则是褒多于贬，充分肯定其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功绩。这正反映了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提高。众所周知，对于这些历史人物评价的发展、变化，都是同样地被及时反映到历史教育的领域中，不论是历史书著还是历史题材戏剧、电影，都莫不如是。

有时，则表现在新史料的发现和运用上。较大的例子，如上个世纪末甲骨文的发现、本世纪 20 年代周口店“北京人”骨化石的发现及其遗址的发

掘、本世纪 60 年代的距今 170 万年前云南元谋人骨化石的发现等等，都曾经在我国古代史的研究工作上产生了重大的突破，同样也使我国的历史教育工作出现了崭新局面。较小的例子，如 1972 年在山东银雀山汉墓中发现《孙膑兵法》的简牍，1987 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发现迄今为止我国最早的麻纤维纸（其时间当在西汉文景时）等，也都充实、更新了史学研究的内容，同时亦为历史教育工作补充了新的史实。

我们认识到这个道理，明确史学与历史教育的关系以后，就要更加自觉地把历史教育的工作牢固地建立在史学研究的基础上，最充分地吸取史学研究的成果，使历史教育更加科学化，确实保障历史教育能够在高水平、高质量上。一般说，历史教育与史学研究相比，是一种普及性的工作，但是，要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把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普及工作应该在提高的原则指导下进行。